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5月）
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陈云同志是我们党杰出的领导人，是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之一。我有幸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过多年，他是我十分尊敬的老领导。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回想起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工作时陈云同志对我的教诲，仍感慨万千，激动不已。
一、耐心细致地教我们做好党的组织工作
我是1940年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告别了在河南南阳三年多的党的地下工作，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三个月，就调到中央组织部工作。从1941年3月到1945年9月，刚好四年半。最初，中央组织部在延河西岸、杨家岭对面，旁边就是中央党校。
我刚去中央组织部工作时，组织部里的人员比较多，总共有100多人，部里设有干部科、地方科、交通科和秘书处。那时开会的时候，一个大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当时中央组织部的干部配备十分强，部长是陈云同志兼任，陈云同志1937年底从新疆回到延安以后，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副部长是李富春同志，当时蔡畅大姐刚刚从苏联回来，还没有正式到妇委去工作，也住在中央组织部，参加组织部里党的组织生活。干部科科长是王鹤寿同志，副科长是乐少华同志；地方科科长是王德同志；交通科科长是王林同志，他长期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秘书处的秘书长是武竞天同志。我刚到组织部的时候，就被分配到干部科工作。王鹤寿同志是一位老党员，革命经历和工作经验十分丰富，乐少华同志原是上海机器厂的一名产业工人，到苏联学习回国后曾任方志敏领导的抗日先遣军政治部主任，后来在战斗中负伤，辗转到了延安。当时干部科只设了一个科长和一个副科长。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对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态势，极力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加紧了对解放区、特别是对华北解放区的“扫荡”和“蚕食”，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同时继续对国民党采取诱降的方针。我解放区进入了空前困难的时期，人民抗日武装的人数、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和面积都在逐渐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精简机关，充实部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精兵简政”是克服根据地日益缩小、缓解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减轻压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1941年下半年，中央机关开始精简机构。中央组织部把地方科、交通科分出去了，只保留了干部科、秘书处，中央组织部的人员一下子由原来的100多人减至16人。人员精简之后，干部科只有7个人，其中管档案的4个人，管干部调研的3个人；秘书处就成为最忙的一个处了，在秘书长的领导下，管干部调配的一共只有5个人。另外，陈云同志还兼任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有一个秘书、一个干事，中央党务委员会只有两个人。机构精简以后，中央组织部就从延河西边搬到了延河东边，就在杨家岭的沟口，那时人们要去中央机关，第一个经过的就是中央组织部。
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本来就十分繁忙，机构精简之后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不仅工作要求非常严格，而且每天日程都排得很满。一天工作下来，吃完了晚饭，我们一定要到科长、副科长那里汇报工作。汇报的主要内容就是你这一天做了些什么事情？与哪些人谈了话？做了些什么调查？要给被谈话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你写的这个结论正确不正确？等等。天天如此，从不间断。那时候我毕竟20多岁，年纪还轻，精力也充沛。一大早，我还没有起床，到中央组织部要求谈话的干部就来敲我的门了。起来抹一把脸，就得接待他们并与他们谈话，只有等到送走了一批人以后，才能抓紧时间去吃早饭。所以，一天到晚总感到觉睡不够，但是工作紧张归紧张，感觉还是很愉快。尤其是那时中央组织部的文化生活比较活跃，我们在工作之余，除了看戏、看电影外，还有唱歌、打球等娱乐活动。部里组织了一个排球队，富春同志亲自担任指导，有时我们还和兄弟单位来场比赛。
陈云同志对我们这些组织部里的青年干部十分关心，可以说是言传身教，从严要求，带领我们认真做好组织部的工作。回想起来，陈云同志在领导我们做党的组织工作中，有许多重要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至今仍很有启发意义。
首先是关于“知人之长”的问题。
