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年轻的基库尤人叫奇塔乌，他来自基库尤保留地，到我家来给我做工。他是个沉静的男孩，做仆人很有眼色又贴心，我很喜欢他。三个月后的一天，他让我帮他写封推荐信给我的老朋友阿里·本·萨利姆族长—一位驻扎在沿海蒙巴萨的地方长官，因为奇塔乌见过他来我家，现在他说想去为族长工作。我不希望奇塔乌刚熟悉家里的日常工作就离开，于是对他说，我会给他加薪。不，他说，他离开不是为了要更高的薪酬，而是他不能再待在这里了。他告诉我，他还在保留地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么成为一个基督教徒，要么成为穆斯林，只是他还不知道选哪个。出于这个原因，他来为我工作，因为我是个基督教徒，而他已经在我家待了三个月来观察基督徒的行为和习惯。离开我后，他会去蒙巴萨的阿里族长那里再待三个月，学习穆斯林的言行举止，然后他就可以抉择了。我坚信，即使是大主教本人面前摆了这样的情况，他肯定也会像我一样惊呼，至少会这么想：“上帝呀，奇塔乌，你来的时候就应该告诉我啊！”
穆斯林只吃由穆斯林依照正统方式割喉的动物肉。这在游猎时是个大难题，因为你带不了多少补给，还要依靠打猎来给仆人们提供食物。你打到一头狷羚，它倒下来时，你的穆斯林仆人们会像插上翅膀一样一拥而上，以期赶在它咽气前把它的喉咙割断；而你自己悬着一颗心看着他们，目光焦灼，因为要是看到他们耸着肩膀、伸着脑袋盯着它的话，就说明狷羚在他们赶到之前已经死了，然后你就得追踪另一头狷羚，不然你的扛枪手就得挨饿。
在战争刚刚打响的时候，我要赶着牛车出远门。出发前一晚，我碰巧在基加贝遇见了一位穆斯林首领，我问他能不能给我的人律例豁免权，期限是这次游猎的整段时间。
这位首领很年轻，但也很睿智，他与法拉和伊斯梅尔谈话，然后宣布：“这位女士是耶稣的信徒。当她用来复枪开火时会说，或者至少会在心里说：以上帝之名。这会让她的子弹等同于正统穆斯林的刀。在这次旅途的全程，你们可以吃她打来的动物肉类。”
因为各教会之间的互不相容，基督教在非洲名声受损了。
在非洲那些年的圣诞夜，我会开车去法国教会听午夜弥撒。通常一年里的这个时候都很热。你开车经过篱笆围的种植园，老远就听到清透暖风里的教区钟鸣。等你到达时，一群快活的人已经围在教堂旁，内罗毕那些法国和意大利的小老板们举家来到这里，修道院学校的修女们也在，土著们穿着艳丽的衣服蜂拥而至。精美的大教堂被神父们亲自装点了数百支蜡烛，光亮通透。
卡芒提到我家那年的圣诞节，我告诉他，因为他同是基督教徒，我要带他去做弥撒，我用神父的口吻向他描述了将会看见的美丽事物。卡芒提都听进去了，灵魂深受触动，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而汽车都等在门口了，他又心烦意乱地跑回来，说他不能跟我一起去。他不想给我解释，只是躲避我的问题，但我最后还是问出来了。不，他不能去，因为他到现在才意识到，我要带他去的是法国教会，他在医院时就被严重警告过，要远离那个教会。我对他解释说，那一切都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不和，现在他必须去。就这样，他在我眼前变得像石头一样僵硬—“死了”，他翻起了眼珠，这样只能看到白眼球，他的脸直冒汗。
“不，不，穆萨布，”他低声说，“我不能跟你去。我知道得很清楚，在那座大教堂里面有一个穆萨布，姆比亚萨那。”—坏得要命。
