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当代新儒家思潮与人物
从大的背景来看，“五四”与“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等等学术性的思潮。在“五四”时代，与《新青年》
分庭抗礼的，有《东方杂志》、《甲寅》周刊。１９１５-１９２７年发生了“东西文化问题”论战，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年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文化界出现了一批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我们特别要小心用这个名词，这些学者在政治上并不保守，只是在文化上以同情理解的心态对待传统资源。他们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上仍持开放的立场。例如，以南京为中心的《学衡》杂志及其作者群，被称为“学衡派”的一大群人文学者，就属于这个阵营。吴宓、柳诒徵、王国维、胡先骕、汤用彤、梅光迪等近百名教授学者在《学衡》杂志上发表了很多高水平的学术论文，主张中西文化精华的融会贯通。“学衡派”的主导思想是美国哈佛大学白壁德（Ｉ．Ｂａｂｂｉｔｔ）的新人文主义。《学衡》的宗旨是：“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
该杂志于１９２２-１９３３年间，聚集了一批人文精英。“学衡派”与我今天要讲的现代新儒家同属于一个大的文化思潮，大的文化群落，但它们之间有不小的区别。“现代新儒家”主要研究哲学，“学衡派”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学与史学。
当然，属于“学衡派”的汤用彤先生，即汤一介先生的父亲，他是研究哲学的，是着名的哲学史家，精通欧洲大陆哲学、印度与中国的佛学和魏晋玄学。汤先生与新儒家有密切关系。
这里要讲的现代新儒学思潮，大体上有三代学人。第一代学人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方东美、钱穆、冯友兰、贺麟等人，第二代学人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第三代学人有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等人。
关于钱穆（宾四）先生是不是新儒家，学术界颇有争议，他的弟子余英时先生不同意。我们这里是从广义上讲的，余先生取狭义的界说，只把熊十力及其弟子称为新儒家。
梁漱溟先生（１８９３-１９８８）是一位性格特异、风骨嶙峋的人物。他是广西桂林人，但生长在北京。他并未接受过旧式教育，他的父亲很开明，让他在新式学堂里接受了小学、中学教育。１９１６年，梁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习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很受北大蔡元培校长的赏识，蔡校长即与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决定聘梁先生为印度哲学课程的特约讲师。在此前，梁先生曾经报考过北大，没有被录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梁漱溟没有考取北大当学生，却当上了北大的讲师。他的代表作是《东西文化及其哲学》，１９２１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梁先生的主要看法是：西方、中国、印度是世界上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各奉行不同的哲学。就人生的态度去看，西方文化是向前追求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郑重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印度（佛教）文化是转身向后去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对自己本身，即心与身的关系。他的这些概括当然是比较简单化的，但在当时，从文化比较类型学出发来考虑问题，也很了不起。他主张“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西方文化是解决生存的前提与条件问题的，是第一期；中国孔子的文化是人心即精神生活的，是第二期；印度佛学是超越的宗教境界的，是第三期。在他看来，中西之别在一定意义上是内与外、玄学与科学、义与利、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理性与理智的区别。他认为，促使西方人向外逐求的是意欲，是物质利益；促使中国人向内聚敛的是道德，是义。他说，未来中国文化，很可能是孔子儒家文化的复兴。
这些看法当然都可以讨论。梁先生其实是非常主张科学与民主的，而且积极参与了民主建国的政治活动。
梁先生是有操守有气节的人，他的骨头很硬，我非常佩服他的人格。我曾经五次到北京看望、拜访他，深深地为他的精神所折服。他是一位真儒，决不趋炎附势。他有自信力。１９４１年他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务，创办《光明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坐小船回来，非常危险，但他若无其事，心地坦然。
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他说，孔孟之学的意蕴，中国文化在人类的地位，只有我能阐发，我还有三本书要写，我怎么能死呢？天怎么会让我死呢？梁先生就是这样自信、这样有担当意识的人。这很有一点像孔子。如孔子所说的“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那样。解放前夕，他代表民主团体到昆明调查闻一多、李公朴遇害案，在群众大会上痛斥国民党特务。他说，民主知识分子是杀不绝的，你们有胆量就朝我开枪，我不怕死。
抗战时与抗战后，他曾经两度去延安，曾经与毛泽东多次交谈，乃至同榻而眠。建国以后他多次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但拒绝了毛主席让他在政府中任职的建议，又多次对内政外交提出不同意见，终于酿成１９５３年与毛直接冲突的“廷争面折”的局面。梁公然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要试一试毛泽东的“雅量”。１９７４年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他发表《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林彪与孔子相提并论，为刘少奇、彭德怀鸣冤叫屈。当遭到政治高压时，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他真是现代的孔子。梁先生的哲学主要是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他的哲学与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熊十力先生（１８８５-１９６８）与梁先生一样，也参加过辛亥革命。熊先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是湖北黄冈人，从没有受过任何旧式与新式教育，只读过半年私塾，要说文化程度，比梁先生低得多。熊十力生长在贫瘠乡间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１３-１４岁时，他的父母相继病亡。日后他只是在父亲的朋友何柽木先生处读了半年乡塾。
