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斗争方面，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政变”；武则天监控元老派；杨国忠刺探安禄山；安禄山反间唐玄宗；史思明窃听杀唐将；李辅国监控皇后；崔胤暗察唐昭宗；李讠巽伪造诏书反叛等事件都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以间谍活动为行动之先导。
在军事斗争方面，安兴贵自荐诱李轨；李世民冒除间突厥；突厥蒙骗李渊杀猛将；李愬反间袭蔡州；黄巢用间破唐军等事件，都充分利用间谍情报，大力发挥间谍作用，因而取得了无法用武力获胜的巨大胜利。
在唐代间谍史中，有两点最引人注目，那就是政治间谍组织的出现和间谍理论的新突破。
唐肃宗时的中书令李辅国私下成立的“察事厅子”是对廷臣官吏进行监视、侦探的政治特务组织，在当时和对后世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藩镇势力，为了窥探观察中央政府的动向，在长安设立了许多间谍情报组织“进奏院”，它对后来爆发“安史之乱”，有着直接的重大关系。
唐代名将李靖的《李靖兵法》；隐者李筌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赵蕤的《长短经》和杜佑、杜牧、陈皞、贾林的《孙子》注本等，都对用间思想提出了新的见解，尤其是李靖“间所以成功，亦有凭间而倾败者”的辩证用间思想，成为继《孙子兵法》后的第二个间谍理论高峰。
宋代是古代中国间谍发展史趋于成熟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也是开创其鼎盛时期的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性历史阶段，所以有着许多独特之处。首先是间谍活动具有战略性。譬如宋太祖赵匡胤在对后蜀、南汉、北汉、南唐的作战前，均派出战略间谍进行情报活动；南宋间谍获取金兵修造兵船、训练水师的情报，断定他们将从海路侵袭其腹地江浙一带；金人派秦桧为内间，从根本上摧毁了南宋王朝；种世衡以法崧为间，绝妙地除掉了西夏两员猛将，激起了西夏内乱，保卫了边境的安全等。从这些重大的事件中可以看出：宋代上至皇帝，下至平民，朝野内外，前线后方，都十分重视用间，其范围远远超过了以往各个朝代。
其次是间谍地位大为提高。自北宋将《孙子兵法》列为《武经七书》之首后，谈间论谍者日见增多，并登上大雅之堂，将宋初“士大夫耻于言兵”之风一扫而空。不光军人崇间，即使是文人也大大提倡用间。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苏洵、苏辙和大学者司马光、沈括、梅尧臣等人也纷纷撰写专文专论和注释《孙子兵法》，主张“多养间谍之士，以为耳目”，并实行“厚赏以精间谍”的政策。连正史《宋史》、《金史》也为姜绶、张顺立等间谍专门单独立传，可谓重视之至。
再次是间谍技术有了新的突破。诸如“密码”（字验），空飘（纸鸢）、窃听（箭囊听枕）、密藏（蜡丸）、信号（鸽子）、秘语（以物名谐音）等间谍技术的出现，标志着古代间谍活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最后是间谍理论及机构的进一步发展。曾公亮的《武经总经》；许洞的《虎钤经》；华岳的《翠微北征录》；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陈规的《守城录》；何去非的《何博士备论》以及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的《孙子兵法》注本和郑友贤的《孙子遗说并序》等，对用间与反间都有精辟独到的见地，与唐代《李靖兵法》共同形成了自《孙子兵法》以来的一个群体用间理论体系。宋太祖赵匡胤成立“皇城司”（也称为“皇城探事司”），成为继唐代“察事厅子”和“进奏院”后又一个高层政治间谍机构。皇城司不但对内，而且还对外从事间谍活动。它常常派间谍以外交人员的合法身份，跟随外交使团出访，以便随时进行监控。这一举措实际上是现代外交间谍之先声，它与后代的大使、武官等公开合法的情报人员几无区别。
间谍鼎盛期
自公元1206年中国北方蒙古贵族首领成吉思汗（铁木真）建立蒙古国后，蒙军与金军、夏军、宋军以及中亚、欧洲诸军的战争性质，发生了划时代的大变化，其战争规模之大，距离之远，时间之长，用间之烈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成吉思汗征金前，充分利用往来蒙、金的使节、商人、官吏以及金国叛逃者，广泛搜集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地理等情报。特别是招降金国使者耶律阿海和派遣间谍札八儿出使金国行间，获得了大量金国绝密情报。他在攻宋时，又得力于投降蒙军的宋军将领，从而“察军（宋军）情伪，专务乘乱”，被后世称为“不愧为善于用间之佼佼者”。为了征西，成吉思汗派出大批间谍以商人身份出没于中亚。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所派的间谍随花刺子模国商队前往讹打刺国时，被全部捕杀，成吉思汗随即远征中亚。如果没有充分的中亚诸地情报，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远征行动几无可能。
