一星从城里高中同学聚会回到家里的时候，发现母亲正坐在堂屋里低声啜泣，弟弟站在她旁边，脸上也挂着泪。
“妈，你怎么了？”她扔下书包跑到母亲面前。
母亲抬头看着她只是掉眼泪，没有说话。
“妈，你脸怎么了？怎么又红又肿？”突然注意到母亲的左脸又红又肿，可是她只是掉眼泪，就是不说话。
“小光，到底怎么了？你说！”一星着急的转向一旁的弟弟。
小光哭着告诉她说：“姐，我们家给奶奶住的那个房子今天被大伯刨了一间，他还打了妈妈。”
“他们凭什么？妈，到底是怎么了？你快告诉我。”一星知道这么多年来她们家和她大伯家一直处的不好，哪怕是爷爷奶奶给她们家一个鸡蛋大伯他们都要争。
“之前你在学校一直没有告诉你，自从你奶奶去年去世之后，我原本想把那房子卖了将就你读完大学，这事儿让你大伯知道了，他非要说那房子是你爷爷奶奶的，卖的钱要两家平分，我没答应，他就经常来家里闹，今天又来闹，我还是没答应，他就带着他儿子去把那房子刨了一间。”妈妈一边抹眼泪一边说。
那套房子是爸爸在世的时候给爷爷奶奶盖的，爷爷奶奶去世之后房子就空下来了。妈妈一直想把房子卖了，可是没想到大伯却跳出来要均分房款，这个世界上，想不劳而获的人太多了。
“妈，您别难过，这件事儿我会处理的，我不会让他们分到一分钱，”一星蹲在母亲面前，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坚定地对母亲说。
她长大了，是时候承担处理一些问题了。
“星儿啊，你怎么处理啊？”母亲无奈地看着她。
“妈，您忘了呀？我是学法律的呀，我们到法院告他们。”
一星高中读的是理科，数学和化学都拿过竞赛的奖项，大学却选择法学，很多同学包括高中班主任都不理解她为什么要放弃理科专业，尤其是当时理科还比较吃香比较好找工作的情况下，不听劝地选择了文科专业，还选择了法学这么个更加不好找工作的专业，只有她自己知道。
1991年那场震惊中国的矿难，死了147个人。当爸爸血肉模糊地被抬出来的时候，妈妈哭得昏了过去，弟弟坐在地上哇哇大哭，她手足无措地求邻居帮忙却没有人愿意理她，而那几个人甩下一万块钱之后扬长而去。鲜活的生命就值一万块钱吗？是啊，贱如蝼蚁的生命在中国遍地都是，死一个人又能怎么样，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人了。她不甘心，她知道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她依然期望有一天能用自己少得可怜的力量去声张正义，对，声张正义，这是她选择专业时脑子里唯一闪过的想法。多年后想想当时的自己，幼稚又可笑，但她却喜欢那时的自己，因为那时的自己心里至少还有信仰。
“这样行吗？打官司不是好事儿啊。”母亲忧心忡忡地说。
这不能怪母亲，中国的法制环境这么差，老百姓有冤不敢伸，视公检法如豺狼虎豹，不敢打官司，对法制极度不信任，对公权力极度不信任，刑讯逼供、长期非法羁押、随便逮捕等有违法制建设的现象屡见不鲜，尤其是在地方，在基层，在农村，在偏远山区，老百姓不学法、不懂法、当然更不会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被刑讯、被非法羁押、被无理罚款、被……时，首先想到的是赶紧找关系，没有关系的只会自认倒霉，挨过去了就算了。有关系的到处托人送礼，没有人会想到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在中国，实体大于程序，行政干预司法是“被默认的正义”。很多人在这条默认的正义之路上走的风光无限，但是更多的人在这条路上走的满身是血，还有人在这条路上走的浑浑噩噩，同流合污。
这样的现象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更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就可以改变的。纵观整个中国法制史，夏商时代野蛮严酷，随意擅断，司法与行政、军事合体，民刑不分，不过，对于那么久远的老祖宗来说有个所谓的“法”已经很了不起了，合体就合体吧。西周时期的刑罚体系初现雏形，但是重刑轻民的现象并未得到改观，同罪异罚制度得到解读，不同身份等级的人犯同样的罪行，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却不同，适用的处罚结果也有别。这也是后来“八议”制度的起源。不过在那个时代，能够建立起刑罚体系已属不易。春秋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以先秦法家“法治”、“重刑”思想为指导，开创了中华法系的立法先河，说起来******也算中国法治化道路上的一代功臣，贡献不小。