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英人士眼中，大众始终是“愚昧”的
正如本书其他部分所总结的，精英群体创造的人文学术体系，主要具有三个功能。为了论述的方便，这里再一次列举出这三种人文资源及其功能。
第一，精英人物探讨精英人物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如何维系政治的平等、财富与权力分配的公平、社会的繁荣和彼此的幸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汉代人整理的周代“宪法”《礼记》，还有孔夫子的伦理思想，都体现了这样的功能。第二，精英人物探讨对底层群体作出什么评价、提出什么要求、征收多少赋税、施加什么刑法。在这四项功能中，后两项一般是由社会控制集团的最核心机构决定的，王宫、总统府、议院等等就是这样的核心机构。前两项通常是由精英群体中的笔杆子完成的，鲁迅的一系列涉及底层人形象和境遇的小说，以及进行国民性批判时涉及底层群体的诸多杂文，就体现了这样的功能。第三，精英人物对人类生命的自由意义、对“存在”的神秘性和宇宙大生命的奥秘进行哲学研究和神学思考。《庄子》、佛教的《金刚经》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即体现了这种作用。这些精神成果有时候也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底层群体接受和消费，但是总的来说，这主要是上流社会即精英群体享用和消费的东西。
从以上所列人文学术的三大功能中，我们不难看出，底层人群在这个文化体系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永远是“被描述”者、“被要求”者、“被征收”（财产赋税）者、“被征调”（劳役、兵役等）者、“被刑罚”者、“被处置”者。至于如何“被”描述、“被”要求、“被”征收财产赋税、“被”征调劳役兵役、“被”刑罚、“被”处置，他们自己没有发言权，没有表达意愿的渠道和机会。因为这些都由王公大臣们聚在皇宫大殿里议决，由屈原、亚里士多德、培根、杰弗逊等等大宗师拟成条文，颁行天下。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的现实，韩愈有充分的依据总结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原道》）韩愈的言论跟亚里士多德的言论如出一辙。中国农民虽然并没有被精英阶级明确描述为工具和财产，但是一个“诛”字表明他们的境遇比古希腊时代的奴隶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个社会内部不同群体的关系既然如此判然有别，由精英群体掌握的文化权力必定会对那个无力掌握文化权力的群体进行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所以，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愚民愚妇”是一个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词语，这是上流社会人士对底层人的基本用词。
即使是那些在感情上对底层群体十分同情的贤达之士，只要一谈到底层群体，“愚昧”往往是首选词。比如，真心实意为底层群体谋利益，终生都在从事平民教育的晏阳初先生，他对农村和农民的基本描述是“愚、穷、弱、私”，其中愚字名列第一。
着名的胡适博士在诊断中国的病症时，提出了“五鬼乱中华”的重要学说，在“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鬼中，“愚昧”当然不是用来描述他自己的，而是用来描述那个生产“粟米麻丝以事其上”的底层群体的。
在晏阳初和胡适等精英人士的描述中，大众的“愚昧”始终是、永远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军事溃败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在这个判断中，精英群体显然把谋国无智、治国无方、护国无力的责任统统转嫁给了底层群体，底层群体不但永远是精英群体的供养者，必要的时候必须充当精英群体的替罪羊。
描述了这样的背景之后，终于到可以讨论鲁迅的时候了。
鲁迅与精英群体的双重关联
我把鲁迅安置在一个庞大的人文学术体系的背景下来讨论，并不是说鲁迅在精英群体中有什么特殊的身份或者特殊的社会关系，只是想指出鲁迅作为一个文化人所拥有的基本特征。
