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保健站一般有两名工作人员，负责邻近三五个村庄约3000～5000个村民，其工资、福利由印度家庭福利部负责。初级保健中心由一名地方政府卫生官员和14名职员组成，负责2万至3万名村民的医疗保健。它的建立和维持由州政府负责，一般设有4～6张病床，主要提供治疗性、预防性、促进性和家庭福利性服务。同时，每个初级保健中心还负责对6个保健站的监管工作。社区保健中心，也由州政府建立和维持。根据规划，每10万名农村居民配备1个社区保健中心，一个中心一般约有30张病床和4名专科医生，另配备21名辅助医疗人员或其他职员。它是4个初级保健中心的上级转诊医院。社区保健中心无法处置的病人一般都送往设施较好、医护人员齐的地区医院。
印度农村的三级医疗服务网络既减轻了农民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社会公平。然而，也存在一些缺陷，如医疗网点覆盖面不足，物质基础设施欠缺，人力资源匮乏以及缺乏必备的医疗器材、药品等。
针对农村三级医院服务网络存在的问题，政府又于2005年出台了“2005-2012年全国农村健康计划”，旨在加强印度农村地区、特别是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体系的建设。该计划提出在未来几年内，用于医疗部门的开支将从目前占GDP的0.9%增加到2%～3%，目标是为农村地区的贫困和弱势群体提供承担得起的、负责任的、有效的和可信赖的医疗服务。该计划面向全国的农村地区，以18个州为实施重点。
家家节水蓄水
印度是一个髙温、缺水、人口又多的国家，人均水资源极少。因此，人们很早就养成了节水意识，并发明和应用了很多收集雨水的装置和输水系统，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节水文化。
在乡村，印度农民在修建房屋的时候，都会把屋顶修得具有一定的坡度，能使雨水很快地流下来，以便更好地集雨。再在院子里用砖头垒一个储水池，里面塞进些鹅卵石和粗沙之类，以便存储雨水。这两个部分通过屋檐上突出的沟槽和延伸的导管连接起来，使那些从屋顶流下来的水直接被导入储水池。水经过沙石的简单过滤，即可随时饮用。从水量上看，一个雨季完全可以把储水池储满，从而满足一家一年的饮水需求。从安全角度看，储水池的取水口高于地面，避免了人畜粪便的污染。此外，在一个村庄的空旷土地上，农民也会挖一些储水池，底部多为水泥砖石构造，主要用作储存农作物的灌溉用水。
印度各地的节水装置大都能做到充分利用地方水资源。据《中国环境报》报道，在印度北方的沙漠地区，有位名叫那费尔的退休工程人员竟发明了一种“人造冰川”：他先修建一条沟渠，再用很短的金属管道把沟渠里的水引入邻近村庄的山岭背阴处一个低洼地带。当天然冰川融化后的水流进金属管道时，水就结成了冰；但随着更多的水流进来，又会把冰冲出管道，进入低洼地带而形成人造冰川。由于冰川是沙漠中唯一的水源，那费尔又把冰川引到村庄附近，村民们自然视之为宝，每逢春季，竞相用冰川的水进行灌溉。
人人敬牛爱牛
印度是世界上养牛最多的国家，存栏数达2.7亿头，约占世界养牛头数的20%。印度农民普遍认为，除土地之外，牛是农业重要的生产资料。
自古以来，印度就有敬牛爱牛的传统习俗。按照印度教的说法，牛的两只角是苏格鲁和凯拉斯圣山，牛脸、牛颈和牛背上则分别住着三大神，牛屎是圣河，牛奶是圣海，牛眼是日月神，牛尾是蛇王神，而牛毛则是印度教的3.3亿个神。印度人还一直认为：在地上、壁上以涂牛粪为净。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就写道：印度“地涂牛粪为净”。明巩珍《西洋番国志》中也记载：古里国（位于印度西海岸）国王敬象及牛，每夜令人收取黄牛粪，以铜盘装盛，早晨和水洒涂佛殿地上及各墙壁，“王家并头目及诸富家皆如此”。
时至今日，印度教徒仍将黄牛视为神，只准饮其奶，不准食其肉。不少教徒还买牛“放生”，并将放生的牛奉为“神牛”目前，印度有难以计数的“神牛”，在大小城镇的街道上或农村村边上游荡或躺卧，不但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给社会治安带来诸多麻烦。如那些汽车司机们为等待“神牛”慢吞吞地穿过马路，不得不减速、停车，造成交通阻塞；有时为避让突然出现的“神牛”，还往往酿成车祸。如1993年8月21日，印度安得拉邦首府海得拉巴就发生这么一件事：一辆长途客车为避让一头“神牛”而冲入湖中，造成28人丧生。
相比之下，水牛的“社会地位”明显低一些，因为它们不算“神”。但是，仍受到农民的分外关爱。平时，它们可以为主人提供充足的牛奶，农忙时可以下地干活，牛粪还是日常烧火做饭的廉价燃料。所以，几乎家家都饲养着数目不等的水牛，并专门为牛辟出房间。
近年来，印度加强对畜牧业的改造，引进、培育、推广优良水牛品种，建立牛奶生产合作社，使牛奶产量有很大提高。这对改善国民营养状况起了不小的作用，也使牛的经济价值更加明显。
部分农民开始领工资