陈云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看干部首先要看干部的长处。他从指导思想上给我们提出来：中央组织部的性质和任务与中央社会部的性质和任务不同，社会部是专门找坏人的，组织部是专门找好人的。我们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应该满腔热情地对待所有到组织部来谈工作的同志，对他们要基本上表示信任。要善于找到和发现他们的长处，在发挥他们长处的过程中，启发并帮助他们逐步地克服短处。有一次，从大后方来了个老党员匡亚明同志，他是在大革命时期入党，多年从事党的宣传工作，但他的经历也比较曲折，几次被敌人逮捕入狱。对待这样一位老党员，王鹤寿同志亲自和他谈话，并向有关人员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广泛收集证明材料，对每一个历史关节都进行了研究分析，最后给他做出结论，认为他是一位经过艰苦工作和监狱斗争考验的好同志。陈云同志认为这个结论写得很好，组织我们大家认真进行讨论，把他历史上的问题一个一个摘出来，然后一个一个进行分析，这样一层一层剥开分析以后得出正确的结论。实际上就是通过这个事例，让我们学习如何做干部审查工作。这样的事情有很多，陈云同志就是这样通过“知人之长”的办法，为我们党的组织工作和组织队伍建设开创了很好的局面，我们也从中得到了教育和锻炼。匡亚明同志经过审查后被安排给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做秘书。
其次是关于“大气”与“小气”的精辟论述。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中共中央能够帮助他们，因为德国发动了侵苏战争以后，日本很有可能也要动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帮助苏联的就是在东北把工作做好，阻止日本对苏联远东地区的进攻。单纯从军事力量对比来说，我们帮不了苏联，但是我们可以靠地下工作的力量帮助他们。为此，毛主席亲自做了布置，陈云同志找我们谈话，要我们尽快找一批有社会关系、政治素质比较好的同志，到东北去开展工作。我们挑选了一批同志，这些同志绝大部分都很好，有的同志刚刚结婚，有的同志爱人刚刚生了孩子，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不讲任何价钱，欣然同意。但也有少数同志顾虑重重，担惊害怕，接受任务的时候不那么痛快，极个别的人推三阻四地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中央党务委员会就此专门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些同志在党需要他们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重要关头，在个人生死安危受到严重考验的时候动摇了，哪怕这仅仅是一步动摇都不好。最后确定，把有犹豫表现的几个同志一律降为候补党员。好几个人连夜或者一大早就敲门来找我，说：“我当时是一时思想不通。”一时思想不通也不行，都降为候补党员。还有一个同志，的确有实际困难，从未向组织反映过：他的未婚妻半身瘫痪，卧床不起，他一直利用工作之余照顾这个女同志。起初找他谈话的时候，我们没有照顾到他的特殊情况，在给他提出要求以后，他有点犹豫，后来回去和他未婚妻商量，他未婚妻讲：“宁肯牺牲我，也不能让你在党的要求面前表现动摇。”他马上就回来表示了决心。经讨论，只给这个同志一个严重警告。
中央党务委员会还专门就这件事发了一个通知。后来这几个同志表现都很好，有的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有的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表现不错。这件事情对在延安的知识分子党员震动很大，因为确定去东北工作的这批同志中工农分子党员没有一个讲价钱的，讲价钱的几个人都是知识分子党员。陈云同志很是感慨，他说：工农分子啊，小事小气，大事大气。你别看工农分子，他在花一个钱的时候，总是掂量来掂量去，袜子烂了要补了又补，衣服破了要缝了又缝，可谓斤斤计较、很小气，但真正到性命交关的时候，他勇于牺牲，不讲价钱，大气得很。知识分子则相反，小事大气，大事小气，平常朋友之间，花个钱干个什么的，你看他很大方，真正到性命交关的时候，他就豁不出性命来了。因此，他十分强调在党的组织工作中，加强对知识分子党员的教育。
第三是关于“奴隶劳动”的深刻道理。
在延安时期，毛主席给中组部提出的任务有三条：一是了解情况，二是掌握政策，三是调配干部。1941年初，毛主席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强调要进行调查研究。当时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分工，用陈云同志的说法就是：有些人要当“门市”，有些人要搞干部政策研究。我们这些大学生、知识分子干部，在中央组织部是做“门市”的工作，即接待干部、分配干部、与干部谈话等。为此，陈云同志经常找我们开会，找我们谈话。他提出，我们中央组织部只有16个人，中央要求我们不只要做好干部流动、分配等事务性工作，还要求我们掌握党的干部政策，研究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陈云同志要求我们要做调查研究，要我们多找一些从前方、后方来的干部，从边区、基层来的干部，和他们谈话，从中取得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来研究干部政策和干部问题。例如，当时大批来延安的是年轻干部，其中知识分子干部很多，知识分子干部问题就需要很好地研究。又如，当时延安非党员干部比较多，一批从大后方来的文化人多是非党员干部，我们也需要研究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不仅要研究党员干部的问题，也要研究非党员干部的问题。陈云同志曾经组织干部科的同志，找非党员干部谈话，一个一个地谈，一谈就是一天。干部科的同志也到各单位去，与各单位干部部门的同志一起，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工作。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中央组织部起草了好几个有关非党干部政策和干部问题的文件。