1237年，元太宗窝阔台命速不台会合拔都，率十万大军进攻欧洲。速不台和拔都派出大量商人间谍搜集到了有关欧洲一些国家宫廷及部落的内部情况，各地城市的防御；各派宗教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矛盾；进军道路及放牧草地等情报，对其军事行动具有重大价值。蒙军到达里海北岸时，奇卜察真人与匈牙利人组成联军抵抗，速不台派出间谍潜入匈军进行离间，奇卜察真人竟反被匈牙利人所驱杀。速不台攻陷俄罗斯基辅城后，在进军喀尔巴阡山北麓加里西亚平原时，曾将间谍搜集的情报进行整理研判，并制成一幅“敌情判断要图”。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元朝。间谍与反间谍战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主要表现在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三个领域之中。元军在袭捕南宋名相文天祥、策反南宋将领洪都统、诱击红巾军等军事事件中，都是由间谍提供了准确而可靠的情报后才获得成功。忽必烈曾十分慎重地说过：“宋善用间。”所以对反间谍活动也极为重视。元军先后破获多起宋军间谍案，最多时一次竟捕获上百名之多。对宋军用离间手段企图除掉有关元军猛将的间谍活动，忽必烈也一一予以明察反击，没有上当。
在政治斗争中，元代的权臣在“伺帝起居”、“间谍两宫”的高层间谍活动中十分活跃。为了侦控汉人，元廷实行了社制，对社会基层进行严密的监视。由于元代统治区域广阔，中外交流得到空前发展。大量亚洲、欧洲的商人和传教士也纷纷涌入中国，其中不乏从事间谍活动者。元廷曾先后破获了日本、安南等国从事的几起间谍大案。同时为了征战高丽、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及中亚、欧洲诸地，也对这些地区进行了许多情报搜集活动。这些新现象标志着中国间谍活动进入了从未有过的一个新阶段：即中外外交间谍与反间谍战时期。
明代是中国古代间谍活动的一个新高峰，尤其在政治监控方面，可以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明王朝历代皇帝“性多疑而任察”，对臣属的控制极严，常常亲自秘遣间谍随时随地进行各类侦察。于是臣属也采取了相应的反措施，招募收买宫内间谍对皇帝进行反窃听和反窥探。当时便有人对明世宗一针见血地指出：“陛下之左右，皆嵩（指严嵩）之间谍。”从而造成明代宫廷内部多次祸乱。
自从朱元璋建立间谍特务组织锦衣卫后，又相继组建了东厂、西厂和内行厂，使中国古代间谍史进入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黑暗恐怖统治时期。以汪直、刘瑾、魏忠贤等太监为头子的特务活动，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动荡和灾害，史称“厂卫之祸”。这一黑暗的政治现象上继唐代察事厅子、宋代皇城司之后，下启清代密探活动的密札制度之先。
在军事斗争中，间谍手段也不断翻新，高招迭出，最突出的有三点。一是巧妙运用乡间和反间。如朱元璋以看门老头行间陈友谅；王守仁妙计迷惑朱宸濠；孔镛智擒霸匪阿溪；沈希仪遣赵臣诱惑岑璋等。二是大量使用商人为间。如熊景“阴遣人衣商人服”镇瑶人；沈希仪“阴求得素于瑶人商贩”探情报等。三是农民起义军的用间水平大为提高。朱元璋曾多次告诫部将，农民起义军“尚间谍”。李自成在破洛阳、陷开封、克北京之战中，都非常娴熟地使用大量间谍，对明廷及其军队的虚实了如指掌。张献忠一手导演的“假内江王”间谍案，更是中国古代间谍史中的杰作。张自成也与朱元璋多次进行用间与反间的激烈较量。
在中外关系方面，由于出现了日本倭寇沿海侵扰的新情况，明王朝十分重视反间谍活动。像胡宗宪诱捕倭间；王忄予捣毁倭寇间谍网；戚继光开武学馆训练间谍反倭寇等，都有力地打击了倭寇猖獗的间谍活动。此外，还破获多起安南、葡萄牙、法国、英国和沙俄等国的间谍要案。由于明代不具备元代影响周边国家地区的强大势力，所以对于反间谍有着高度的警惕性和强烈的安全防范意识，并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力的措施予以严厉打击。