我听到这个很难过，但我想，事到如今我非得带上他不可，让圣母亲自点醒他。神父们在教堂里放了一座真人大小的圣母玛利亚直板像，蓝白色的，土著们通常会被人像打动；让他们想象一幅画面则很难。我对卡芒提承诺我会保护他，这才终于带他去了。他走进教堂时，紧紧贴着我站着，忘记了所有的顾虑。这又刚好是他们历年来在教区做的最好的一场圣诞弥撒，教堂里布置有非常隆重的耶稣诞生场景—岩洞里的圣家三口。布景刚从巴黎运来，被蓝天里光芒四射的星星点亮，它周围摆了一百个玩具动物，木头小牛、纯白棉绒的小羊，尺寸都不算小，这肯定让基库尤人心花怒放。
卡芒提变成基督教徒之后，就再也不害怕碰尸体了。
他以前是怕的。曾经有个男人被担架抬到我家旁边的平台时，死在了那里，卡芒提不敢帮忙把他抬回来。他倒也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退缩，跑到草地上，而是一动不动地站在人行道那里，像一座黑色的小纪念碑。为什么基库尤人根本不畏惧死亡，却会害怕碰触尸体；而白人那么怕死，却可以轻松地处理死尸？这我不能理解。因此你又一次感觉到，他们的现实界与我们的不同。但所有的农夫都知道，你永远别想在这一领域掌控土著，而且要是你能立刻放弃这种掌控的念头，反而可以给自己省去很多麻烦，因为土著宁可去死，也不愿做出改变。
现在，卡芒提的心中已经没有恐惧了，他嘲笑他的亲戚。他甚至对此有点炫耀，好像在夸口他信奉的上帝的力量。巧的是我有很多次机会来考验他的信念，我们在农场生活期间，卡芒提和我一起扛过三个死人。第一个是个年轻的基库尤女孩，在我屋外被一辆牛车碾过去了。第二个是个年轻的基库尤人，在森林里砍树的时候被砸死了。第三个是个年老的白人，他住进农场，与农场的生命轨迹交织，然后死在这里。
他是我的同胞，名叫克努森，是个瞎眼的丹麦老头。我在内罗毕的某天，他摸上了我的车，自我介绍了一下之后，让我给他一栋我地皮上的房子，因为他在这世上无处安身。我那时正在裁减种植园的白人员工，正好有间空屋子可以借给他，然后他就来了，在农场上住了六个月。
他与高原农场格格不入，像是我们养了一只断翅的老信天翁。他被生活的艰辛、疾病和酗酒彻底打垮了，弯腰驼背，肤色古怪得像是漂白了的红发人种，就好像他往头上撒了灰，要不就是被周遭环境打上了烙印，被盐水泡过了。但他体内有股不能扼制的火焰，无法被灰烬覆灭。他有丹麦渔人的血统，曾是个水手，后来成为最早一批非洲开拓者之一—不管是什么风把他吹来的。
老克努森这辈子尝试过很多事情，最喜欢那些与水、鱼或鸟有关的事情，但一事无成。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在维多利亚湖有过一个非常好的渔业公司，有好几英里长的世界上最好的渔网，还有一部摩托艇。但战争让他失去了一切。当他细数过往的悲剧时，会闪过一个黑暗时刻，或是致命的误会，或是某个朋友的出卖。我不知道是哪个，因为他在不同时间讲给我听的故事版本都不太一样，而且每每讲到这个点，老克努森就进入了非常糟的精神状态。这故事里还是有一些真的，因为他待在我这里时，政府确实给他每天一先令的抚恤金。
这一切都是他来我家拜访时讲的。他常跑来我家，因为他在自己的小屋里感觉不自在。我派土著小男孩去给他当用人，他们却一次次地逃跑，因为老克努森看不见，常鲁莽地一头撞向他们，或是笨手笨脚地乱戳他的拐杖，把他们吓得不轻。他兴致高昂的时候，会坐在我的游廊上喝杯咖啡，自顾自地给我唱一首丹麦爱国歌曲，活力十足。我们俩都觉得能说丹麦语是种快乐，所以会闲扯农场上无关紧要的小事，为了交谈而交谈。但我不是一直对他都有耐心，因为他一旦来了，就很难让他闭嘴离开。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很有《古舟子咏》或希腊神话《海中老人》的气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