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众电影》，一个《人民文学》，都曾因刊登朱琳的照片与马健、刘索拉等人的小说而引起抢购与争论；到1988年，《河殇》、《红高粱》、《一无所有》等作品，甚至包括黎汝清的小说《皖南事变》的登堂入室，终于使人们在某种复杂的心绪下接受了“异端”或“另类”的眼光，让更多的人在渐趋平静中回复到自己的内在生活。
几乎整整一年，我都在为出版“边缘丛书”而与几家出版社进行联系，为此还应国伟之邀与志扬同机飞到了上海；最让人痛苦的就是必须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那些大体相同的话，比如为什么要选取这样的角度，为什么要用“边缘”二字作为丛书的主题，为什么要在文体上介乎哲学与文学之间，为什么要描述那种近乎绝望的处境、状态、心境与情绪，然后又要把这些词语转变为哲学概念、哲学问题。
这一年的4月初，在湖北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德国哲学的国际会议。那时候在国内开这样大规模的国际哲学讨论会还不大为人们所习惯，我们全力以赴投入了筹备与接待工作，然后再在会上发言，主题是德国哲学中的主体性原则。
会前，去国十年的高宣扬教授来我家，大家相谈甚欢。高先生详细谈到了自己十年后回国的感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几句话：
“才到法国，最喜欢一个人在森林散步，但现在不敢了，主要是怕孤独”；“无论你到哪里，都时时处处感受到中国的存在，那些华侨，有的根本就没有到过中国，但也有许多习气显然与国内一模一样”；“这次回来，怎么觉得每个人的面孔都显得这么贪婪、凶恶”；“回来，总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回来了，一觉醒来，不知身在何处”，等等。
那些日子，除了最后完成《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
一书外，就是写作思想随笔《人生天地间》，翻译一本名为MereChristianity(《基督教真义》)的小册子；主要的精力放在厘清“哲学与现代人处境”上，向自己提出“上帝何以成为一个问题”，与别人展开“关于上帝的对话”。
那一年的夏天，武汉特热，连续一周40曟的高温，而我的胃天天疼痛难耐，几次几乎昏厥过去。
事后知道是胆囊炎；但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经过了内科、外科、神经科的重重检查，就是没有一个大夫告诉我可能是胆囊有问题。只要我说“胃疼”，他们就只检查胃，用钡餐透视、用胃镜，然后告诉我胃只是浅表性炎症，消消炎就好了。然而并未好，依旧是疼，饭后剧疼。我当然只知道人体有胃这样一个器官，那时对胆囊毫无意识，几乎连“胆结石”这个概念听都没有听说过。
我说疼，大夫说没什么大问题，留给自己的当然就只有绝望。
什么是现代人的处境？ 我们理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冲突(正是这种冲突给了这个时代以激奋与卑微的特质)吗？
理解了时代的独特冲突，接下来就是：我们认同这样一个时代吗？“认同”在这里指的是一种欢欣鼓舞、张开双臂的姿态；“不认同”并不是说你可以跳出这个时代，而是指那种怀疑的、批判的目光，这被理解为知识分子的本色。
为什么？
我们都是从“文化大革命”中过来的一代“有为”青年；之所以要给“有为”二字打上引号，是因为凡是能够为“有为”二字提供证明的理想、热情、志向、抱负都应该在以后的日子里打上引号。
打上引号就意味着怀疑、批判；再向前跨进一步，就是虚无主义，它几乎成了这一代人的一个宿命。
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
在农村插队，在监狱当狱卒，无论日子多么清贫，精神多么贫瘠，但有信念，而且认为一切艰难困苦都是在考验自己的信念是否坚定。
真正的困惑始于研究生毕业之后，始于自己已经成了一名大学副教授，有了两室半一厅的住房，而且被人尊敬，受邀在各个场合发表自己的见解之后。
到底是什么东西使自己受到一些人的尊敬？名誉？地位？知识？收入？品行？自己追求的是什么？就是这些吗？什么是自己“真”的见解，而且这种见解只在某种场合下才说给某些人听？自己真有这样的见解吗？过去，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到底都给自己留下了些什么？自己是不是已经丧失了对于苦难的感受？或者说，以前说的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现在，不说世界上，只说自己的身边，苦难是什么？如果说以前挂在嘴上的“解放”或“解救”现在不说了，那么现在该是什么？无动于衷吗？
“哲学的主体性”，这是一个很熟悉又很陌生的概念。从笛卡尔那里我们知道了“自我”，从康德那里我们知道了“先验”，从胡塞尔那里我们知道了“纯粹”，但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什么是我们直觉中的社会腐败，什么又是我们本能意义上的反抗或随波逐流？
“主体性”，在西方哲学家那里，其实就是对主体自身权利的意识，而且要求把这种权利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所以“文革”后期，张春桥才一再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这一点也深得毛泽东的欢心)。这其实是一次要从根本上泯灭掉人的“主体性意识”和“法治社会”的大规模的思想教育运动。但由于它太深奥，而且，说真的，也由于人们基本上还根本就没有权利或法权的意识，所以这样的批判才无异于“空对空”的对天鸣炮。
但现在，当我们由于能吃饱了故而对饥饿才更为敏感，由于我们自认为已经可以为自己追求到幸福故而才对一切压迫、障碍、阻拦、歪曲和限制感受到痛苦时，我们才知道自己所追求的其实就只是一种要求被尊重的感觉；因为所谓尊重，无非就是要求尊重自己的感受，特别是那种以前被视为“异端”或“另类”的感受或感觉——前提是我们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觉。
维护这种感觉的正当与权利，而且想以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才成为了一种对自我的意识。
没有人由于可以吃饱了就不相信还会挨饿，也没有人相信一切横在自己所要追求的幸福前面的压迫、障碍、阻拦、歪曲和限制都会消除，或者说都应该消除，但，那种信念，那种感觉，那种企图作出论证的努力，难道不正是人之为人的可贵之处吗？
1988年的最后一个月，日记中就一个字：“疼”。几次在半夜被送到医院打吊针，三番五次地检查，已经让我不得不装出比实际上的疼痛更为疼痛的样子来欺骗自己，企图蒙混过关。
但，那种疼痛毕竟是属于自己的，而且只属于自己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