中央组织部人员虽少，但是陈云同志调度得当，组织部不仅承担了大量的干部审查和干部分配工作，还进行了大量的干部政策调查研究和制定政策工作。他在组织干部科的同志们进行调查研究的同时，对秘书处的工作也十分重视。陈云同志专门找我们秘书处的同志说，除了秘书长要负责更多的工作外，对秘书科的四个大专学生来说，就是要进行“奴隶劳动”。他很形象地讲：在原始社会里，人们是“癞蛤蟆打苍蝇——刚够嘴”。经济真正发展起来是从奴隶社会开始的，奴隶社会才有了商品，商品是靠奴隶劳动得来的，奴隶劳动创造了大量商品。你们在这里当“门市”、站“柜台”，就是从事“奴隶劳动”。只有这样才能给干部科的同志留出充裕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从事“高级的劳动”。他还说，没有奴隶社会的奴隶劳动，就没有希腊、罗马的灿烂文化，正是奴隶劳动养活了一批文化人去进行文化创造。一开始，大家在一起议论时还不理解自己怎么进行“奴隶劳动”，后来想一想陈云同志说的是有道理的。机关也要有分工，一部分人要忙一些事务性工作，做点牺牲，才能换来大部分人有计划、有秩序地工作，不至于大家都处于忙乱之中。
二、身体力行，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942年的延安整风，令我终生难忘。这一年的2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做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在这个报告中，毛主席以精辟的论述，深刻的分析，生动的语言，把开展整顿三风的重要性、主要内容和要求，都讲得很清楚。他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教条主义不如狗屎！这样大喝一声，使许多人猛醒过来。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列举了八条罪状，把文风提到了党风的高度，使人耳目一新。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毛主席还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提出了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问题，而且指出了文艺工作者如何去为工农兵服务。这些讲话推动了全党整风普遍开展起来。
延安整风是一次大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陈云同志动员大家积极投入到整风学习中去。整风的文件算起来有近30个，大家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学习。记得那时在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最认真的典型是徐特立同志，本来中央已经发了文件，可是徐老还是把文件抄到自己的本子上，认真地读。
在整风过程中，全党的学习空气十分浓厚。那时候，在前方没有好的学习条件。因此，毛主席提倡，要抓紧在延安这个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学习。陈云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时，一直重视抓干部的学习，我到中央组织部工作参加的第一个会议就是学习会，陈云同志亲自主持组织部全体干部学习《共产党宣言》，当时这本书是延安出版的，每人一册，陈云同志请柯柏年同志为我们辅导，大家念一段，讨论一段，陈云同志也亲自向辅导员提问题。他组织我们学习《反杜林论》，就请吴亮平同志为我们辅导，因为《反杜林论》是吴亮平同志翻译的，尤其是学习其中“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一部分，也是念一段，讨论一段，我们大家热烈地提出许多问题，在会上引起讨论和争论。那个时候出席七大的高级干部，有不少住在中央组织部。如陶铸同志，他是鄂中地区的七大代表，就住在中央组织部，他也参加我们中央组织部的学习。每一次学习，他都抱一大摞马恩列斯的著作，引经据典，有时与人争论起来，也争得面红耳赤。在中央组织部和延安整风中参加的这些学习，是我一生中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收获最大、感受最深刻的。中央还组织了由中央和各地方及军队领导人参加的高级学习组和中级学习组，主要是学习、讨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当时把党的六大前后的历史资料编成两大本作为学习材料，还有其他一些学习文件。从全国各根据地调了一大批干部到延安学习，中央党校从一个部发展到六个部。中央机关集中学习，边区和各根据地也都组织学习。
延安整风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调查研究，毛主席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时还大力提倡实事求是，毛主席亲笔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字，镶嵌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的山墙上。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中央党校被破坏，当地老乡悄悄地把这四个字的刻石埋藏起来，直到1948年后，这四个字才重新被装上，恢复了原样。
