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枝条很多，根却只有一条
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枝叶和花朵
现在我可以枯萎而进入真理
在我很小的时候，听一个老人讲过这样的故事。每个无月的夜晚，萤火虫都会飞过山岚，到达一个寂静的木屋，给里面那个善良的姑娘带去光亮。姑娘的屋子里堆满了帮我们保管的物件，每天不断地带回被我们遗落的宝贝。屋子里的东西越堆越高，撑破了房顶，穿过了树枝，姑娘还是住在屋子里，孤独地等待着那些没记性的主人。
我睁大了眼睛望着老人，她的皱纹从脸庞开始延伸至脖颈，风中的黄沙似乎争先恐后地堆积在了浅回的纹路中。老人穿着深蓝色的花褂子，衣料很轻地拂过我的脸，粗糙的、冰冷的。这种熟悉的触感让我想起了搬家时遗落的布娃娃，风也总是鼓动它那小片浅褐色的衣物，最后它好像也消失在风里了。
我望着老人浑浊的双眼，暗自下了个决定，离开父母，离开家，跟从老人去寻找我的布娃娃，它有我的唾液和味道。当我牵起她的手时，天边刚好飞过了五只大雁，我好奇地问道：“你怎么知道姑娘的木屋在哪里呢？”当原先的五只大雁又盘旋而归时，老人用她沙哑的声音说道：“跟着我走吧，有一群和我一样的人都知道这个故事，跟着他们就能找到路。”老人佝偻的身躯遮住了落日，遮住了我之后的记忆。后来我模糊地记得母亲找到了走失的我，在她对老人的叫骂声中，我的视网膜留下了关于老人的最后印象，如同那个遗失的玩具，破败地在日暮的边缘摇摆。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流行玩万花筒，对着阳光轻轻扭动筒身，视野里的色彩被分割成不同的形状，繁复的花式莫名地让人心情愉悦。那个时候我并没有零花钱，只能用班长的名义缴了一个男同学的万花筒，在人前狠狠训斥他带玩具到学校，人后我在学校的小花园偷偷转起了各种图案。那个年纪根本不懂忧愁为何物，只知道上课时笔直地端坐，日复一日地充当老师口中的模范生。晚上却在父母外出散步时，偷偷打开电视，等到父母差不多回来时再拼命地用小风扇散热。
长大有时候是一瓶饮料的时间，打回原形可能又是嚼完一包干脆面后。那个年纪的我棱角锋利却不自知，那是独生子女所特有的自我和优等生的自矜。也只有在体育课自由活动时我才会体会到那个年纪不应有的伤感，身边的人三三两两结伴踩格子、吃冰棍，只有我默默坐在小店的遮阳伞下，强作不屑地回应那些排队买零食的人的目光：“我妈说这些东西色素太多。”这也确实是实话，我那固执的母亲严禁我接触这些零食，除却几次我偷偷拿过抽屉里的一块五毛钱外，我的身上没有一分可以拿来买零食的钱。
那时候我还没有戴手表，却喜欢用原珠笔在手腕上画出各种表的形状。每一次被母亲勒令洗去后，又偷偷地换上新的花样。每画完一只表，我都喜欢用嘴巴模仿手表走动的声音，那是独属于每只表的音乐。在虚幻的嘀嘀嗒嗒的声音中，我们漂洋过海，偶尔浪卷起风帆，我们是迷路的船员，没有拿着指南针，却意外地到达了目的地。
浑浑噩噩地考完小升初的考试，数学面积计算因为粗心被扣了两分，就这样念叨着过完了小学的最后一个暑假。那个年纪总是轻易地将小小的不如意无限放大，如同果蝇的眼睛密密麻麻地铺满了童年这个拼凑的桌布。
我的初中是在城区的中心，每个星期返家都需要两个小时，那个地方有我从前不知道的繁华和复杂。或许年少的心真正敏感起来就是在这一段岁月，不是小时候蓝猫淘气被替换成虹猫蓝兔的落差，而是当你索要彩虹糖，对方却给你一颗上了色的阿司匹林，口腔的黏膜充盈着苦涩的触感。我所渴望的关注和友情无一兑现，所谓离家开始新的生活却变成了更尴尬的日子。城区里的孩子用他们的言行告诉我，生活可以更现实，将你推至从前并不在意的有关金钱和地位的世界。
当小径边上的野草拂过裸露的腿部肌肤，那种隐秘的阵痛伴随着走动的频率加剧，但是时间推着我们继续走，一刻也不容停下。
而在这个时候，陈耀庭出现了。
陈耀庭来到我们家那年是2008年，我上初一了，汶川地震了。
那场地震带给我的感受其实并不强烈，无非就是捐款时别人一两百地塞进箱子，而我手中紧攥着十元的纸币羞愧地抬不起头。在扑面而来的新闻中，我看到了周围人群各式各样的表情，显得如此单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悲剧，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感同身受，再悲伤也不过是别人的故事，我们似乎只能是表达旁观者无用的遗憾。
地震过后，汶川出现了许多孤儿，领养的政策也在各地开始实行。于是，陈耀庭来到了我们家。
有人说三岁以前的世界都是混沌的，记忆是一片模糊的平面，面对这样的孩子，我们可以轻易地替他塑造一个过往，然后户口簿上就出现了陈家的幼子陈耀庭。他那个时候只有三岁，棕黄色的皮肤，黑葡萄似的大眼睛。在第一次见面的五分钟对峙中，我幼稚地想象着这个小孩和我在撕扯这个家庭的版图。当我像一只被侵占领土的小兽，对小孩露出敌对的情绪时，这个叫陈耀庭的小孩却在细细打量我的模样后，怯生生地叫了一声“姐姐”。我身上的怒气似乎像被寒冷刺激的肌肤，全部收缩入毛孔。小孩黑色的眼瞳里全是我的模样，一个倔强冷漠的女孩，紧咬着下唇。
