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观点的更加温和的代表人物可能是黄兴涛。关于国民性批判话语与殖民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关系，黄兴涛都予以承认。在评述史密斯《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叙述心态时，黄兴涛说：
该书整体的叙述却无疑笼罩在阴郁的底色之下，其所举例证（如老妇为了节俭，临死前挣扎着移挪到掩埋之地等），也无不流露出一种“领先进步”的西方人的那种傲慢和优越感，以及对中国人的轻蔑。尽管在主观上，作者对此类情绪也希望有所压制和克服……但实际上，这种心态和情绪，仍渗透在该书的字里行间，欲盖弥彰，欲隐还现。有学者将此种心态所导致的“过火的挖苦”的议论，全然视为明氏本人“性喜诙谐”之故，我以为当属不得要领之言。这种心态出现在那个中国落后挨打、被人欺凌的岁月，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何况当时西方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的确较中国要高出不少呢！当代美国学者海弗曾为此批评明恩溥，认为他以１９世纪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来评判中国人，而没有意识到自身文化的相对性，这或许揭示出了其优越感和傲慢的部分原因。
黄兴涛的这种批评与刘禾对于《中国人气质》的批评相衔接。另一方面，黄兴涛对国民性批判运动的理解，又不止这一个角度，他还从另一个角度来充分理解并尊重其历史合理性，强调国民性话语产生于民族危机和时代困局之中，具有其内生性。
他说：
“他者”毕竟是“他者”，其有关思想言论和物质形态要转化成中国人救亡图存、实行现代化变革的动力，还必须经过主题自觉的选择，因而其作用又终究有限。那些将鲁迅等民族性或国民性改造论者完全视为所谓传教士话语之“奴隶”的人们，不仅淡忘了当时中国发展的时代困局，忽略了后者在国内外亲身体验、参照对比的多渠道认知途径，轻视了“现代性”
价值标准的某种程度朴实化的必然性和认同的相对合理性，实际上也等于彻底否定了民族性或国民性作为社会历史范畴本身的时代变迁特征。
黄兴涛的立场似乎颇为矛盾，但其矛盾性保持了思想的张力，我们似乎可以从中获得一种启示。对于一些极为复杂的文化现象（或其他研究对象），一方面需要锐利的穿透力，将其中云遮雾罩的内容洞穿；另一方面，也需要一种冷静的、平和的、温良的心态，予以多角度、多方面、多层面的把握，从而使得学术界在整体上不至于走向偏颇，而是充分理解事物的复杂性，和多角度、多方面、多层面阐释的可能性。
附录一阿金
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
她是一个女仆，上海叫娘姨，外国人叫阿妈，她的主人也正是外国人。
她有许多女朋友，天一晚，就陆续到她窗下来，“阿金，阿金！”的大声的叫，这样的一直到半夜。她又好像颇有几个姘头；她曾在后门口宣布她的主张：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
不过这和我不相干。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的后门，斜对着我的前门，所以“阿金，阿金！”的叫起来，我总受些影响，有时是文章做不下去了，有时竟会在稿子上写一个“金”字。更不幸的是我的进出，必须从她家的晒台下走过，而她大约是不喜欢走楼梯的，竹竿，木板，还有别的什么，常常从晒台上直摔下来，使我走过的时候，必须十分小心，先看一看这位阿金可在晒台上面，倘在，就得绕远些。自然，这是大半为了我的胆子小，看得自己的性命太值钱；但我们也得想一想她的主子是外国人，被打得头破血出，固然不成问题，即使死了，开同乡会，打电报也都没有用的，——况且我想，我也未必能够弄到开起同乡会。
