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语
秘语也叫“隐语”、“谬语”或“廋辞”，即不把本意直接说出而借别的词语来暗示。《武经总要后集》卷四说：“军政急难，不可使众知，因假物另隐语谕之。”《左传·宜公十二年》记载：“军中不敢正言，故谬语。”以秘语来传递间谍情报的事例，我国由来已久。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有专论秘语的“谐隐篇”。文中记载：“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刘歆）固编文，录之歌末。昔楚庄（王）、齐威（王），性好隐语。至东方曼倩（东方朔），尤巧辞述。但谬辞诋戏，无益规补。自魏代以来，颇非俳优；而君子嘲隐，化为谜语。”
早在春秋时，《左传·宣公十二年》便记载道：“叔展曰：‘有麦曲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河鱼服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为茅繶，哭，井则已。’”这段秘语究竟为何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史学家杨伯峻先生认为：“当时两军敌对，自不便正言，故为隐语以喻之。”可见此为传递机密的秘语。《左传·哀公十三年》又有记载：“吴申叔乞粮于公孙有山氏，曰：‘佩玉紫兮，余无所系之！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对曰：‘梁则无矣，粗则有之。若登首山呼曰，庚癸乎，则诺。’”晋代杜预注：“军中不得出粮，故为私隐。‘庚’，西方，主谷；‘癸’，北方，主水。”据《列女仁智传·鲁臧孙母》记载：春秋时，鲁国大夫臧文仲出使齐国窥察军情时被拘禁。他暗中探知齐国正准备秘密兴兵偷袭鲁国。于是他将此情报用秘语写了一封信给家中老母，信中说：“敛小器，投诸台。食猎犬，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鱼，冠缨不足带有余。”全如一封思念亲人的家信。臧文仲之母接信后便“破译”了此信中的情报，她泣道：“吾子拘有木治矣（被刑械系囚）！‘敛小器，投诸台’者，言取郭外萌（城外百姓）内（纳）之于城中也。‘食猎犬，组羊裘’者，言趣（促）飨战斗之士而缮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者，告妻善养母也。‘食我以同鱼’，‘同’者，其文错（纹理交错），‘错’者所以治锯，‘锯’者所以治木也，有木治系子于狱矣。‘冠缨不足带有余’者，头乱不得梳，饥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
自魏晋出现反切法后，立即被运用于秘语之中。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在《反切语八种》中说：“中国古代最有系统，在音韵上也最有意思的是用反切的秘密语。”《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童谣曰：‘诸葛恪，芦苇单衣蔑钩落，于何相求成子阁。’成子阁者，反语石子冈也。建业南有长陵，名曰石子冈，葬者依焉。钩落者，校饰革带，世谓之钩络带。恪果以苇席裹其身蔑束其腰，投之于此冈。”“成子阁”是“石子冈”的反切音，“成阁”相切为“石”；“阁成”相切为“冈”。此为古代反切秘语之先声。后世的一些切口语，多有“武备”类，由此传递军事情报。
也有用谐音来传递情报的。譬如南宋时，原为宋朝旧臣的施宜生作为金国的特派使节，前往南宋都城临安。金人怕其向南宋泄露金兵即将大举进袭的情报，派了八名侍从间谍紧随在施宜生左右，予以严密监视。施宜生一次乘侍从间谍稍离片刻之机，对南宋吏部尚书张涛说：“今天北风（暗指北方的金国）刮得很厉害呀！”然后他又拿起案上的一支毛笔自言自语道：“笔来，笔来（笔与毕同意，即金兵即将倾巢而来）。”张涛心领神会，立即将情报上奏朝廷。可惜施宜生在以秘语传递情报时，被金国的副使节听到，回到金国后，立即被捕杀。
宋代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三也记载：“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也。”“三十六髻”与“三十六计”谐音。
古代以秘语传递情报的案例很多。譬如唐时，黄国公李繷在给越王李贞的信中就运用了秘语，信中说：“内人（指武则天）病渐重，恐须早治（指起兵反叛），若至今冬，恐成痼疾，宜早下手，乃速相报。”又譬如称侦察探风为“踩盘子”、称暗杀为“打食”、称盯梢为“跟人”、称间谍为“眼线”、称望风为“赏景”、称危险为“风紧”、称逃跑为“得风”、称被捕为“失风”、称爆炸为“响子”、称枪为“条子”、称刀为“千金”、称子弹为“非子”、称大炮为“黑狗”、称炸药为“狗粪”、称交战为“交亮”、称死为“碎了”、称打胜仗为“落胃”、称打败仗为“让地皮”、称粮尽为“在陈”等等。
由清人张德坚编撰的《贼情汇纂》一书中，记录了太平天国军队的许多情报秘语。譬如卷五《伪军制下》辑有《贼中军火器械隐语别名》凡十九事；又卷八《伪文告下》中辑有《隐语》凡三十三事。其中兵器的秘语有：
大炮改称“洋装”、鸟枪改称“营枪”、火药改称“红粉”、刀改称“云中雪”、火弹改称“先锋包”等。