这个特征分两层说。第一层，鲁迅获得生存资料的方式是官俸、政府补贴、版税，他不是靠体力或者武力而是靠他的知识谋生的；第二层，他作为一个靠知识谋生的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以自古以来的精英群体所建立的这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作为基本资源和依托。这个庞大的知识体系的主要部分被命名为人文学术，这个人文学术体系及其诸般特征，成为鲁迅无可摆脱的背景。
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鲁迅是对于人文学术的精英性质具有洞穿力和批判意识的极少数学者之一。他时时警惕着社会控制集团的政治权力转化为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对弱势群体构成的隐性威压。就此而言，鲁迅一直是精英意识形态的敌人。鲁迅在五四时期写过不少文化批评文字，对于体现中国历代精英群体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进行猛烈的抨击。定居上海之后，他的晚年毫不放松对于精英群体及其意识形态的批评。很显然，鲁迅为自己竟然只能属于精英群体而沮丧万分，并且十分渴望跟精英群体划清界限。他经常强调自己“无所属”（“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两地书·八》），其中包含着他对精英群体和某种权力框架的拒绝。
鲁迅为什么对于精英意识形态具有如此强烈和持久的批评冲动？汪晖对此有精当之论述：
他的文化批评的核心，在于揭示隐藏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念和道德背后的历史关系——这是一种从未与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模式相脱离的历史关系。对于鲁迅来说，无论文化或者传统如何高妙，有史以来还没有出现过摆脱了上述支配关系的文化或传统；相反，文化和传统是将统治关系合法化的依据。如果我们熟知他早年的文化观点，我们也会发现他的这种独特视野同样贯注于他对欧洲现代历史的观察之中：
科学的发展、民主制度的实践同样可能导致“物”对人、人（众人）对人的专制。（《文化偏至论》）他所关注的是统治方式的形成和再生过程。
因此，支配鲁迅的文化态度的，是历史中的人物、思想、学派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传统的、外来的）权势的关系如何，他们对待权势的态度怎样，他们在特定的支配关系中的位置如何，而不是如他的同时代人习惯的那样作简单的中西对比式的取舍。中西对比式的描述为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化依据，并为自己的文化构筑了历史同一性，但这种历史同一性不仅掩盖了具体的历史关系，而且也重构了（如果不是虚构）文化关系。鲁迅从来没有把“权势”抽象化，他也从来没有把传统或文化抽象化。
在由传统和文化这样的范畴构筑起来的历史图景中，鲁迅不断追问的是：
传统或文化的帷幕后面遮盖着什么？在鲁迅看来，现代社会不断地产生新的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从而帮忙与帮闲的形式也更加多样——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无不如此，而现代文人们也一如他们的先辈不断地创造出遮盖这种历史关系的“文化图景”或知识体系。
尽管鲁迅对于人文学术体系中所隐含的权力因素抱有世所罕见的敏感和警惕，但是，他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个仰仗人文学术体系的养育而获得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的人，他的言说也只有带着“权力”的原罪才能产生并展开。底层群体呼吸于空气之中，精英群体却呼吸于人文学术体系之中。精英群体的血肉之中因此饱含着精神权力的因子。
就像《狂人日记》中猛烈抨击吃人文化的狂人也吃过妹妹的人肉一样，鲁迅只要一开口，整个人文学术体系就作为一种精神权力自觉地站在他的身后，作为他的护法使者和后盾。当他对上流社会即精英群体展开批评时，他所攻击的对象实际上就是他身后的这个护法使者和后盾，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与他自己的权力来源相对抗的悲壮身姿。然而那搏战的力量极其渺小，情景似乎不无荒谬。因为他只是孤家寡人，无法获得身外力量的支持。
可是，当他对底层群体展开批评时，他的思想和言说立时拥有万钧之力，因为此时他实际上是那个庞大的精英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就像狂人无以摆脱吃人的原罪一样，鲁迅也无以摆脱作为一个文化人的原罪。
