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
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我作为在陈云同志领导下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总是时时想起陈云同志。他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可多得的领导人之一，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回忆他领导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一点片段，以表达我对他的深深怀念。
一、全身心地投入到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之中
1945年9月，陈云同志离开延安，赶赴东北开展工作。他担任东北局副书记，东北全境解放后又出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在东北工作期间，为稳定东北局势、恢复东北经济、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东北的工作实践，充分展现出陈云同志作为我们党经济工作卓越领导人的才干。他运筹帷幄，积极推动东北地区整个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他指挥若定，使因战争遭受破坏的工厂、矿山迅速恢复生产；他殚精竭虑，认真解决东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他积极探索，研究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和城市工作的经验。
1948年，在哈尔滨召开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大会，即全总六大，陈云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全总主席，他做了《当前中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的报告。这次大会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号召，动员东北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发扬主人翁的精神，积极参加恢复生产和重建工厂、矿山工作。东北的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响应全总六大提出的各项任务。第一次获得解放的东北工人阶级，迸发出无比高昂的士气。东北各省工厂、矿山的工人，在日本占领时期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受尽了蹂躏，吃尽了苦头。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的接收人员所到之处任意搜刮民财装入自己的腰包，恢复生产、重建工厂矿山工作遥遥无期。共产党来了，使他们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广大职工看得很清楚，心里很明白。共产党的军代表接管工厂、矿山后，清正廉洁，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我们党的大批工会干部对职工进行了家访，访贫问苦，解决群众当时存在的种种实际困难和问题。在工厂、矿山开展民主运动，摧毁了过去的工头、封建把头组织。同时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克服生产与生活中的各种困难，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例如，我军代表接管鞍钢之初，曾就恢复鞍钢生产问题询问留用的日本人。当问到鞍钢何时能恢复生产时，当过昭和制钢所副经理的濑尾说：“恢复谈何容易！它需要美国的设备，日本的技术，再加上20年的时光。但你们没有同美国建交，日本又是战败国。看来，这片厂区只能种高粱了。”但是，鞍钢迅速恢复生产的事实给了这位濑尾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谈到鞍钢恢复生产的情况时总是赞不绝口。
如何接管城市并在城市中开展工作？这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所缺乏的。陈云同志到东北之后，认真研究和探索接管城市和在城市中开展工作的规律与经验。沈阳是当时东北最大的城市，他在接收沈阳的过程中，创造性地采取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办法。采取这样的办法，很好地保障了城市工商业的顺利过渡和发展，保障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保障了城市市民和一般工商业者的生活与利益。后来，中央批转了陈云同志的这一工作方针，并在全国加以推广。
陈云同志抓经济工作十分仔细，总是及时了解生产情况，及时检查了解计划的执行情况，容不得半点虚假。1950年我到北京，向已经担任政务院第一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同志汇报工作，我向他介绍了东北工业部抓生产计划的一些做法，内容是建立主要产品日报，这样一来，1月的生产情况到2月初即能知道，月初的部务扩大会议就能检查整个东北工业生产计划的执行情况，在这一基础上还建立了生产责任制。东北工业部领导干部的房间里都挂一块大牌子，标明主要生产产品的进度，绘制图表并用曲线画出来，今天红线到哪儿，明天到哪儿，一目了然。陈云同志很欣赏这种做法，也要求在他的办公室放上一块大牌子，不仅要统计月报，还要统计日报，每天都要统计进度，一开始只有数量，后来又陆续增加了其他一些指标。那时，陈云同志工作特别繁忙、特别辛苦，我问他身体怎么样，希望他注意身体，他那年才45岁，他伸出五个手指说：“我这个人是长期病号，能活到50岁就够本了。”在延安时他身体就不好，有比较严重的心脏病，但是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那时他真是忘我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全国解放后，经济上处于很困难的状况，稳定经济是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之一。