半夜以后，是别一种世界，还剩着白天脾气是不行的。有一夜，已经三点半钟了，我在译一篇东西，还没有睡觉。忽然听得路上有人低声的在叫谁，虽然听不清楚，却并不是叫阿金，当然也不是叫我。我想：这么迟了，还有谁来叫谁呢？同时也站起来，推开楼窗去看去了，却看见一个男人，望着阿金的绣阁的窗，站着。他没有看见我。我自悔我的莽撞，正想关窗退回的时候，斜对面的小窗开处，已经现出阿金的上半身来，并且立刻看见了我，向那男人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用手向我一指，又一挥，那男人便开大步跑掉了。我很不舒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错事似的，书译不下去了，心里想：以后总要少管闲事，要炼到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炸弹落于侧而身不移！……
但在阿金，却似乎毫不受什么影响，因为她仍然嘻嘻哈哈。不过这是晚快边才得到的结论，所以我真是负疚了小半夜和一整天。这时我很感激阿金的大度，但同时又讨厌了她的大声会议，嘻嘻哈哈了。自有阿金以来，四围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她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这种扰动，我的警告是毫无效验的，她们连看也不对我看一看。有一回，邻近的洋人说了几句洋话，她们也不理；但那洋人就奔出来了，用脚向各人乱踢，她们这才逃散，会议也收了场。这踢的效力，大约保存了五六夜。
此后是照常的嚷嚷；而且扰动又廓张了开去，阿金和马路对面一家烟纸店里的老女人开始奋斗了，还有男人相帮。她的声音原是响亮的，这回就更加响亮，我觉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间门面以外的人们听见。不一会，就聚集了一大批人。论战的将近结束的时候当然要提到“偷汉”之类，那老女人的话我没有听清楚，阿金的答复是：
“你这老×没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
这恐怕是实情，看客似乎大抵对她表同情，“没有人要”的老×战败了。
这时踱来了一位洋巡捕，反背着两手，看了一会，就来把看客们赶开；阿金赶紧迎上去，对他讲了一连串的洋话。洋巡捕注意的听完之后，微笑的说道：
“我看你也不弱呀！”
他并不去捉老×，又反背着手，慢慢的踱过去了。这一场巷战就算这样的结束。但是，人间世的纠纷又并不能解决得这么干脆，那老×大约是也有一点势力的。第二天早晨，那离阿金家不远的也是外国人家的西崽忽然向阿金家逃来。后面追着三个彪形大汉。西崽的小衫已被撕破，大约他被他们诱出外面，又给人堵住后门，退不回去，所以只好逃到他爱人这里来了。
爱人的肘腋之下，原是可以安身立命的，伊孛生（Ｈ．Ｉｂｓｅｎ）戏剧里的彼尔·干德，就是失败之后，终于躲在爱人的裙边，听唱催眠歌的大人物。但我看阿金似乎比不上瑙威女子，她无情，也没有魄力。独有感觉是灵的，那男人刚要跑到的时候，她已经赶紧把后门关上了。那男人于是进了绝路，只得站住。这好像也颇出于彪形大汉们的意料之外，显得有些踌蹰；但终于一同举起拳头，两个是在他背脊和胸脯上一共给了三拳，仿佛也并不怎么重，一个在他脸上打了一拳，却使它立刻红起来。这一场巷战很神速，又在早晨，所以观战者也不多，胜败两军，各自走散，世界又从此暂时和平了。然而我仍然不放心，因为我曾经听人说过：所谓“和平”，不过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日。
但是，过了几天，阿金就不再看见了，我猜想是被她自己的主人所回复。补了她的缺的是一个胖胖的，脸上很有些福相和雅气的娘姨，已经二十多天，还很安静，只叫了卖唱的两个穷人唱过一回“奇葛隆冬强”的《十八摸》之类，那是她用“自食其力”的余闲，享点清福，谁也没有话说的。只可惜那时又招集了一群男男女女，连阿金的爱人也在内，保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发生巷战。但我却也叨光听到了男嗓子的上低音（ｂａｒｙｔｏｎｅ）的歌声，觉得很自然，比绞死猫儿似的《毛毛雨》要好得天差地远。
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不到一个月，我就说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样来了。但是我还讨厌她，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在邻近闹嚷一下当然不会成这么深仇重怨，我的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
