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起伏、焦虑、不安。
1月16日，在湖北大学为张世英先生饯行，忽听有重要新闻，原来是胡耀邦下台。晚坐车回华中工学院，见街道上熙熙攘攘，人来车往，一切照旧，方知政治已渐渐远离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不知道这是好的现象还是不好的现象。是好，是因为我们知道西方人并不把谁在台上看得很重，竞选者需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动员更多的人来投票，而到底谁会赢，说到底关系并不大；在我们这里，我长这么大还从未投票选过谁，但却对政治形势的变化如此地关注，让人一天到晚担惊受怕，心中真希望政治也能淡出人们的生活，让大家的日子轻松一些；但反过来想，我们这个社会一直就靠政治这根弦，才能把大家的神经高度绷紧，一直依赖着意识形态的整合，才能使社会具有一种外在的、价值观念上的一致，比如给善恶美丑提供标准；如果政治远离了人们的生活，这也就同时意味着价值观念的松动乃至瓦解。是不是我们也到了如尼采所说的“重估一切价值”的地步呢？谁来重估？
以什么为标准？难道世间真存在着确定不易的价值标准吗？
1月21日在世南家聚餐，正琳大醉，酒后真言，方知人心之无所着落。
世忠一家去了克拉玛依，我的另一位老朋友广勤也定居于新疆且末，在那里为人家写“县志”，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地方，心中的悲凉无以言表。他是清华附中1965届的高中毕业生，由于家庭成分不好，随父来到华县，在县物资局当职员，后主动下乡插队落户于张家山，一个极为偏僻的大山深处；但又不算插队知青，就是说历届招工名额上都没有他；后入赘一农户，在多次被临时聘为乡村教师和被征调到华县写县志后，终于自行远去。
那真是一段动荡不宁的岁月，或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
一切固定的、古老的、素被尊称的观念正在瓦解，而新的一切该是什么样子又无人知道。
历史正在逼近一个转折点，而我们却如无头苍蝇一样寻觅着自己的去向。
我们在广州开会，被领着集体参观花园酒店、白天鹅宾馆，大家列队而入，一个接一个房间地看，嘴里发出由衷的赞叹：仅仅就是敞开大门，任人参观这一项，已足够让人大开眼界。
而这一切，显然都是殖民地加资本主义的香港带给我们的。
外面的一切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奇归好奇，我却依旧愿意固守在这块土地上，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的心理，仿佛不这样就无法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似的。
杨小凯从美国来信，柳延延从苏联来信。冷战的格局依旧，但真正的冷战却发生在自己身上，一种内在的很冷的感觉。
从广州再去深圳；那时的深圳还未开发，去深圳的目的只是为了去沙头角，一个在九牛一毛的意义上能体现香港之繁荣的弹丸之地。
大家拼命购物，主要是布料，为的是向自己的家乡人炫耀自己的东西是在香港买的。
我站在界碑处仰天长叹，当时的那种屈辱感，那种哑口无言但又愤愤不平的压抑与惆怅，真让人永世难忘。
这里面确有一种很可怕的情绪性的东西在酝酿。
志扬的朋友王振武去世，在汉口参加他的悼念仪式；回来后再与他聚谈。他说了他的苦恼与追求：甘阳有理性，小枫从诗意到神话再找到宗教，终于找到了上帝；维纲则相信他的语言分析。我们呢？我们有什么？什么是我们正在寻找的东西？那时的胡塞尔与现象学，已经渐渐浮出水面，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而我的注意力，也随之从古典哲学转向了现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什么精神？结构还是解构？激进还是平和？
怀疑还是确信？作为“基底”的是意识还是肉体？是精神还是物质？
抑或根本就不能使用“基底”(实体，substance)这个概念？
随后，就有了志扬主编的《边缘丛书》，包括有志扬的《渎神的节日》、萌萌的《在逻辑和想象的背后》，正琳的《快乐与理性》、宣良的《死与道德》、忠晶的《与萨特对话》、晓芒的《表演人生》、亚林的《诗与禅》和我的《浪漫与幽默》，还有两本论文集，分别是《风从两山间吹过》和《无常的毁灭与不朽的生命》。
路，人不走不在，人走也未必在，要不，更多的人怎么会迷失在他们的常路之中？但我们总还得走，而且一旦开始，就得走下去。比较和选择其实很难的，人都有自己跨不过去的界限：绝路也罢，歧路也罢，常路也罢，也许正是界限使我们在各自的边缘相遇。
要说这一年真正让人记住的，还是这一年的1月4号，在中央电视台的“星期音乐会”上听到了“让世界充满爱”这首合唱歌曲。
想起来是那么遥远
仿佛都已是从前
那不曾破灭的梦幻
依然蕴藏在心间
是谁在默默地呼唤
激起了心中的波澜
……
这首歌在唱出了我们心中的某种情怀的同时，也缓解了内心的某种冲突，特别是那种浪漫中的哀伤与希望。我是那么地喜欢这首歌，而且在以后的最最困难的时刻，总会想起这首歌，唱起这首歌，听同学们集体合唱这首歌，因为它给了我力量、给了我期盼，让我相信人世间毕竟还有某种美好的东西值得珍视。
1987：与法国哲学会主席、黑格尔研究专家贾克·董特及法籍华人哲学家高宣扬先生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