把全国经济稳定下来，确实是靠陈云同志的指挥若定。当时一些城市通货膨胀严重，少数投机商人乘机哄抬物价，囤积居奇。例如，上海市场的物价几乎天天上涨，投机商人抢购棉布、大米、面粉、食盐等。陈云同志运用国家掌握的一部分实力，采取了灵活的政策和策略，调集大量物资支援上海平抑物价。大致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把上海的局势稳定下来了。稳定了上海，就稳定了全国。投机商人要抢购布匹，布匹价格就高了，我们就从国家手里放开销售布匹。投机商人手中的钱毕竟是不多，他们看布匹多了，价格就降下来了，他们又把积存的东西抛出来。在他们降价的时候我们再把它收上来。这是中国的老办法，管仲时代理财就有一条：“屯迟卖快”，东西便宜了，就收购进来，东西贵了就抛出去。市场局势很快稳定下来之后，就不能扬汤止沸了，就得釜底抽薪了，也就是说不能光治标、不治本。怎样治本呢？当时中央提出的政治口号是：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在政治上要使资本家处于输理的地位，在经济上要把他们的不义之财收回国家。那时一调查，没有一个资本家是守法的。毛主席说，这也不行，得要分一分，把大部分保护起来，打击少数违法分子。
稳定经济之后，我们就要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我们需要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和援助。为了取得苏联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帮助，1952年8月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进行谈判。周总理任团长，陈云同志和李富春同志任副团长，成员有张闻天同志、粟裕同志。代表团还带了一批顾问，主要是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和军队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包括宋劭文、陈郁、王鹤寿、汪道涵、王诤、刘亚楼、罗舜初、邱创成、雷英夫、师哲等同志。还有一批随员，包括吕东、柴树藩、沈鸿、白杨、齐明、陈平、王士光、钱之道、李苏和我等。在出国之前，我们集中学习了一段时间。8月13日，陈云同志把我们召集起来，对我们提出了有关纪律要求：一是不讲越过职权的话，不该讲的不要讲，该讲的也要先请示了以后再答复对方。二是在行动上，外出必须经过请示，批准后才可行动。如果要找人会客，必须有正式手续。三是在风俗习惯上，要入国问俗，按规矩办事。四是不能乱敬酒，不准喝醉酒，这主要是因为苏联人爱喝酒，而且一喝酒就要喝醉为止。五是外出坐车要听从安排。刘亚楼同志在苏联住的时间比较长，比较熟悉情况，我们的生活和一切活动都由他来安排，他经常给我们讲些注意事项。在莫斯科，陈云、李富春和粟裕同志与我们大家一起都住在莫斯科著名的苏维埃旅馆。周总理、陈云、粟裕同志和一部分顾问、随员于9月22日离开莫斯科回国。富春同志和我们留下来继续谈判。
陈云同志抓经济建设工作抓得很紧，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陈云同志在北京饭店召开的干部会议，各个省市都参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虽然咱们对于经济建设缺乏经验，可是那时恭恭敬敬地向苏联学习，向专家学习，严格地按照经济规律来办事情，基本建设也是严格地按照程序办事情。但是也确实发生了一些拍脑袋、拍胸脯，不严格按程序办事的事情。陈云同志严肃地批评了一顿，那时候叫什么“边设计边施工”，他说你们这些战争期间建立了功勋的老同志啊，到经济战线上来你们不能瞎指挥啊。他讲有人拍了胸脯子说，这个项目要出了问题，你杀了我的头。陈云同志讲，就是杀了你的头也不能弥补国家的损失。薄一波同志在好多次会议上都举这个例子：太原榆次纺织机械厂建设厂房的时候，要进行基础打桩，100多根柱子，其中有几十根是不合格的。这就是提醒我们进行经济建设一定要遵循经济规律，严格按程序办事。那时这个问题很多人理解不了。
在百业待兴的关键时刻，陈云同志充分施展了他的卓越智慧和才干。
二、在国民经济起伏波动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陈云同志在领导经济建设工作中，十分注重研究经济发展的规律，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始终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我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出现“左”的错误，经济建设出现严重起伏的时候，陈云同志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义无反顾，主张大刀阔斧地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对调整目标的实现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云同志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敢于直言党和国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1956年底到1957年初，他针对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急于求成的倾向，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人民生活必须与国家建设相互兼顾，制定计划必须做好三大平衡等重要观点。他关于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讲话，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1958年初，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实际上就是批评周总理和陈云同志，因为他们都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急躁冒进，支持195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在这种情况下，陈云同志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他顾全大局，退居二线。
