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第一次中英战争称为“鸦片战争”，不过在英国称为“通商战争”。当时世界，鸦片和茶叶一样，都是正常商品，只清朝规定鸦片是非法。而直到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对英国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真正禁止鸦片则是在1914年。英国绝不是为了鸦片而来，实际上很多英国人都不知道这场战争，还惊讶英国和遥远的中国打过仗。
英国作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在许多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有许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但对于这些新技术和新产品，在一个完全以自给自足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里，大量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还会促进这种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许多新技术和新产品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被传统封闭的国家所接受，这就导致了最初时期中英贸易的不平衡，对于英国利用“鸦片贸易”做为弥补这种不平衡的做法，中国当然应该坚决反对。
在茶叶和鸦片的贸易战争中，英国没有禁止茶叶，没有销毁茶叶，英国找到鸦片，在贸易战上打败中国。
中国很早就已经有鸦片了。从唐朝开始，四川就种植罂粟，产鸦片，叫做阿芙蓉。当时的人已经知道服用过量的话有毒。明朝中后期的一些皇帝，都长期服用。鸦片爱好者万历皇帝给鸦片起了个很有意义的名字，叫福寿膏。到了清朝，后来实行禁烟并引发了鸦片战争的道光皇帝旻宁，在他做亲王的时候就是一个鸦片爱好者，和他一样喜欢鸦片的还有一些贝勒之类高级贵族。旻宁写了一篇歌颂鸦片的文章，洋洋得意地炫耀吸食鸦片后耳目聪明、心神清爽的感觉，说鸦片是真正的快乐源泉，甚至还赋诗一首来形容他的体验。既然皇帝都已经带头服用了，上层社会很快也跟，进吸食鸦片成为上流社会乐此不疲的雅事。
鸦片本来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普通人是无法享用的。但意想不到的事情是，上流社会的特有的鸦片，被中下阶层的人所模仿复制，扩散到了整个社会。皇帝用的东西别人不能僭越，上流社会的用品下层社会也无权享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国家通过法律禁止以下越上；国家也通过垄断奢侈品的生产而排除下层社会的僭越。而受利益驱使，在中国的鸦片不但没减少，而反越来越多，在整个社会普及了。当高贵的鸦片早已失去了昔日高雅富贵的光环，这时候上流社会反过来咒骂下层社会的流氓吸食鸦片败坏了淳朴的社会风气，传染了上流社会，主张禁烟。
乾隆禁烟之后，各地官员反倒可以找鸦片商收保护费了，收了黑钱还不用纳税，为了抢这块肥肉，不仅没有执行乾隆的政策，还拼着老命的引进鸦片，导致鸦片在中国越卖越红火。到道光年间，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清朝的鸦片军常年都不训练被打得找不着北，道光皇帝一咬牙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鸦片身上，痛下决心彻底禁烟。皇帝也知道满族的大臣养尊处优只会吃喝玩乐，皇帝只能把眼光放在汉人的大臣身上，这个人我们现在都知道就是林则徐。
英国政府方面为了促进和大清贸易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的安排，其中包括于1834年向中国派遣官方的商务总监督。英国政府对商务总监督的要求十分严格，要求他谨慎行事，切勿激怒中国政府，以期保持友善的关系，并要努力使一切在华英国臣民深切了解“遵守中华帝国的法律和习惯的义务”。但中国方面根本不认为洋鬼子有资格派一个官方代表来和自己进行平等的对话。中国人只把这官方的商务监督看作一个类似大班的“夷目”。不但广州的总督拒绝会见，而且其递交的公函一定要改为“禀帖”由行商转交才肯接受。且要求“夷目”停留在澳门，不得进入广州。在双方的僵持中，对立逐渐升级。