2005年8月23日，印度议会以口头表决的方式批准了政府提交的《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根据该法案，政府将在今后5年内斥资1.4万亿卢比，确保印度7.2亿农村人口中每个家庭每年都能获得100天的就业机会，并领取政府发放的工资。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在法案获得通过后向议会致辞时表示，该法案是新政府《最低共同纲领》的进一步延伸，意在使印度经济增长“有更广泛的代表性和平等性”，并借此“让广大农民享受到经济改革的好处”。
按照有关要求，印度中央政府将同各邦一道，在全国200个农村地区采取“以工代赈”的方式，通过建设农村道路、小型灌溉设施、校舍以及制造手工产品等途径，争取每年有100天的时间，让每个农村家庭中有一名成员参与那些不需要复杂技能的工作，且以每天60卢比的价格支付工资。在此基础上，这一做法将在未来5年内进一步向全国600个农村地区推广。
新法案还规定，60卢比是中央政府提供就业的工资底线，谁都不得向农民支付报酬时低于这个标准。这项规定还是一种“旱涝保收”的政策：如果政府未能按照承诺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农民则可以不用工作而获得大约相当于原工资一半的“失业补贴”。为了确保这项法案能够顺利执行，印度中央政府要求各邦尽快成立国家就业保障基金，由非政府组织来监督并协助《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的贯彻。
然而，在近三年的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的好几项农民救助方案都因资金问题面临窘迫的局面。一些银行指责政府以指令的形式干预贷款业务，客观上造成了呆、坏账的迅速增加。中央财政的大量投入平均到每个农民身上也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不可能给农民生活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此间也有报道指出，在许多试图“给农民发工资”的试点地区，有关措施实施几个月后，农民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政府发放工资更是无从谈起。
此外，该项目涉及的巨额拨款也引发人们对于滋生腐败的忧虑。此前，政府曾制定过“工作换食品”计划，与《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性质大体一致，但计划实施多年未有明显成效，大笔资金付诸东流。因此，新的项目全面铺开后，资金能否顺利到达农民手中，还是一个未知数。
鉴此，不少分析人士指出，只有印度农业取得持续稳定的发展，农民贫困问题才有望得到根本解决。
很多农民生活依旧贫苦
尽管印度政府想方设法去改善农民生活，但好多农民并未脱贫，生活依旧相当苦。究其原因，主要是贫困地区的农民一直没有积蓄，很难进行机械化耕种，也没有钱买种子化肥，只好找银行贷款来购买生产资料，有了收成再还账。一般来说，一个农民正常情况下要借贷20至40万卢比才能保证一年的正常生产。遇到丰年，一家人还贷后还能勉强有个温饱；如果天公不作美，遇到旱、涝或虫灾，则无力还债而失去信用，致使银行拒绝继续放贷，只好转向私营钱庄高利举债。如此恶性循环，使许多农民家庭债台高筑，如果还不能偿还，则对生活前景极度绝望，有的甚至走上自杀的道路。据2005年8月5日《世界新闻报》报道，2004年就有4000多农民自杀；另据2007年5月15日新华网登载，在过去的4个财政年度里，印度的7个主要农业邦竟有8263名农民自杀身亡。
2007年6月11日《新世纪》周刊上还登有这么一篇文章：印度老农茶苦布亥·哈布胡拿着手卷的旱烟，一脸愁容地站在一堆孩子们用双手背来的砖头前。他那20岁的女儿安妮塔正在给弟弟传砖头，一次两块。在雨季到来之前，他们必须把一年的生活费挣回来。照常规，培1000块砖头，只能拿到35元钱。所以一天下来，他们一家5口每人口袋里还拿不到15元。他们白天要在42℃高温的环境下出苦力，晚上还在昏暗的灯光下继续干活。每天的休息时间加上吃饭，不过10小时。和泥、培砖、把砖搬运到窑里去，全凭一双手，无不累得筋疲力尽！然而，像安妮塔一家仅靠双手就能够生存的，并不是印度最惨的。培砖对这些生活在印度底层的农民而言，比起制盐和糊屋顶的工作来说，算是收入最好的了。
在2007年3月初，印度还发生一起警民冲突事件：在西孟加拉邦，警方试图强行进入将被征为经济特区用地的农迪格拉姆地区时，遭到当地数千名农民阻拦，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农民抗议土地被征用，却没有得到适当补偿。警方在冲突中开枪打死11人，打伤40多人。这样的事情在印度屡屡上演，对许多农民来说，要么就得到当地工厂卖苦力，要么就在家等死。
也正因此，据一个对印度全国6.5亿壮劳力所作的调查显示，如果有来生，很多人宁愿选择做一头欧洲的牛，也不愿做生活在印度的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