这一年北戴河会议确定钢的产量要在1957年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毛主席问陈云同志1070万吨究竟怎么样？陈云同志很谨慎，说要调查研究一下。他对会议确定的1958年的钢产量计划指标本来就持怀疑态度。北戴河会议结束以后，他找王鹤寿同志和冶金部的同志谈话，仔细询问和了解了全国钢铁生产情况。那时我们冶金部的同志热情很高，我们向陈云同志详细汇报了我们冶金战线干部、职工的想法，我们说要走小高炉、小转炉的技术道路，技术上能过关，还举了唐山钢厂、上海钢厂搞转炉的例子，将全国钢铁企业一个一个地摆出来，包括建多少小高炉、多少小转炉，需要多少钢材和耐火砖等，详细做了汇报，并且汇报说已经开始大量制造鼓风机、卷扬机。陈云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疑虑减轻了一些。他对毛主席说，原来有点怀疑，听了冶金部同志算了细账后，看来有可能。
1958年钢产量虽然实现了计划目标，但是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种情况下，1959年的钢产量定什么样的计划指标，就有了不同意见。许多人提出比1958年再翻一番，但是毛主席感到有问题，提出“要压缩空气”。后来钢的指标定为1800万吨，实际上这个指标也是一个高指标。4月30日，周总理主持会议，小平、陈云同志都讲了话，提出指标要退下来，要实事求是，要从实际出发，退到可靠的阵地，然后再前进。5月2日至24日，陈云同志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专门研究钢铁指标问题。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冶金部在会上系统地做了汇报，认为1959年钢的生产指标可从1800万吨退到1650万吨。薄一波同志讲：经委的意见是钢的生产指标退到1400万吨。说实话，向陈云同志汇报，我们心里很高兴，因为实事求是是陈云同志的优良品质，正像他讲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同志和中央财经小组听了我们的汇报，与我们谈了一个星期，他对矿石、焦炭、耐火材料、钢铁冶炼、钢材品种以及其他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陈云同志十分认真，他甚至询问到每一个矿山的地质储量、开采能力、运输方式、运输能力、路途远近、选矿设备、采矿的机械化程度等。最后研究决定，1959年钢产量指标应降为1300万吨。陈云同志说，我总在想，与其把脖子吊起来搞1800万吨、1650万吨，不如脚踏实地搞1300万吨。会后，陈云同志向毛主席写了报告，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发言。他说：“说把生产数字定得少一点（实际是可靠数字），会泄气，我看也不见得。正如少奇同志在政治局讲的，定高了，做不到，反而会泄气。”毛主席、党中央对陈云同志的建议很重视，于是，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1959年落实指标：钢1300万吨，铁1900万吨，钢材900万吨。这是个很重要的决定，它反映了陈云同志确实是实事求是的模范，是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冷热结合、纠“左”的错误的模范，这件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经过全国上下一致努力、顽强拼搏，1959年实际产钢1387万吨。后来大家讲，当时的钢铁工业“大跃进”真是打了一场烂仗。
三年“大跃进”对我国国民经济造成了很大损失，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出现了严重失调，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出现了严重困难，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势在必行。所以从1961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是调整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从提出调整到真正落实，前后经历了差不多一年时间，经历了从不愿退到退够的过程。这本身也是个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的过程。那时我们面对的是社会生产力遭受破坏，企业管理混乱，生产设备失修，矿山采掘比例严重失调，市场供应紧张，职工生产积极性严重受挫的局面。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积极分子不声不响，中间分子懒气洋洋，落后分子消极抵抗”，组织生产非常困难。
1961年5、6月间，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确定调整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富春同志提出要退够站稳，按比例前进。这是第一次提出“退够站稳”。过去谁敢讲“退够”？不要说“退够”，说“退”就是个问题。这时正式提出来“退够”，这就把计划按比例提了出来。当时大家都问什么叫“够”？富春同志回答：所谓“退够”就是退到满足农业和市场之后。富春同志根据国家计委的预测提出：铁1500万吨，钢1100万吨。他说，工业指标下降是个惩罚，工业发展过快，工业战线拉得过长，城市人口增加过多，这些我都负有主要责任。毛主席插话说：好，不怕外国人骂。我们本不行，人家说行，自己也说行，不好。我们未学会，至少还要学11年。毛主席还说：认识客观世界是逐步认识、逐步深入的，没有例外，我也在内。他说：上半年把农业问题搞通、搞好。下半年搞城市问题、工业问题。他要求各省、自治区、市开完三级干部会后，农村工作交给二、三把手搞，第一把手集中力量搞城市工作，7月到8月中旬可以做些调查研究。中央工商各部也要下去调查研究，工业部长不要老坐在家里，一个半月后上山开会。究竟怎样“退”？富春同志提出要抓三件事，第一是缩短战线，第二是要减人，第三是要搞工业若干条。5月31日，陈云同志提出来，要解决粮食问题，城市要减少人口。6月12日，毛主席提出三个第一：农业第一、市场第一、出口第一。他说：过去陈云同志曾经讲过，现在看起来，这三个第一是不能推翻的。各个部门要去调查研究，用调查研究的材料来教育我们的干部。