英商们曾上书政府，要求实施更强硬的政策。后续的几任商务总监督的官方身份依然不被承认，只好采用灵活的方式向广州总督递交有关文件。但英国政府训令他们向中国政府坚持要求平等的的地位，公文绝不能以禀帖的形式递交。总监督作了几次努力，都只得到失败。在广州的总督的态度傲慢依旧，比如斥责英国人竟然用“贵国”代替“天朝”，要求商务总监督“安分守己、勤勉厥职”。更重要的是，对英国人的种种不利的条件没有丝毫的改善。面对这种局势，英国人已开始讨论使用武力的问题了。
林则徐的到来激化了一切的矛盾。实施禁烟的合理举措是调动武装力量在管辖范围内查抄鸦片，同时与外国政府协商，谋求配合的行动。这是中国政府的正当权利。但林则徐的做法是不分青红皂白，将商馆中的外商一律扣押，强迫这些商人交出所有的鸦片。况且，有一些外商并未参与鸦片走私，却也被扣押。后来林则徐得知这种情况后也拒绝释放无辜，而要求他们“开导同馆夷众迅速缴烟”。即使是参与了鸦片走私的商人，他们的许多鸦片尚在公海的船上。对这些鸦片，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英国政府，都没有管辖权。
林则徐没有谋求和英国等外国政府的合作，而是直接对外国人施以强制，而且从一开始就动用武力包围商馆，摆出战争的架势。英国的官方代表义律冒着危险到达商馆试图交涉，但也和其他外商一样被禁锢。
英国政府并不反对林则徐的禁烟行为，认为这是中国的主权范围内的事务。但对于走私行为，英国人接受没收货物及加以罚款的处置，却不接受对于人身的处罚。可是林则徐不但要求“人即正法”，而且没有提供相应的司法程序、公正审判及申诉渠道。
不久又有突发事件发生，英国水手和中国农民斗殴，打死了一个中国人。中国古代是杀人偿命，甚至株连，凌迟等野蛮法律，而英国是公开庭审，不愿交出英国水手。中国人既无法理解，更谈不上接受，认为这不过是洋鬼子的狡猾与无耻。这是两个不同文明时代的冲突，因此后来条约中，欧洲国家都要求领事裁判权。英国人不愿交出英国水手，林则徐就把英国人全赶出陆地，困于海上，不与补给。林则徐告示沿海居民可自行打击上岸的夷人。这就无异于宣战了。被困的英国人要求上岸补给，被拒后对大清朝彻底失望，写信给首相，要求教训一下中国。最终英国议会以微弱票数赞成开战。
皇帝派林则徐戒烟，林自己却有自己的打算。清朝汉人官僚始终都处在被压迫的位置，从来是没有掌握实权。林则徐考虑的是如何改变这一现状，眼前的禁烟就是难得的机会。作为大清第一个汉人钦差大臣，他的如意算盘是通过禁烟的成功来提高汉人官僚的政治地位。一旦禁烟成功，最好的结果自然是英国人在天朝的国威面前知难而退，林则徐功德圆满成为朝廷第一权臣。如果一旦英夷发动战争，因为英夷远道而来，天朝在本土作战再不济也是打平，打平也可以通过官场的一贯伎俩欺上瞒下谎报战果。可林则徐压根就没考虑如果打败要如何收场。而结果偏偏就是林则徐最没料到的，远渡重洋的万余英军竟然让大清国一败涂地。
满清政府并没有准备和英国开战，也不了解英国的实力。当时一支清朝军队，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结束，一直试图与英国接战，但却从来没看到英国军队的影子。因为英国军队的机动性好，而清朝当时又没有火车之类的，军队移动速度慢，因此，表面上清朝军队数量和装
备可以一拼英国，但是因为林则徐的原因，清朝对此战没有充分的准备，在局部战场，英国的人数和武力是强于清朝的。
林则徐到是做了准备，到广东之后，为了了解当时的情形，他一方面派人到澳门购买外文书报，一方面组织人员翻译，还编出《四洲志》《华事夷言》《滑达尔各国律例》等。后来，林则徐把这些资料交给魏源，魏源在此基础上编著了扬名立万的《海图国志》，这本著作对中国好像没起到什么作用，不过对日本影响很大。
林则徐花巨款向美国商人买了一条1080吨的大轮船“剑桥号”，并装上了34尊英制大炮在船上。可是，林则徐却不是命令清军把这条大洋船开到海上与英舰对轰，而是横停于珠江口，作为阻碍英舰的障碍物兼作炮台之用，结果，被英国水兵爬上船去，连船带炮给开走了。
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投入反抗侵略的战争。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在英国人与满清作战的时候，满清的老百姓，对与统治他们的满清，没有表现出什么热情。老百姓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满清和外夷的战争。令人震惊的是，更有数量庞大的百姓加入到援英反清的队伍中，有的甚至成为英军冲锋陷阵的排头兵。
鸦片战争打击了中国闭关锁国政策，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古代是拿中国做老师，思想也很愚昧，日本人认为照相会摄取灵魂，当美国将军佩里要撬开日本大门进行贸易时，日本人选择了欢迎学习，甚至有几个日本人偷偷爬上美国船想去美国看看，佩里将军当时就说，日本人要是都如他们一样充满好奇，日本必然追上美国。日本久里滨有佩里将军的纪念碑，上面有首相伊藤博文的亲笔手书。后来日本的老师换成了欧美列强，并在甲午年教训了之前的老师——中国。
