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以来，我们对孔子与儒家学说有诸多的不理解。时至今天，人们对儒学的隔膜仍然很严重。例如，有关对女性的看法，有关对“亲亲互隐”的看法及儒家是否不重法甚或导致腐败，有关儒家“仁爱”精神是不是一个假命题，有关“礼”是不是可以简单地化约为“吃人的礼教”，关于“天人合一”的看法，对儒学的总体的历史评价，以及儒学与当代经济社会之现代发展的关系等等，都需要深入地加以省视。儒学并不是现代化的对立面，而是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健康的力量。我们应有一种文化自觉。我们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首先要重视的是精神文化的主体性，是一定要以渊源有自的精神文明与别的文明对话。儒家思想仍是活的，仍是民族认同与伦理共识的核心，在今天的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建设中愈显重要。我们要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孔孟与儒学传统。
前辈学者费孝通先生指出，我们应当对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有所自觉，有清醒的认识，有自知之明，有自信，且有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和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费先生主张“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成员，要学会容忍、理解、欣赏、研究外来文化，同时也要学会容忍、理解、欣赏、研究自己的固有文化。这当然包括对儒学的理解、欣赏与研究。
百多年来对于儒学的批判，有许多是非理性的，感情用事的，浅层次或直线性的，以致今天中国大陆的多数中青年仍然沿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批林批孔”的方式和８０年代“河殇”的方式来对待儒学。我以为，要讨论２１世纪的中国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问题，不能不澄清有关对儒学的误解与非难，不能不对儒学有起码的体认，不能不借鉴、开发儒家文化的资源。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或比较宗教学的不同途径，以不同的方法论视域，研究儒家文化在历史与现实发展中的价值与功能，可以得出多种多样的结论。当然，我们需要以同情理解的心态和理性批导的方法来面对这些复杂的问题。
第一节 对女性的看法
儒学作为前现代文明的意识形态，无疑有许多过时了的糟粕，需要我们检讨、批评。例如有关女性的看法，确实有一些负面的东西。现在我们一谈到孔子与《论语》，有不少人马上脱口而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半句话出自《论语·阳货》第二十五章，后半句是“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曾有一位李燕同志在某年的《中华儿女》海外版第三期撰文指出，这里的“女子”应作为“汝人”讲，是说“你那里的年轻人”。李燕说，《论语》中“女”字凡十七见，除一处“女乐”作“歌女”外，其他都指“汝”。李燕认为，说孔子骂女人，并无任何旁证。陈戍国先生在前辈王力先生和陈冠梅同志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先秦汉语中“女子”的“子”不是词尾，“女子”只能是女性儿子（女孩子），不能理解为广大妇女。孔子此说可能只是对孔府自家女孩子与仆人或门人开玩笑，或者对他们表示不满罢了。杜维明先生认为，孔子的这句话不是性别论说而是政治论说，包括了男人与女人。意即政治领导人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男女，在相处时要特别小心，不能太亲近，又不能太疏远，否则他们就会无礼或怨恨。怎样处理这种复杂关系，不被他们所蛊惑，又要他们帮助你维持行政运作，这是政治艺术。因此，孔子这句话不是歧视妇女的性别论说。