1962年2月，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楼会议室召开，后来被叫成“西楼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做了详细的记录。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小平、陈云、富春、彭真、先念同志都讲了话，他们都是敞开讲的，讲得很好，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少奇同志建议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主持财经小组的工作，先念、富春同志帮助陈云同志，正式把薛暮桥同志调回来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秘书长。后来由于陈云同志健康原因，由富春同志出任组长。2月26日，陈云同志在怀仁堂召开的各部门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做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陈云同志的讲话影响是比较大的，他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指出：经济困难的五个主要表现，尤其是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要恢复过来，大约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超过了经济的可能性，不仅农业负担不起，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陈云同志提出了六条措施：一是把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经济的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恢复阶段是一个非常时期，要有更多的集中统一，步骤要稳扎稳打；二是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这是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三是采取一切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是尽力保证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五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是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
1962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决定减少2000万城市人口，这就是表明要有2000万人下乡。陈云同志提出开设高级馆子，给市民每月供应2两豆子和尼龙袜子。陈云同志为了保护干部，提出给干部补助一些副食品，司局长以上级别的干部每月2斤肉、2斤鸡蛋、1斤白糖，一般干部每月1斤白糖、每天2两豆子。这后来被人们戏称为“肉蛋干部”、“糖豆干部”。可见陈云同志保护干部用心之苦啊！
这一年的8月，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形势发生了变化，开始批判邓子恢同志。邓老主张在农村搞承包，毛主席则反对在农村搞承包制。主席在会上讲形势、矛盾、阶级斗争三个问题。邓老脸色煞白，一句话也不说，他这人原来是谈笑风生的。陈云同志当时对农业的形势估计得比较严重，所以北戴河会议上，主席批邓老，里边就有这么几句话：有些人对农村形势估计得那么严重，实际是不是那么回事？那实际上是指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身体不好，住在北戴河休息，我和谷牧同志去看望他，给他汇报了会议情况，讲主席批邓老了，他没有表态，也一直没有参加会议。
经过三年“大跃进”，精疲力竭，国民经济不说是到了崩溃边缘，也是十分困难。打了这么一仗，最后碰了个头破血流。在这种情况下，不“硬着陆”还能怎么样？不来个急刹车不行。“软着陆”可能损失小一点，但“软着陆”可能拖得时间长，“硬着陆”虽说受了不小的损失，可是这个急刹车可以减少更多的损失。所以对于三年“大跃进”以后的三年调整，虽然当时有些不同的看法，现在看起来这三年调整是必要的，不来一个急刹车不行，急刹车也是无奈之举。
在国民经济的大起大伏中，陈云同志又一次施展了他的卓越智慧和才干。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在“文革”初期，陈云同志受到冲击，后来又被疏散到江西，长期不给他安排工作。这期间，陈云同志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只是到了“文革”后期，他才出来。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后，陈云同志不顾身体不好和年事已高，再一次投入到拨乱反正，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他坚决主张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拥护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积极推动拨乱反正工作，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他指导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使国民经济迅速摆脱了濒于崩溃的处境；他支持改革开放，盼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陈云同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1977年3月，陈云、王震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恢复小平同志的工作，与会很多同志热烈响应，希望尽早恢复小平同志的工作，但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因为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2月“两个凡是”就提出来了。