我曾经很疑惑父亲竟能申请到收养权，他混了三十年还是公司职员，领养顺利得不可思议。父亲却含糊地告诉我找了关系，还花了两万块钱。的确，父亲的关系网除了有医生和老师，隔了几层倒是能跟几个大人物扯上关系，只是不知父亲在别人面前吹嘘的大人物朋友是否还记得他的名字。
陈耀庭对严肃的父亲意外地亲近，在这个全新的家庭中他充当了一个乖小孩的角色。每次吃饭的时候，他就安静地坐在座位上，咧着豁牙的嘴开心地说：“四个人一起吃饭。”接着低下头将碗中的饭扒拉干净。我从来没有花心思细想他这些无意义的话，可是很多年后每当我回想起这一幕时，我都为这个孩子每次柔软话语后的脆弱而流泪。
那个时候，初中的学业开始紧张起来，每个周末回家我都带回一堆作业。而陈耀庭却会缠在我身边，拿着他的铲子和小桶一遍遍地对我说：“姐姐，玩沙子。”黑色的签字笔在作业纸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我终于不耐烦地吼了他一句：“滚到一边玩儿去。”他不哭也不闹，只是静静地站在一边等我。很久以后我想起这个场景，一个狭小的房间里，阳光被切割得支离破碎，只有这个孩子一直陪在我身边。
母亲似乎看出我的排斥，她只是难得温和地对我说：“我们领养这个孩子只是想减轻你的负担，有个兄弟姐妹总是好的。你好好读书，至于那个孩子，能养大了就好……”这是个沿海城镇，吹着咸涩的海风。我看着在不远处玩沙子的陈耀庭，突然觉得有些可悲，母亲又开始扯着嗓门对父亲吐出一些我无比熟悉的字眼“炮打你”“晒白骨”“死……”
《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玛蒂达问里昂：“人生一直这样痛苦吗，还是长大了就好？”
冷峻的杀手先生回答：“一直都这样。”
一直都这样啊……
在国家宣传“生男生女一样好”的时候，这个城镇里的人们还是一样地偷偷生养，只是为了赌来一子，还有人在外包养女人，只为传宗接代。我见到过这样一个家庭，破败的家里有着六个孩子，躺在床上的，走在地上的，手里怀抱着的。身形有些佝偻的家长在组装雨伞，孩子的号哭声掩盖住了下雨的声音，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家庭的坍塌。
所以父亲喜欢陈耀庭，是我意料之中的。
在我出生那年计划生育严抓，母亲在和父亲冷战时曾告诉我，当年父亲在听到护士说生的是女孩时一动不动地呆了五分钟。后来奶奶说要把我送到农村避风头，让母亲再生一胎时，父亲却一声不吭。我早已忘记母亲跟我说这段话时的表情，只是那个时候我似乎想起了小时候最爱的水晶玻璃球，在阳光下一闪一闪的，最后还是骨碌碌地滚进了下水道。
我对陈耀庭还是一如既往地冷淡，毕竟那个时候太小，自私得不允许别人分享我的家庭，但是这个男孩却对我出奇地亲近。有一次陈耀庭发烧了，死活不愿意让父母为他洗澡，我被逼无奈只好用毛巾擦去他脸上的鼻涕。他软软的身子坐在澡盆里，伸出手让我抱，小声地叫：“姐姐，难受。”那个晚上，父母一夜无眠，而我却早早入睡，只是被那个孩子偶尔传来的哭声扰乱心神。
天气越发热了起来，因为空调在父母房间的缘故，我抱着被子在他们的房间里打地铺。由于房子老旧，家里经常有蟑螂、蚂蚁光顾。某个夜晚蟑螂爬过我的脚踝，冰冷的肮脏的生物，它细小的触角慢慢地在抖动，在我的尖叫声中，父母被吵醒了。在凌晨两点，我抱着被子回到自己的房间，耳边还回荡着母亲的声音，你真是穷人命、富人心。
汗水顺着我的背脊滑落，黏糊糊的背心贴在胸前，我被夏夜烘烫的热气熏得睡不着觉。终于猛地睁开眼，却看见一个小小的身躯立在我的面前。他的眼睛里盛着月光，亮晶晶地看着我：“姐姐，我跟你一起睡。”“热死了，快走开，回到房间去。”我不耐烦地挥开他放在我手臂上的手，热气又涌了上来，我却没有再出汗。他又是这样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直至我妥协般地拉着他上床。那个夜晚，我们两个都没有睡好，陈耀庭更是一个晚上都在辗转。其实我的手边就有一把扇子，它静静地躺在那儿，仿佛等着我用它为陈耀庭扇风。可那样太累，我只是安静地躺着，偶尔搬开男孩放在我身上的脚。
我第一次觉得小孩的心理那么难懂，我不知道陈耀庭黏着我的原因。我曾抱着自己那点见不得人的小心思在饭桌上快速地夹光排骨，在夜晚的时候霸占住唯一的电视。他却用矮小的身躯试图来维系这段脆弱的感情，他就在那里，生活锋利地切割过的角落，等待着被发现和接受，然后拥有一个姐姐，一个家庭。
这一次，我没有将他的脚移开，用干毛巾擦掉他背上黏湿的汗，抱着他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