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昔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我却为了区区一个阿金，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虽然圣人和凡人不能相比，但也可见阿金的伟力，和我的满不行。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
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
１２月２１日
附录二柔顺的固执
我们对中国人的最初的知识，来自我们的仆人。他们是我们关于中国人特点的最早的老师，而他们教给我们的课我们总是难以忘怀。这一点，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而我们却常常不满意。但是，当我们与中国人的接触面广泛一些之后，我们发现，与仆人这个狭窄范围交往中不知不觉得出的结论，被后来的广泛的了解惊人地证实了，因为每一个中国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这整个民族的缩影。本章将要谈及的中国人的一个特定气质，尽管自我矛盾的标题不能把它令人满意地描述出来，但“柔顺固执”这个措词却是最为恰当的，不用费多少笔墨就可以令人明白。
外国人家中所雇的所有仆人，唯有厨师左右着全家的安宁。当他的新的女主人告诉他，要按照这样的方法干，不要用其他方法干时，他简直就是服从的化身。他对家里的规矩都诚恳地表示赞同，即使不能说已经赢得信任，也给人留下了不少好感。比如，特别警告他说，前任厨师有一个令人不快的习惯，面还没发好就做成面包放进烘箱去烤，女主人感到这是一个要坚持的小事。前任厨师正是在这件小事上与女主人闹翻的。后任厨师对此的反应令人愉快，表示说自己不管可能有多少其他缺点，犟头倔脑却不是他的脾气。告诉他，狗、闲杂人等、吸烟都不准在厨房，他对此回答说，他讨厌狗，也不会抽烟；他自己也可算个生人，在这个城市里没有几个朋友，而且他们没有一个是游手好闲的人。经过这番叮嘱之后，他开始上任了。
几天之后，发现他在发不好面这一点上，与前一个厨师简直是“亲兄弟”，还有数不清的人进出厨房，许多人还带着狗，家里永远不会少的东西就是浓重的烟味。厨师坦率地承认烤面包的确没有发挥出他的最佳水平，但肯定不是没有揉好，他是很会揉面的。厨房里看到的陌生人，肯定是那个苦力的“哥儿们”，但他们都没有狗，而且他们都已经一去不回了——尽管第二天又看见他们。没有一个仆人抽过烟，烟味是从隔墙那家吹过来的，那家的仆人都是大烟鬼。这个厨师简直就是讲道理的化身，由于没什么需要改变的，他也就不知道如何改变。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个苦力身上。叫他去割草，明明给了他一把外国镰刀、锃亮而锋利，他带着满意的笑容接过这把镰刀，但就在这天，后来看到他还是用一把在四英寸长的旧铁片上装着短柄的中国割草刀。他似乎在说：“旧的更好。”给洗衣工一台外国洗衣机，省时省力省肥皂。最重要的是不伤衣物。又给他一台获得专利的绞干机，省力而不伤纤维。结果洗衣机和绞干机都成了“无关痛痒的废物”，洗衣工还是一如既往地搓衣服、拧衣服，直至破烂。要实行这种改革，就必须以时时叮咛为代价。
叫园丁用砖坯修一道残破的墙壁，砖坯手头就有，但他认为还是用小树枝埋进墙头一英尺深做顶盖为好，于是就这样干了。如果质问他，他会解释他的办法的优越性。雇一个信客送一封重要邮件去一个需要几天路程的地方，晚上给他邮件，让他第二天一早出发。第二天下午，有人却看到他在附近一条胡同里，把他叫来问问，他告诉我们说他不得不休息一天时间洗洗他的袜子！按天数雇来的马车夫也会给你同样的感受。告诉他按特定的路线走，同其他所有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反应一样，而他却按完全不同的路在走，因为他从过路的陌生人那儿听说那条路不好走。厨师、苦力、园丁、马车夫——全都不相信我们的判断，只相信他们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