1941年11月，中央机关召开了经过精简以后的第一次全体干部大会，毛主席到会讲话。会议地点在中央办公厅门口的小广场上，会议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同志主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听他讲话。毛主席给我的突出印象是很朴素，很随和。当时延安的生活已经好转，可毛主席还穿着一件有补丁的大衣。他和大家见了面，看到门口有几个孩子，便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我至今仍然对毛主席那天的讲话内容印象深刻，他主要讲了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要求中央机关的干部办事情都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避免主观主义。他说：你们可不要小看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也是个主义呢！过去，我们湖南人看到外国人手里提个文明棍，穿的裤子裤缝都是直的，于是断定外国人的腿不会打弯儿，要不为什么裤缝是直的，走路还要拿棍子呢？毛主席通过深入浅出的解释，深刻地说明了主观主义的巨大危害。他指出，中央机关的任务就是要了解真实情况，掌握正确政策，主观臆断不能了解真实情况，不能了解真实情况怎么能掌握正确的政策呢？必须反对主观主义，深入进行调查研究。
要做到实事求是，了解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就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毛主席说，我们不了解外国，现在又不能到外国去调查研究，可是有外国人在延安，应该向这些人做调查。他风趣地讲，印度援华医疗队有个巴苏华，就在延安医院里工作，你们要了解印度的情况可以去找他；要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可以找阿里阿罕；了解日本的情况，就去找日本战俘（那时延安办了一个日本工农学校，前方送回来的日本战俘都在这里学习）。为了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张闻天、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亲自带头，真正沉下去，到农村、到工厂进行调查研究。只有王明这样的人小病大养，不做工作。特别是陈云同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亲自找了许多从大后方来的比较有名的非党人士谈话，了解情况。那时中央专门做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干部的决定、一个关于非党干部的决定，都是陈云同志和中央组织部进行了一番调查研究，找了很多人谈话之后起草的。后来，陈云同志到西北财经办事处搞财经工作，每个星期都要开一次座谈会。调查研究，形成了风气。总之，毛主席提倡调查研究，对延安干部素质的提高和党的各项工作的推进有着明显的效果。例如在后期的审干过程中，中央坚持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制定了九条方针，及时纠正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通过整风学习，大大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就我自己来说，入党前，读过《共产党宣言》，当时读起来，很多不懂，不甚了了。在延安学习，那是非常认真。从《共产党宣言》学起，硬是一字一句地去学。我没有赶上学哲学，是整风中补学的。正如陈云同志讲的，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在学习这些经典著作的同时，我们还认真学习一系列整风文件，包括《农村调查》、《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通过认真学习，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也培养了良好的学习态度和热爱学习的习惯。当时，《解放日报》还发表了陈云同志写的《到什么地方学习》，影响很大。
通过整风学习，牢固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论述。他说：马列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在这篇文章中，将《汉书》里讲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做了古为今用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段话讲得很精辟。可以说，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能够克服重重困难，最后取得胜利，正是“实事求是”的道理为干部和群众接受，统一了思想，变成巨大物质力量的结果。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反对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克敌制胜的法宝，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从延安时期开创的一代学风，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思想路线。
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的群众观点大大加强。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理论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首先向群众学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完全地、彻底地、全心全意地与工农兵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汇集分散的意见，变成系统的主张，变成政策措施，贯彻到群众中去，化为巨大的力量。