明代的间谍理论也有长足进展。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赵本学《孙子书校解引类》；无名氏《草庐经略》；戚继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何良臣《陈纪》；何守法《投笔肤谈》；揭暄《兵经百字》；吕坤《救命书》；尹宾商《兵》等兵书，均列有间谍专论。从而形成了古代间谍理论继春秋战国、唐宋以后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高峰。
当历史进入中国封建社会末代阶段---清代时，间谍活动也反映出了其独有的特点，即对内严加侦控而对外疏于防范。
清王朝虽然废掉了明代的厂卫制度，但对其臣民的侦控较之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大行密探（也叫逻察）和密札制度。皇帝直接派出密探或密令各地“各派眼目访缉”，以对臣民“严加伺察”，并大力鼓励以密札形式进行告密，“凡有风闻之事，即行密奏”，一时告密诬陷之风盛行。康熙还派间谍以“织造官员”身份为掩护，前往江宁、苏州、杭州的“江南三织造”，在当地建立秘密谍报站。
清太宗皇太极于明清之际，用间诱降了明军尚可喜、洪承畴等大将，特别是采用高超反间计谋，借明崇祯之手杀掉了一代名将袁崇焕，使明王朝“自坏长城”，走向灭亡。康熙在平叛噶尔丹之乱时，以“神探”淖克浑为间，掌握了叛军详情，一举获得光显寺大捷。
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清军往往以间谍为“开路先导”，在间杀朱一贵、吴八月等起义军将领时，都是动用了内间策应的方法。尤其在与太平天国军作战时，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间谍战。陈玉成以陈文效诱间清军，大败“妖九”李续宾；杨秀清捕杀近千名天京城里的清军内间。清军更是无处不用间。天京城内爆发了由清军策划的“张继庚间谍事件”，使太平天国蒙受巨大损失。曾国藩也密令组建“情报采编所”和编纂《贼情汇纂》，以对付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年间，朱逢甲撰写了中国古代第一部也是惟一的一部间谍专著---《间书》。它以《孙子兵法》和《李靖兵法》为理论依据，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几千年的间谍活动，成为对古代间谍理论进行总结的集大成者，在古代间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清王朝对国内的间谍侦察活动绞尽脑汁，不遗余力，但对于来自国外的间谍活动则掉以轻心，疏于防范。
康熙年间，沙俄多次派间谍以“使者”身份前往中国，以仔细研究通往中国的水路，“测量北京城墙数据”、“探知中华帝国军事实力和物资资源”。雍正年间，叶卡捷琳娜一世以祝贺雍正登基为名，派间谍沿途“竭力搜集中国边境情报并绘制地图”。沙俄还以“科学队”、“探险队”和“东正教布道团”为幌子，频繁出没中国边疆刺探情报，盗窃或绘制中国地图。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掌握了中国海防详细情报的沙俄间谍竟然充当英法联军的向导，致使北京门户大沽口炮台陷落。
此外，像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东印度公司的“阿美士德间谍船”；设在中印边境的“蒙哥马利间谍训练营”
及派往西藏的“朝圣者”；法国的“耶稣会”驻京公使馆；日本的“乐善堂”和“日清贸易研究所”等，都从四面八方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猖獗的间谍活动，为侵略中国的殖民战争做了大量充分的战前准备。
但是，腐败的清王朝对此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虽然在一些有识之士“警惕内勾外引”的大声疾呼下，也进行了像广西捕获缅甸间谍、允许杨光生发表《不得已》和《辟邪论》、支持林则徐“禁鸦片，除内奸”等反间谍活动，但都由于清王朝“天朝上国”的陈腐观念而对间谍情报活动不予重视，以致根本无法继续展开，甚至遭到干扰和压制。
清王朝这种“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腐朽本质，终于导致了帝国列强大规模的入侵。清代统治者为了挽救覆灭的命运，于宣统年间，仓促组建了军谘处第二厅，以负责对外反间谍活动。然而此时已为时过晚，回天无力。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在军谘处第二厅成立仅半年后，便走到了尽头，彻底地覆灭了。五千年中国古代间谍史也因此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