１６-１７岁时游学乡间。不久，他与同县何自新、浠水王汉共游江汉，受到维新派影响，读孟子、王船山、顾亭林书，萌发革命之志，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为“运动军队”，熊氏投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１９０５年，熊氏由行伍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为学兵，宣传革命，联络同人。次年春，熊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由于熊氏在军学界图谋举事，奔走甚力，遂被鄂军首领张彪所通缉，幸为友人掩护，秘密出逃。武昌起义后，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民国元年，参与编辑日知会志。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曾去江西德安耕读、教书。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间，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
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熊十力早年就有佛学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意识。他是自学成才的，特别有天赋，有悟性。他曾在《庸言》杂志上发表文章。梁漱溟先生看了熊先生批评佛学的札记，不同意他的看法。梁先生当时也不知道熊某是何许人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中批评了熊先生。这场笔墨官司导致了两人的历史性会见。１９１９年暑假，熊先生由他执教的南开学校，从天津到北平广济寺借居，与梁先生讨论佛学。１９２０年夏，梁漱溟先生来南京访问金陵刻经处，向欧阳竟无大师请教佛学并介绍熊十力先生求学。熊氏在内学院打下了坚实的唯识学和因明学的基础，接受了哲学思维的严格训练。欧阳先生是佛学大师，继承杨仁山（文会）居士的事业，刻印流失到日本、已在中国失传的佛书和其他佛学典籍，后来办支那内学院，培养了一批佛学专家。这年下半年至１９２２年，十力先生在南京从欧阳大师学佛。由于梁先生的介绍和蔡元培校长识才，１９２２年冬，熊先生开始在北大任特约讲师，讲佛教唯识学。正是在北大这种学术环境中，熊十力才得到了独立思考并与学术界精英砥砺学问的机会。
自１９２３年开始，熊十力一步步背弃师说，逐渐离开佛教唯识学，形成自己的一套观点。通过十年精思，熊十力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其标志是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在杭州印行的《新唯识论》文言文本。是书出版后，得到学界蔡元培、马一浮、林志钧等人的高度赞扬，也几乎遭致佛学界群起而攻之。
熊十力先生是一个怪才，他从他的老师那里走出来，批评佛教唯识学，创立了融会儒佛的“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佛学界对他有不少批评。他在北大讲课，或与友人交谈，谈到重要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学生们都不敢坐第一排，怕熊先生“棒喝”。有的人躲在最后一排，他就从最后一排敲起。朋友们与他谈话，也不敢靠近他。据说张东荪教授与他交谈时也被他拍过巴掌。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文学家、北大教授冯文炳（废名）是黄梅人，算是大同乡，是晚辈。废名与他争论佛学，争着争着，常常对骂起来，甚至扭打成一团。过两天，两人又和好如初。
１９２７年，熊先生应汤用彤先生的邀请到中央大学来散散心，当时熊先生身体不好。次年，熊先生由杭州来中央大学讲学，吸引住了另一位新儒家学者唐君毅先生，唐先生得列熊十力门墙。
黄冈熊子真（十力）先生是２０世纪中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他是北大教授，也是武汉大学的前辈。１９２５他曾应石瑛（蘅青）校长的邀请执教于武汉大学的前身武昌大学。抗战期间在后方，他也曾到乐山武大讲学。
抗战时期，熊十力入川，颠沛流离，生活拮据。他凭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着的爱，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着述讲学。熊氏哲学体系之充实、发展、完善并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亦是在抗战期间。抗战末期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体系完成的标志。
１９４９年后，熊氏仍以着述为生。他继续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又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尽管晚年日渐孤独，无人理会，但毕竟仍能按自己的思路运思而没有受到过多的外在压力和干扰，而且《新唯识论》的删定本、《原儒》、《体用论》、《明心篇》等着作的出版、印行都得到政府的资助。１９６６年“文革”
爆发，熊十力也在劫难逃了！他终于在１９６８年５月２３日在上海辞世，终年８４岁。
熊十力思想的发展轨迹，大体上是：早年批判六经，认为六经是拥护帝制之书；中年趋向佛法一途，直从大乘有宗唯识论入手，不久舍弃有宗，深研大乘空宗，投契甚深，久之又不敢以观空之学为归宿；后仍返求诸己，通过自己的人生体验，契合于儒家《周易》。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蒂。
熊十力是我国现代哲学史上最具有原创力、影响力的哲学家，他奠定了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哲学形上学之基础。他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简要地说，就是面对西学的冲击，在儒学价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他的学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开创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础而加以发皇、扩展、深化、扬弃的。
学界把他们师徒视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中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