秦朝的严苛酷吏直接导致了它的短命。刘大叔的“约法三章”确实给他带来了实惠，被铁鞭大棒长期欺压的人民顿时如沐春风，对刘大叔感恩戴德，争持牛羊酒食现飨军士，让刘大叔毫无后顾之忧一并歼灭了项大叔，话说刘大叔的子子孙孙们也够争气，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但是，它的“上请制度”（就是在贵族官僚犯罪后，一般司法官员无权审判，必须奏请皇帝裁断，皇帝可以根据犯罪者的具体情况——如何皇室的亲疏关系、现任官职的大小以及功劳大小等，来决定如何减免其刑罚。它源于礼之等级名分，是“尊尊”、“贵贵”原则的体现。也就是说只要皇帝老爷高兴，想要谁头点地谁就得头点地，想让谁看到明天的太阳就让谁看到明天的太阳），“推恩令”（将先君分封老侯王的恩典，推及他们的子孙，即原来只能有嫡长子继承的封地，允许由诸侯王的众子弟分享。所以说一代富世世代代都富，一代穷世世代代都穷，除非改朝换代），“《春秋》决狱”（它是西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提倡的一种断狱方式，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断狱指导思想，要求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一书的“微言大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根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施用法律。要说董大叔也真够能耐的，活生生的让景帝罢黜百家独尊她娘的儒术，这个唯心主义的大忽悠让那些不法之吏的自由裁量空间得到了更大的发挥，让法官将本应由公检法相互制衡的等边三角形中生拉硬扯成一条以法官为中心的直线，呜呼哀哉！）等等哪项不是维护皇权特权阶级的屏障。再来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刑罚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八议入律，官当制度，进一步体现了对特殊群体的保护，不得不说特殊群体真是超牛B的群体。开元盛世那可是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大骄傲呢，它的超前与领先果然不是盖的，那是相当的超前，相当的先进，还有牛人狄仁杰，多少冤假错案在他手里得到平反。不过，用最简单的数学加减法来计算，假如狄老一天审一个案子（基本是不可能的），一年审365件，他老人家一共活了70岁，就算他20岁开始审，一生共审18250件，那又能如何呢！？一个国家要是沦落到仅靠某几个人的力量，何其悲哀！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永徽律疏》在中国法制史乃至整个亚洲的法制史上所带来的成就。宋元时期基本延续了唐朝的法制体系与律法，但是，“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敕”再一次告诉世人，你们的小命握在谁的手里，什么狗屁律令，到头来都是某人手中的废纸。明朝这个奇葩的朝代根本不能提，阉党就跟霍乱一样肆虐，法律形同虚设，即使是这样，这个朝代竟然半死不活的撑了近300年，也算个奇迹的存在了。说着说着我们就来到了最是让中国人抬不起头来的丧权辱国的大清朝，其实大清朝也没那么烂，刨去慈禧老太，也是不错的，出了那么多风流倜傥又睿智能干的皇帝才俊，比起明朝那些酒囊饭袋加吸毒嗑药的草包们，那真是天上地下了。乱糟糟但极具开天辟地之功效的民国咱就不提了，出了几部临时法律，也没存在多长时间，更何况也是带着某个特殊群体（哦！牛B的特殊群体）的使命。然后，我们伟大的新中国成立了，基本废弃了原有的法律，在借鉴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的法制体系之后又重建了我们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中华法系，特色在哪里呢？长期以来的重刑轻民思想让老百姓不到万不得以不敢随便与衙门打交道，实体大于程序的司法、执法操作让很多程序法条等于摆设……，不能再说了，越说越生气。
“妈，对于咱家来说，现在唯一行的通的方法就是去法院告他们，你相信我，我一定会赢的。”这样的保证其实她自己都心虚，但是，她要试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