4月10日，小平同志写信给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提出必须准确、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小平同志的信是有针对性的。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后，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我们党的指导地位，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反对“两个凡是”，这就从根本上冲破了“左”的思想的禁锢。
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和《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奋斗目标和高指标。对此，陈云同志提出要多听听不同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1979年3月，陈云同志担任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他和先念同志多次发表讲话，对当时的财经工作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建议，如：要实事求是，先把“实事”搞清楚；前进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比例失调情况相当严重，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钢的指标必须可靠；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能力，等等。这些重要思想，对于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这一年9月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开会讨论计划，先后开了七次会，我因病住院，都是从医院直接去参加的。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一是提出要进行调整，感到原来搞的计划有点冒了，急于求成，所以提出进行调整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主要是讨论基建投资规模。究竟基建投资规模应该多大？大家提出必须量力而行。二是讨论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因为原来那个十年规划纲要提出的指标都比较高，投入比较多，积累比例比较大，消费的比例比较小，这就和人民生活发生了矛盾。三是讨论三大平衡，即财政平衡、物资平衡、信贷平衡问题。当时大家对形势的估计虽然还有不同的看法，可是对于陈云同志9月18日的讲话都是赞同的。陈云同志的讲话有根有据，说服力很强，所以有不同意见的人也提不出反对的论据来。
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调整情况，提出进一步调整的方针，陈云同志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用陈云同志的话讲，最重要的就是端正大家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这些指导思想主要包括：第一是量力而行，量力而行就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不顾实际。第二是要考虑综合平衡，因为国民经济有一个互相之间的比例关系，保持合理的比例关系，要有综合平衡。第三是要搞专业化协作，避免“小而全、大而全”，因为社会化生产要有专业化协作。第四是怎么样运用价值规律和发挥市场作用。第五是品种质量，当时效益问题还没有提出，主要是强调品种质量。第六是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重视科技进步在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中的作用。第七是考虑怎么样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因为过去是单一的公有制，公有制里边也把集体经济基本上国有化了，所以在这次调整中强调了多种经济成分问题，强调发展社队企业、集体经济，放开私营经济和合资经营经济。第八是要摆正生产和生活的关系。经过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更加深入地开展起来。我因病住院开刀以后，12月就到广东从化休养去了，没有参加这个会议。正是在陈云等同志的艰苦努力下，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很快完成，改革开放的局面得以打开。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关头，陈云同志再一次施展了他的卓越智慧和才干。
陈云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从20世纪40年代初在中央组织部开始，我先后与他有50多年的接触，他的品行一直是我学习的楷模。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我想将我10年前写的一首《悼陈云同志》诗抄录如下，以表达对陈云同志深深的怀念。
一代巨星敛华光，
天地同悲悼国殇。
延安灯火闻教诲，
辽东砥柱知兴亡。
重整经济新建国，
探求改革奔小康。
又见飞絮沾疏雨，
泪洒太液清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