我认为，退一步讲，即使孔子在这里是指的女人，那也只能解释为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对女人的歧视，是一种通病，是时代的印痕或时代的局限。在西方，耶稣（上帝）骂夏娃，亚里士多德骂女人，尼采骂女人，非常严峻，其程度大大超过了中国的男性思想家。就是休谟、黑格尔，对女性的歧视也很厉害。当然，无论东西方人士，对女性的歧视、蔑视、轻视，都是错误的。儒学、儒家中有对女性不尊重的表现，是需要批评的，但我们要放在时代的背景上加以理解与检讨。
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曾对我说过：如果从比较文明史的角度来看，同时段横向比较，历史上中国妇女的地位是最高的，世界历史上的优秀妇女，政治、军事、经济生活、发明创造、学术文化方面的优秀妇女，中国最多；一般地说，中国的传统是内外有别，男主外，女主内，在家庭内部，女性地位高，掌握实权，故所谓“惧内”也是有传统的；所谓“三从”也不是绝对的，丈夫死后，妻子在外部事务上支持儿子，由儿子出面，但儿子一定要尊重母亲，至少在家庭内部事务上听从母亲；所谓休妻（离婚），不是任意的，而是有诸多限制的，关于这一方面，历代都有法令保护妇女；从姓名与称谓上说，妇女出嫁以后，保留自己的姓，而不是如西方从丈夫姓，过去称某某夫人，一定是夫人自己的姓，而不是丈夫的姓。楼教授举例说：例如您姓郭，您的太太姓朱，按传统，别人称您的夫人为“朱夫人”，而绝不会称“郭夫人”。但现在都按西方习俗来，以夫姓来称夫人，其实是有违传统的。有的香港妇女的姓名，把夫姓冠在妻的姓名前，也是仿西方的习惯而加以变异的。从姓氏、称谓上，可以比较中西妇女的地位。楼教授的这一番话，确实发人省思。
还有关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问题，也是颇令人诟病的。“五四”以来，几乎所有知识人都因此而咒骂程颐，咒骂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不近情理，简直是魔鬼。前辈学者、已故海外着名儒学思想史家陈荣捷先生多次辩解过。陈先生说：“程颐讲这一句话是从一个很大的范围来讲的，是义同利
的问题。这就是孟子的问题。在人碰到抉择的问题时，义与利应选择哪一个呢？孟子讲应选择义，不可重利。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时，应宁可选择为义，不可重利。而且，程颐有一侄女成了寡妇。她父亲帮她再嫁。程颐为她父亲写行状，曾称赞此事。那程颐本身是否自相矛盾呢？不，其实这两件事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围，也就是儒家所谓的经、权之分。经是指那个时候寡妇不应再嫁。权呢？是指有时可顺应情况而稍做改变的情形。”陈先生的解释非常清楚，“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主要是指价值选择，义利关系，是指传统社会里的官员、知识人等的人品气节操守问题。当然，在前现代民间社会，寡妇再嫁成为问题，贞节牌坊下有无数妇女的血和泪，这是时代的限制，儒家文化也有责任。但陈先生指出的经权关系也值得我们重视。
古往今来，妇女在家庭教育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儒家价值在传承的过程中，很多场合下是透过妇女对子女的教育环节而延伸的。妇女携带有大量的儒家文化的密码，通过身教与言教传给后代。
第二节 “礼”与“吃人的礼教”
徐复观先生对于“礼教吃人”说予以批评，指出：“即使在封建时代，礼也是维系人地地位及人与人的合理关系，而不是吃人的。封建的宗法制度，主要靠亲亲与尊尊两种精神；礼即是把两种精神融合在一起，以定出一套适切的行为规范。这与由法家只有尊尊而没有亲亲的精神所定出的秦代礼仪，绝不相同，在实际上大大缓和了政治中的压制关系。汉儒多反对叔孙通取秦仪以定汉仪，而思另有所制作，其根本原因在此。”
“礼”本起于民间习俗和原始宗教活动。“礼”的涵盖面很广，一般说来，是社会规范、文化制度、行为方式。古礼综合了宗教、政治、伦理、艺术、美学的价值，对于稳定社会，调治人心，提高生活品质都有积极意义。礼是整饬社会生活秩序，确立上下等级，规定官员权力、职责、义务，节制骄奢淫逸，调节财物之用，维护长幼之序的。孔子答鲁哀公问政：“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礼记·中庸》）这里说的是制度与人的关系，仁、义、礼的关系，体现了亲亲、尊尊、贤贤的互相制衡。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这也表明仁义在内，礼仪在外；仁义是质实，礼文是形式。