战争结束后，《南京条约》第一条，明确写着保证人身财产的安全。英国公民在中国，其人身权和财产权要由中方提供保障；同样，中国公民在英国，英国政府也承诺保障人身权和财产权。应该说，这是合理的要求，也是平等的要求。英国对于人身权和财产权的重视，可以追溯到1215年的《大宪章》。
有效的产权制度是近代西方兴起的关键所在，这是西方思想界的普遍共识。产权的实质是排他性权利，即一个人对某事物的绝对支配权，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让渡权四种基本权利。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非经合法审判不得被逮捕、监禁及被剥夺生命，这是英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从《大宪章》以来就形成的传统。
自由贸易是全世界公平正义的标准，今天已经得到全世界的公认。英国人并没有逼着中国人吸鸦片，没有占领中国一寸土地，没有搞剃发易服毁灭中国文化，没有“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残酷的种族清洗。实际上中国反而获利匪浅，外界文化间接推翻了满清政府以及整个封建社会。让中国人可以自由的展望世界，走出封闭的专制社会，走进光彩夺目的现代文明。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惊奇的发现，自己原来并不是世界的心中，外面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十年后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林则徐又被点位钦差大臣。在赴任的途中林则徐病逝，把振兴汉人的心愿留给了后人。
印欧民族与生俱来就有探索世界的精神。自从15世纪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西欧各国掀起了海外移民的狂热浪潮。英国当时还是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看到西班牙从美洲运回大把大把的金银，也很想分一杯羹。无奈政府囊中羞涩，根本没钱支付探险的费用。
于是英国政府向民间颁发一纸“皇家特许状”，许诺他们如果能生存下来，就可以在自己建立的海外扩张地上拥有种种开发、管理和贸易垄断特权，除此之外什么也不给。他们只能自力更生、自我发展、自生自灭。
到17世纪初，英国大部分贸易都为各种私人殖民公司所掌握。非洲公司操纵着与西非地区的贸易；东印度公司意在垄断与印度、香料群岛以及东方的贸易；弗吉尼亚公司则独占美洲地区的贸易。巨大的移民浪潮正涌向北美大陆和西印度群岛，大英帝国的雏形依稀可见。
英国在失去了北美扩张地后，与它们的贸易往来却没有断绝。战争结束仅仅几年时间，英国对北美的贸易就超过了以往最高水平。英国的政治家们一下子大彻大悟：原来海外扩张地根本没有必要紧紧攥在手里，只要英国能够在世界上畅通无阻地自由贸易，海外省独立不独立根本没关系。
想通了这个道理，英国政府顿时对海外扩张失去兴趣。19世纪初期到中期的不少英国人恨不得把扩张地都甩掉。中产阶级攻击经营扩张地耗费太大而毫无用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道，扩张地是一个代价昂贵的负担。就连首相迪斯累里也曾经说：这些讨厌的海外省，真是套在我们脖上的磨石。
英国两次对中国发动战争，目的也主要是在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并不打算把占领它，费了半天劲割走的一个香港也只是租借的，跟殖民更没半点关系。英国甚至还担心清政府垮台，社会****影响自由贸易，多次出手相助。相比较而言，沙俄前后从中国割走了150万平方公里，日本更是恨不得整个把中国灭掉，在文明程度上显然比英国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对海外扩张不感兴趣的英帝国常常是被动地将任意妄为的子民捞回来的扩张地收入囊中，急速膨胀。到19世纪末，英国的海外省已经遍及世界各个角落，每时每刻都沐浴在阳光之下。世界五分之一以上的陆地，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都处于英国女王的治下。
英国激发了全体国民对外扩张的潜能，终于成为“日不落帝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