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的军事组织制度是由满族的首领努尔哈赤所制定。努尔哈赤起初将自己的军队分编为四旗，各旗以纯色作区分，分别是：黄、红、蓝、白的正四旗。随军队壮大，四年后又增设四旗，并在原纯色周围嵌上其它颜色，称为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合称八旗满洲。
旗人制度本身是一种奴隶制，下层旗人是上层王公的奴隶，王公贵族又是皇帝的奴仆。八旗军队就是皇帝的近卫军。清朝将八旗军队看成是维持皇权统治的核心力量。在上层统治阶层中，统帅八旗的王公贵族占据主体。上层的王公贵族，成分多是当年被努尔哈赤收服的各部落的首领家族，或是投靠努尔哈赤的军队首领的家族，皇帝家族通过与这些家族结亲，形成血缘关系，构成了上层的贵族阶层。
八旗王公贵族包括“宗室贵族”和“异姓贵族”两大集团。宗室贵族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及其弟兄的子孙后代，异姓贵族是皇室以外的八旗贵族，主要是清朝的开国元勋、功臣和皇亲国戚。
八旗王公贵族是大清国的统治集团，其中，以亲王、郡王、贝勒为核心的宗室贵族，权势更大，地位更高。王贝勒拥有旗主之权，代善等王贝勒，分主一旗或二旗，豪格、阿巴泰等王贝勒，亦辖有若干牛录，他们与旗下人员是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王贝勒拥有议政之权，军国大政由汗召集王贝勒商议决定。
八旗异姓贵族则分任要职，如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等重要职位，基本上为异姓贵族担任，与议国政。他们也辖领牛录，管辖旗下人员，率兵随从王贝勒征战各方，拥有相当大的兵权。八旗王公贵族将俘获的大批人口贬为包衣，将他们编隶庄园，耕田种地，牧放马牛。他们拥有大批庄园。
顺治六年规定，亲王一子封亲王，余子封郡王。郡王一子封郡王，余子封贝勒。贝勒之子封贝子，贝子之子封镇国公，镇国公之子封辅国公，辅国公之子授三等镇国将军。其后又有所修改。皇太极第五子硕塞便因系皇子而封郡王，后又以军功晋亲王。这些因系“天潢近支”而封世爵的皇子王孙，称为“恩封诸王”。八旗王公贵族袭封爵位，担任要职，统军议政，是清帝主持之下执掌军国大权的最高统治集团。
满清统治者虽然利用汉人维护统治，但是核心权利是不愿意同汉人分享的，六部成为执行机构，军机大臣基本都是满、蒙人担任，根本不许汉人插手。而被架空的内阁则汉人文士居多。清代中央各部门都设立两个长官，一个部有一满一汉两个尚书。虽然名义上不分高下，但仅限于两个人意见相同的时候。实际上满尚书是正部长，汉尚书是副部长，各部实权完全抓在满洲人手里。各种官缺也分为满、蒙、汉军、汉四类，涉及军事、皇族、民族事务和钱粮军火等重要职务的官缺均为满、蒙独占，汉人根本不能染指。蒙古人封亲王，汉人是没有的，清初封过的三藩也没好下场。钱穆先生统计满清前中期二百多年间汉人做到地方总督的只有一个岳钟麟。满缺不能任汉人，汉缺则满人当然可以担任。只是满蒙人口在整个国家中的比例过于稀少，才保留了科举制度，作为选拔中下层官员的手段，并作为笼络汉人的工具。清代的科举，可谓八旗制度下的科举。汉人要想当官，只有走科举这条路。满人却可以通过继承爵位或者恩赐得到官位。
清朝入关后，对土地进行疯狂的掠夺，曾三下圈地令，以残暴的手段圈占普通百姓的土地，圈地时间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首颁圈地令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颁布停圈令，圈地的时间持续了四十余年，波及的地区极为广泛，除了直隶省外，各地驻防八旗，如在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江苏，宁夏，四川等省的一些地区，也同样进行大规模的圈地。清朝统治者通过圈占的手段究竟掠夺了多少土地，难以做出确切的统计，根据各种不同资料的计算，总共约在十六万余倾至而是万余倾之间，数字之巨，实为惊人。民族压迫的程度可见惨重。汉族农民被迫集体充当奴隶。据统计，王公贵族和普通旗人占有的壮丁奴隶，在畿辅地区就接近四十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口至少也有一百几十万人。户下奴隶约占全部八旗人口的70％以上，就是说奴隶和奴隶主的人数对比是7：3，正是满清蓄奴制度异常发达的一个缩影。