两面作战的鲁迅
鲁迅是精英群体之中极为少见的两面作战的异数。一方面他对精英群体及其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奋力揭示之、反抗之；另一方面，他又借助精英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将精英群体和底层群体所共有的人性弱点，诸如麻木、贪婪、愚昧、残酷等等，作为专属于底层群体的弱点，予以激愤的描述和猛烈的批判。
在鲁迅小说所描述的形象体系中，精英群体的人物分化为夏瑜、狂人、子君、涓生、魏连殳、吕纬甫和鲁四老爷、赵太爷、假洋鬼子等判然有别的不同类型，由鲁四老爷、赵太爷、假洋鬼子组成的后一种类型，显然也像华老栓、华小栓、七斤、九斤老太太、闰土、阿Ｑ、吴妈、祥林嫂、豆腐西施、阿金（《阿金》）等等底层人一样，被作者归入“愚昧”的行列，但是，鲁四老爷、赵太爷、假洋鬼子这些愚昧的精英只是信手拈来的角色，不是鲁迅所要表现的重点。鲁迅小说的重点一直是仔细考察愚昧底层群体的精神状况。他给后代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也恰是这些底层人形象。
鲁迅为什么如此重视对于底层群体状况的考察，这一点我们留到后面再谈。我们先强调一下他的考察结果。众所周知，鲁迅对于底层群体的精神状况极为不满。
他一直在努力揭示这个群体的精神缺陷。因此他对底层群体的评价也是很负面的。
除了《社戏》中的孩子和那个极不起眼的六一公公表现了一点人情之常的可爱，其他作品中的底层人，几乎都是极尽夸张的愚昧、麻木、自私、丑陋。要读者喜欢上这样的人，实在很难，连同情他们也不容易做到。作者原是要表达他的失望和批判而写作的，读者果然也很自然地跟着作者产生了压抑感、失望感，并常常涌起批判的冲动。
鲁迅对于底层群体的形象展示，正好呼应了胡适、晏阳初对于底层群体的定性分析。他们与那个时代的整个精英群体一起，共同完成了对于底层群体的卑贱性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
不勾勒出以上的历史背景，我们就无法理解，鲁迅对于他笔下的底层群体何以如此夸张和尖刻。鲁迅对于底层群体的态度，比起历史上孔子、韩愈等等圣贤之徒来，可能格外复杂一些。他在批判底层群体的同时，常常为底层社会说几句贴己话，实际上是多么难能可贵。
但这种内在的品德并不能消解他观察底层群体时同样内在的歧视性视角。他对底层群体的绝大多数特点都以一种神经质式的大惊小怪予以负面的解读。他最终无法逃脱他那个士大夫阶层对于底层群体的偏见，往往将社会黑暗的责任归咎于一无所有的底层群体，他在诅咒专制政府的罪恶时，甚至将此归咎于被统治的国民。
这样的思路虽然十分乖谬，却又非常自然。他的背后矗立着一个庞大的精英意识形态，这种精英意识形态对于底层群体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卑贱性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国家贫弱决不是因为精英群体穷奢极欲，而是因为底层群体纳税不诚。政局动荡决不是因为精英群体争抢天下，而是因为暴民作乱。这种对底层群体极尽卑贱性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并且将一切人间罪恶转嫁于底层群体的习惯性思维，在五四时代达到了最为登峰造极的程度，而且具有一些新的内容和特色，我将五四时代精英群体的这种倾向，命名为“五四精英意识形态”。
以下先来研究鲁迅对于底层群体的卑贱性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然后再来研究五四精英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
精英群体对于底层群体的卑贱性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得到底层群体的认可和接受。比如一个农民见到一位前来采风的学者，他多半会谦逊地说：“我们是粗人，没文化。”这个“没文化”的描述，就是“愚昧”的延伸。
因为底层人背不出四书五经，也没读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既不知道维新运动，也不知道文艺复兴，所有上流社会的礼乐他都不曾见识，而他自己的生存经验和日常习俗又无法进入知识分子的法眼，无法形成文本进入历史传承的渠道以及教育体系，所以，他们只能相信知识分子对他们“没文化”的描述是真实准确的。这显示了精英群体对于底层群体的精神奴役十分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