这些思想和要求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纲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在延安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自身做出了好榜样，陈云等同志都坚持到基层去给大家讲课，一些领导还专门到杨家岭勤杂人员学习班讲课。徐老讲中国共产党南征北战的历史，陈毅同志讲在苏北坚持斗争的经过。当时延安的干群关系十分融洽，许多党的高级干部都与一般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例如：任弼时同志曾给一位姓杨的老炊事员祝寿，他还风趣地写了一副对联：“杨老不老老当益壮，祝寿长寿寿比南山。”整风后期，我和几个同志帮助机关服务人员学习文化。他们多是前方送来的小鬼，文化水平低，但是都明白自己是为人民服务的，学习都很认真。我要他们每天记日记，我给他们修改，改错字，改不通的句子，他们拿回去自己再改正。后来，我到东北做群众工作，对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通过整风学习，进一步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克服了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毛主席谈转变立场问题时说，过去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他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他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后来思想改变了，他发现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毛主席的现身说法，对大家教育很大。毛主席讲，有些人组织上入党了，思想上并没完全入党，这的确使许多人大吃一惊。那时，同志之间无处不谈整风学习，无处不谈思想改造，会上会下都要交流。我们那时饭后到延河边散步，星期天访亲看友，大家都要相互切磋，相互砥砺。许多知识分子说，在整风中有一种脱胎换骨之感。陈云同志要我去桥儿沟参加鲁艺干部整风座谈会，党员、非党员都参加，吕骥、张庚、向隅、马达等同志都讲得很好。诗人塞克曾说：过去我喜欢离群索居，思想脱离实际，两只脚是吊在半空中的。整风以后，我的脚才踏在中国的土地上。
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也是全体党员的自我教育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是用正确认识克服错误认识、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具有重大意义；对正确解决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问题，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正是因为大批干部经过思想改造，统一了认识，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了党性，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信念和革命必胜的信心，才经受得住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成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力量。
在延安，陈云同志除了抓我们的学习和工作之外，还不断要求我们向党内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同志学习。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就是彭真同志从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回延安，做了个系列报告，讲晋察冀党的政策问题，讲得很好。毛主席对彭真同志的这个报告评价比较高，毛主席对陈云同志说：彭真同志是位老同志，是北方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年轻时就和李大钊同志一起工作，后来被捕，在监狱中坚贞不屈，表现很好。出狱后，领导了平津、华北的学生运动。抗战爆发后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工作，是很有成就的。像这样的老同志应当尊重，向他学习。陈云同志对我们说，毛主席听了彭真同志关于根据地建设各项政策的报告之后，认为要建设新中国，就必须像晋察冀根据地一样，进行一系列的建设，不光是党的建设、军队建设，还有很重要的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彭真同志讲过一句话：政策可以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为我们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来服务。这句话毛主席很欣赏。我虽然没有在根据地工作过，可是在白区工作了一段时间，也深受启发。当时五台山根据地全是山区，条件困难，敌人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最缺乏的东西是药品，军队和老百姓都需要药品。缺乏一些日用必需品，有些可以自己做，如火柴、洋蜡等，有些自己做不了。怎样取得这些东西？就是提高价格。要什么东西，就提高什么东西的价格。把价格提高后，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太原、大同等地方的商人都自动地纷纷出来。毛主席很欣赏彭真的这种做法，提出这就是政策调动了积极性。彭真同志是这样做的，李先念同志也是这样做的。后来有人问李先念同志，说你从延安出来时，随从不过两三个人，几条枪，到鄂东以后，能很快发展起来，延安给了你什么东西？先念同志笑了，说：中央没给我一分钱、一条枪、一颗子弹，就是给了我政策，就发展了起来，发展成一个钻入敌人心脏的大根据地。