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极为重视军事情报的保密，并将此运用到间谍情报的传递上，以增强其保密性。
此外，还有一种自汉代以来的拆字法，也常被后代间谍借用来传递情报。譬如《后汉书·五行志》“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一语，范晔注释为：“千里草为董，十日卜为卓。”暗指董卓将亡。又如称兵为“丘八”、称刘（繁体字）为“卯金刀”、称谢为“言身寸”、称王为“一士”、称裴为“非衣”等。
明代唐顺之纂辑的兵书《武编》，被人称为：“虚实强弱之形，进退作止之废，间谍秘诡之权，靡不毕具。”其书卷二在“用间”、“反间”、“使间”、“乡间”、“内间”、“死间”、“生间”、“俘间”、“漏间”、“不信间”、“谍间”、“察间”之后，还专门辟有“隐语”一节，记载了大量间谍秘语。
暗器
春秋末，姬光为了谋杀吴王僚，设下鱼宴请吴王僚前来品尝。又派刺客专诸把“鱼肠剑”藏在炙鱼肚里，乘端上鱼之时，突然从鱼肚中拔出“鱼肠剑”，朝吴王僚猛力刺去，锋利无比的剑刃刺穿其铠甲，直入胸膛，吴王僚当场毙命。可见这种“鱼肠剑”的体积很小，刀锋极利。《越绝书》曾记载说：“欧治作五剑，小刑二，一曰鱼肠。”北宋沈括《梦溪笔谈》称其为“松纹剑”。后人因此而又称其为“专诸进”。《释名·释兵》说：“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显然是说剑是一种非正规作战的兵器，用来“防检非常”。我国最早的青铜剑出土于长安张家坡西周墓中，其剑身中间较厚，称为脊；两侧有刃；前端尖锐，称为锋；后部有柄。全长不过一尺（古制，比今制短），有如一片柳叶，非常灵巧。
战国末，燕太子丹派遣荆轲为行动性暗杀间谍，前往秦国去刺杀秦始皇。临行前，太子丹“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匕首，使工以药焠之”，以其刺人，一见血便“人无不立死”。《战国策·燕策三》说：“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兵。”《史记·荆轲传》也说：“不得持尺寸之兵。”西汉桓宽在《盐铁论》中说：“荆轲怀数年之谋，而事不就者，三尺匕首不足恃也。”荆轲将匕首藏在地图的卷轴中，其体积必小，一直到“图穷”才“匕见”。
《三国志·魏书·典韦传》记载了藏于怀中的微型匕首：“襄邑刘氏与睢阳李永为仇，韦（典韦）为报之。永（李永）故富春长，备卫甚谨。韦乘车载鸡酒，伪为侯者，门开，怀匕首入杀永。”《三国志·魏书·许褚传》记载了一次暗杀曹操未遂的间谍案件：“常从士徐他等谋为逆，以褚常侍左右，惮之不敢发。伺褚休下日，他等怀刀入。褚至下舍心动，即还侍。他等不知，入帐见褚，大惊愕。他色变，褚觉之，即击杀他等。”《魏书·叔孙俊传》记有“两刃匕首”：“于悦怀中得两刃匕首，遂杀之。”南北朝宋文帝刘义隆欲暗杀魏荥阳太守王慧龙，“遣刺客吕玄伯刺之……吕玄伯阳为降人，求屏人有所论，慧龙疑之，使人探其怀，得尺刀”。由于这类微型匕首极难防备，后人又称其为“不忽备”。譬如晋代张载《匕首铭》说：“匕首之设，应速用近，既不忽备，亦无轻忿。”《通俗文》说，“匕首，剑属，其头类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另一种暗杀武器是毒矢。早在春秋即已出现。《周礼·迹人》记载道，“毒矢射者。”《后汉书·耿传》附《耿恭传》说东汉耿恭攻匈奴时，“以毒药傅矢”，“杀伤甚众”。宋代《百将传》卷四谓之为“汉家箭神”。《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也记载：“羽尝为流矢所中……医曰：‘矢镞有毒，毒人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隋唐时，东北靺鞨族“常以七八月造毒药傅矢”，“中者立死”。李商隐《异俗诗》称之为“虎箭”：“虎箭侵肤毒，鱼钩刺骨钅舌。”少数民族还有一种“吹矢”，即将一支尖针签浸上毒，放在竹筒里，用嘴一吹，毒矢即无声飞出，命中率极高，被射中者立即“血封喉”而死。
这些毒矢被间谍在暗杀中运用得极为娴熟。宋代以后又扩大了其运用范围。譬如出现了带毒的脱手镖（也叫“铁镖”，分：光杆镖、毒镖、带衣镖）、金钱镖（将大铜钱圆边磨出锋利刃口）、袖箭（也叫掷箭）、飞刺、飞刀、飞石、如意珠（也叫“尖铁丸”）、枣核箭（也叫“铁橄榄”和“核子钉”）。明代何良臣《阵纪·技用》曾记载：“铁蒺藜为鬼箭，掷远为飘石。”间谍用这些暗器一来防身，二来暗杀。其携带方便隐蔽，杀伤力强。明代茅元仪在《武备志》卷一○二中说：“袖箭者，箭短而镞重，自袖忽发，可以御人三十步之远。”《金史·抹燃史扢搭传》称为“手箭”，“史扢搭工用手箭，箭长不盈握。”
进入热兵器时代后，明代《火龙神器阵法》记载了一种“九矢铅心神毒火雷”，可同时发射九支毒矢，一旦射中，“见血封喉，顷刻毙命”。还有被称为“机发暗器”的“袖炮”和“铁鸳鸯”等暗器。
戚继光曾在营地禁区内布置了暗弩、铁蒺藜、自犯钢轮火等暗器，以杀伤前来侦探的敌方间谍。尤其是“自犯钢轮火”，实际上是戚继光发明创造的我国第一代多用途地雷。它由卡子和绳索控制，一旦被绊动，立即喷射毒焰杀伤敌方，并同时具有报警的作用。这一“秘密武器”，当时极少有人知其底细，敌方间谍对此惊惧万分，称为“神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