按荀子的看法，社会的整合、维系及秩序化，靠社会分工及等级名分制度加以确立。荀子又说：“礼也者，贵者敬焉，老者孝焉，长者弟焉，幼者慈焉，贱者惠焉。”（《荀子·大略》）在“礼”这种伦理秩序中，亦包含了一定的人道精神、道德价值。荀子推崇“礼”为“道德之极”、“治辨之极”、“人道之极”，因为“礼”的目的是使贵者受敬、老者受孝、长者受悌、幼者得到慈爱、贱者得到恩惠。在贵贱有等的礼制秩序中，含有敬、孝、悌、慈、惠诸德，以及弱者、弱小势力的保护问题。礼学对官员、君子提出了德、才、禄、位相统一的要求，亦对他们提出了“安民”、“惠民”、“利民”、“富民”、“教民”的要求，“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养民也惠”，“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反对滥用权力，对百姓“动之不以礼”（《论语·卫灵公》）。这也是秩序原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礼记·曲礼上》特别指出“礼，不踰节”，“撙节”。其上下文是“礼，不踰节，不侵侮，不好狎”，“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意思是依礼而行，有一定的节度，人与人相处既不侮辱别人，也不与人亲昵失敬。君子待人接物时态度恭敬，凡事有节制，谦逊礼让。礼以内在的敬、让为质实，在行为上以遵循一定的仪节表现出来。但这不只是拘守礼文仪节，而是以礼让为本质，做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孔子继承古代《志》书，重申并强调“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表明克制自己，使行为合乎一定的规范，有一定节制并加以实践的重要性。当然这也是以仁心为依据的。就个体而言，“复礼”是修养的工夫。儒家提倡“富而好礼”、“克己复礼”，是主张通过修养的工夫来节制骄奢淫逸。
“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人为之节。衰麻哭泣，所以节丧纪也。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也。昏姻冠笄，所以别男女也。射乡食飨，所以正交接也。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礼记·乐记》）这里强调的是“节民心”、“正交接”，以及礼、乐、刑、政的配合。
“有子（孔子的弟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据杨树达先生《论语疏证》，这里“和为贵”的“和”就是“事之中节者”，即恰当、恰到好处。
就治理家国天下的事务而言，礼的作用，以遇事符合一定的节度、无过无不及、做得恰当为可贵。当然，不是为恰当而恰当，这里有文化价值的内涵。但以一定的规矩制度来节制人们的言行，则是礼的主要功用。这其中蕴含的“节度”
的观念亦是值得发掘的。“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
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上》）这一交往原理包含如下内容：以德为贵，自谦并尊重别人，讲究施惠与报答，礼尚往来。无论富贵或贫贱，都互相尊重，互利互惠。这里我们尤其重视对于负贩者、贫贱者的尊重。
前引孔子批评有的为政者对百姓“动之不以礼”，强调爱惜民力，“使民也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这里又提到对负贩、贫贱等弱者的尊重和对等的施报关系。过去我们对“礼不下庶人”的理解有误，据清代人孙希旦的注释，“礼不下庶人”说的是不为庶人制礼，而不是说对庶人不以礼或庶人无礼制可行。古时制礼，自士以上，如冠礼、婚礼、相见礼等都是士礼，庶人则参照士礼而行，婚丧葬祭的标准可以降低，在节文与仪物诸方面量力而行。
孔子说“乡射之礼，所以仁乡党也；食飨之礼，所以仁宾客也”（《礼记·仲尼燕居》）。以上材料所说的通过各种“礼”来“亲”邦国、异姓之国，“亲”万民、朋友，“仁”乡党、宾客等，体现的是“礼”的和谐功能与和谐原理。
尽管“礼”与“乐”有不同的侧重，“礼”主别异、“乐”主合同，“礼”主治身、“乐”主治心，礼自外作、乐由中出，但诚如荀子所说，“礼”、“乐”是相互配合发生作用的，特别是用来“管乎人心”的。“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荀子·乐论》）“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着，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