这些典型事例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为我以后到东北做农村工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三、陈云同志对我的教诲终生难忘
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几年里，陈云同志的一言一行给我们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他对我们青年干部的培养和教育令我们终生难忘，他是我们从事革命工作的楷模。
第一，陈云同志重视学习、刻苦学习，对干部的学习抓得很紧。
陈云同志在长期实践中坚持学习的精神，给我的印象最深，影响也最大。他高度重视学习，不仅自己带头学习，对干部的学习也抓得很紧，并且持之以恒。虽然当时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却从未放松过抓学习，我们每个星期总要坐下来学习两次。陈云同志风趣地对我们说：平时大家工作时都坐硬板凳，学习时要坐“软椅子”。所谓软椅子类似“马扎”，就是用麻绳拉起来，上面放上割成小块的毛毯。我们中央组织部的学习就是认真阅读马列原著，一字一句地学习，然后展开热烈的讨论。在这种讨论甚至争论中，我们感到很有收获。这种学习方式和中央党校的学习方式不一样：中央党校的学习，那是先生讲、学生听，然后大家再进行讨论；中央组织部的学习则干脆就是大家进行讨论。记得那时在学习中，大家对辅导的同志总是提出一大堆问题，有些问题他们也答不上来。有一次，我们就把吴亮平同志问住了，他是《反杜林论》的译者，陈云同志风趣地问他：你都说不清楚，怎么能翻译出来？他说：实在没办法，我是照字面翻译的，老实说有些弄不懂。
由陈云同志亲自主持的这次学习，是我一生中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收益最大、感受最深刻的一次。中组部精简后，人少了，就在窑洞的会议室里放个长桌子，16个人就坐在长桌子两边进行学习。这种学习一直未间断，不仅学政治，也学科学知识，包括很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当时，中央组织部的学习在中央机关各部门里是比较突出的，有一次张鼎丞同志找陈云同志谈话，陈云同志留他吃饭，专门要我去给他介绍中央组织部的学习情况。张鼎丞同志听了以后很高兴。他说，我们也要学这个办法，看来提高干部水平是我们做好工作最基本的一条。
第二，陈云同志贯彻党的干部路线很认真，关心干部，热爱干部。
我到中央组织部后，陈云同志第一次找我谈话时就指出，到中组部工作就要善于发现每位干部的长处，只有发现干部的长处，才能善于发现人才。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中组部期间，我一直坚持贯彻陈云同志的这一指导思想和干部政策。我接待了大批从各根据地和国统区来延安的干部，都根据他们的长处和优点，向领导提出对这些干部的使用意见。
我所在的秘书处，实际是做“门市”工作，即负责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干部，根据每个干部的特点给他们分配工作。我们秘书处5个人中，除了秘书长是位老干部外，其余4人都是大专学生，一个是清华大学的，一个是北洋大学的，一个是专科学校的，再一个就是我——北京大学的。干部科的同志一般都是中学文化程度，档案室的同志有的就是农民出身的老红军。正是因为这样，陈云同志对我们提出来：除了学理论之外，还要帮助文化程度低的同志学文化。
陈云同志还十分重视发扬民主作风。他抓党内民主生活也是比较严格的，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央组织部里开支部大会，每次都由支部书记亲自主持，陈云同志、富春同志和蔡畅同志，只要在部里就一定来参加支部组织生活。当时组织部秘书长是武竞天同志，他是山西人，长期坐反动派的监狱，出狱后来到延安，在抗大学习后到中央组织部做秘书长。那时，秘书长主要管机关生活，武竞天那个时期把中央组织部机关生活搞得不错，生产搞得也不错，同时也做点买卖，改善机关同志的生活。但是，武竞天同志因为资格老，工作中有点“一言堂”。在他下面工作的老同志，老老实实，一般不提意见，可是一些新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意见就多了。你给他提意见，他就压制你，不让你提意见。最后这事反映到支部民主生活会上来了，他们说：“秘书长压制民主，好多人不敢讲话，提意见要被追查。”当时陈云同志就起来动员大家讲话；富春同志也站起来拍拍胸脯说：“共产党员要敢于讲话，要无所畏惧，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嘛”。这次民主生活会给我的印象深刻，至今仍记忆犹新。
第三，陈云同志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情况。
陈云同志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是用90%的时间做调查研究，用10%的时间做决策，重要的问题亲自去做调查研究。毛主席讲，领导机关的责任就是出主意、用干部。所谓出主意就是决策，所谓用干部就是用人。无论是出主意，还是用干部，都需要了解情况，所以必须重视调查研究。陈云同志为了研究根据地党的建设，亲自找了许多从前方根据地到延安的同志谈话，听取大家提出的意见及在战争环境中建党的经验。他针对当时延安党的干部很多，但非党干部更多的情况，指出大批非党干部是我们做党的组织工作的人的重要研究课题。他亲自找一些知名的非党员干部谈话。这种调查研究的作风，陈云同志后来做经济工作时，仍然保持着。
第四，陈云同志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