清朝满汉不准许通婚。1648年清廷的所谓“诏满汉官民，欲联姻者从其愿”，只是一种欺骗、宣传手段，一个短暂的政治把戏。相反，清政府多次颁谕旨，要求满人“自保其种，不自混于他族”，严禁满汉通婚。满族人的生活全靠政府财政供应，从出生便开始领退休金、养老金，两百多年人口超常可怕地增长了几十倍，终于把一个边疆少数民族，繁殖成今天的第二大民族。
对满族实行与汉族不同的法律，审判机构也是单独，如果是满汉纠纷，满人所受到的处罚要远远轻于汉人。满人犯罪自有八旗内部法规进行处罚。清朝在入关后的百余年间，致力于确立、维护旗人的优越法律地位。旗人“犯罪免发遣”这条律文是清军入关以后为协调关外法制与中原法制的冲突，在不断修改《大清律》的过程中制定出来的。这是清律赋予旗人的一项法律特权。
清代专制集权最显著的标志就是雍正一朝设立了军机处，皇帝设立军机处是为了削弱相权防止大臣掣肘皇权而集大权于一身的手段，军机处撰拟谕旨和处理奏折；议大政，议后提出处理意见，奏报皇帝裁夺；谳大狱，参与重大案件审拟；参与对重要官员的任免和考核；随侍皇帝出巡，奉旨出京查办事件等，用字寄上谕的名义对各地各部官员发布指令。军机大臣既无品级，也无俸禄。军机大臣之任命，并无制度上的规定可供遵循，完全出于皇帝的自由意志。军机大臣的职务也没有制度上的规定，一切都是皇帝临时交办的，所以军机大臣只是承旨办事而已。这些都说明军机处是皇帝集权的最好的工具。
通过设立军机处，皇帝彻底消除了相权这个最大隐患，皇权独大，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到达顶峰，物极必反封建制度也由此走向了衰弱。
衰落紧随鼎盛，一切都发生在乾隆年间。乾隆朝经济繁荣，是经过清初几代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结果，乾隆基本上是坐享其成。而恰在此时，朝廷上下，从皇帝到各级官吏好大喜功，统治者放松了吏治，奢靡贪污之风日益盛行。由于乾隆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终朝兵事不断。所谓十全武功，旷日持久，劳民伤财。乾隆朝岁入虽比前代有所增加，但开支增加得更快，国库积储增加的速度已大大放慢。到嘉庆改元时，接过的已是一个庞大的空架子，以至于嘉庆不得不拿和珅开刀，补充国用。同时，在乾隆朝岁入增加的背后，是非正常的收入来源，包括捐输、商人报效、盐斤加价、公摊养廉甚至卖官鬻爵等乱收费项目，不断增加并成为定例。这些不正常的收入虽能缓解一时之急，但对政府和国家社会而言则无异于饮鸩止渴。国家财政依赖大量非正常收入，已可见到清朝腐败并必然最后走向衰亡的端倪。
官僚统治机构的奢靡腐败的必然后果，就是强化对小民百姓的压榨和剥削，致使广大民众生活日益贫困。官僚、贵族、地主、富商大量兼并土地，失地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还有大量的农民因无法忍受横征暴敛而弃田逃亡，失去生计，四处流浪。社会上流民数量急剧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加，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一场社会大风暴正在酝酿。
公元1796年2月，一场历时9年、席卷湖北、四川等5省的白莲教起义爆发。清朝调动16个省的兵力，耗银2万万两才勉强将起义扑灭。白莲教起义剥开了清王朝繁荣升平的盛世外衣，暴露了其腐朽和虚弱的本质，成为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