陈云同志革命经历十分丰富，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在他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时，他亲自抓大事，放手让干部大胆地去工作。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务比较重，工作比较多。他对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基本上是抓大事，如调查研究、制定干部政策、重要干部的调配等大事他亲自去抓。例如，抗日战争后期，东北地区的工作需要加强，需有一批干部到东北去做地下工作，这些干部的调配都是他亲自过问，并向毛主席汇报。而一般的干部调配工作，他就放手让干部科科长王鹤寿同志去处理。他的办法就是，把他的图章放在干部科科长处，干部调配由干部科科长代为签字盖章。
第五，陈云同志非常注重抓思想工作。
当时中央组织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党中央文件时每个人都写心得，陈云同志亲自做批示。陈云同志对我们这些青年干部十分关心，在工作中从来都是严格要求，在生活中从来都是关心照顾，在思想方面从来都是耐心教育和帮助。我们当时住的杨家岭，窑洞一共三层，我住一层，陈云同志住二层。上下层之间有一条带木栏的土台阶可以相通。一天晚上，陈云同志提着马灯到我的窑洞里和我谈话，一直谈到深夜，有两三个钟头。他详细地询问了我的经历，让我谈了自己的思想，他结合他的经历给我讲了他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他说，一个人在革命关头和关键时刻，正是受考验的时候。大革命失败后，他回到乡下去进行武装斗争、组织暴动，他的亲属们纷纷来找他，说服他，劝他不要干了，说他聪明能干，今后路程还长，干什么不行，难道非要干共产党不行？那时，他也是翻来覆去考虑，结果还是认定要走革命这条路。他说服了一些亲友，一些未能说服的，干脆不予理睬。只有这样，才能把革命道路坚持走下去。他又讲了他在苏区工作的一段经历：怎样联系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他如何通过给红军战士讲《三国演义》，使战士越听越有兴趣，红军战士和他越来越亲近。
他接着对我讲，你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有很多长处，但也有不少毛病。最大的毛病是把自己看得太高，结果使自己高居于群众之上，不是在群众之中。不能和群众打成一片，你本领再大，也无用武之地。不与群众结合，就不能施展你的才能。他结合我的情况指出我在党内的经历短，思想锻炼差，有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毛病。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是犯主观主义毛病的根源，主观主义就是主观不符合客观实际，可是自己还以为是正确的。他听我讲述了在河南南阳开展地下工作的这段经历后说，你们一个县虽说范围不大，能够有7000条枪，这也是不小的力量，真正把工作做好了，就相当于我们苏区里一个分区了；在对我在南阳的地下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后，也指出这也可能是我养成自我估计过高、自以为是的原因之一。这次长谈，对我提高思想认识和思想水平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陈云同志还仔细翻看了我的学习笔记，并做了批示，对我的教育很大。很可惜这个笔记本后来丢失了。我们在中央组织部工作的同志都愿意与陈云同志交流思想，聆听他的讲话。
第六，陈云同志虽然做干部工作，但对经济工作十分重视。
当时李富春同志任中央副秘书长兼财经工作部部长，在延安做经济工作。陈云同志对富春同志抓经济工作很欣赏，他说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人都应有一段做经济工作的经历，这样工作才不至于空、不至于虚。陈云同志还介绍说，毛主席很欣赏林枫同志的工作，林枫同志当时是晋绥区党委书记，从晋西北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问他工作情况，他说：“我没有别的本领，我就是要把解放区军民吃饭穿衣的问题解决好。”毛主席欣赏他的讲话。那时晋西北非常困难，干部和军队没东西吃，只能吃黑豆，好多战士都患了夜盲症，晚上看不到东西，但那里的根据地硬是支撑了下来，不只是保卫了延安，而且成为包围太原、进入绥远的一个根据地。林枫总结经验说：“作为地方党的工作，一切力量就集中到解决全区人民的生活问题，然后动员全区人民参军支前”。毛主席很欣赏，说做工作就要像林枫同志这样做，踏踏实实地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此基础上，动员人民支援前线，参军抗战。陈云同志曾讲，抗战胜利后，我们共产党能得到天下，要巩固天下，就必须使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有一个饭碗。毛主席说，人民政府要用90%的精力解决农民的“救国私粮”即口粮问题，用10%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问题。陈云同志后来专门去做经济工作，并成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
延安这一段工作和生活是我人生征途中重要的一段，虽然已经过去60年了，但是许多事情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在延安，我有幸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了三年多时间（1944年陈云同志调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离开中央组织部，中央组织部部长则由彭真同志代理）。像我这样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凭着抗日的热情，参加“一二·九”运动，走到革命队伍里来，经过在河南南阳那一段地下革命工作的锻炼，再经过延安这一段刻苦学习和思想觉悟的提高，应该说基本上变为一个提高了政治觉悟的自觉的革命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