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东亚社会的长期发展中，在殊异的时空环境与民族文化背景下，形成了异彩纷呈的诸多流派、思潮，有着丰富多样的价值诉求。仅就中国、韩国、日本各国历代儒学大师而论，其强调的侧重面也各各不一。至于在东亚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或文化小传统中，民间的信仰、信念、价值观念与文化大传统的差异，更是不可以道里计了。对于这些繁杂的问题，我们很难以偏概全。当然，儒学之为儒学，儒家价值系统之为儒家价值系统，固然有不同的特殊表现，然而也有其主旨和一贯之道。
时下有很多文章谈中、韩、日道德价值的殊异性，本人在此只是试图探讨中、韩、日儒家大致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念、普遍性伦理或中心范畴，然后略述其现代意义。
第一节 中国儒学的中心观念
仁爱、诚敬、忠恕、孝悌、信义，这样一些思想范畴或德目是不是中、韩、日三国儒学史上比较有共同性的内容呢？我们首先从中国儒学谈起。从《四书》和《荀子》来看，从汉儒到宋明儒，其共同承认的核心价值，大体上是以仁爱为中心的展开，重要的范畴有如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诚、敬等等。
据《论语》所记载，孔子与门生讨论的中心话题，主要涉及仁爱、礼乐、信义、孝悌、忠恕、恭敬等等。按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统计，《论语》中“仁”字凡１０９见，其中１０５次涉及道德标准；“义”字凡２４见；“礼”字凡７４见；“知”字中含“智”义者凡２５见；“信”字凡３８见；“孝”字凡１９见；“弟”字中含“悌”义者凡４见；“忠”字凡１８见；“恕”字凡２见；“恭”字凡１３见；“敬”字凡２１见；“圣”字凡８见，其中４次为“圣人”。概而言之，孔子的价值观围绕“仁”而展开。儒家的主张十分平易合理，例如从亲情之爱推己及人。有子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是根本。孝悌是为仁即陈少梅《二十四孝图·为亲负米》
行仁的初始，是仁爱之中的一件事，而不是仁爱的全部。仁爱之心，从爱亲人开始，继而推广开来。按孔子的看法，仁爱是礼乐文明的内核、主旨。离开了“仁”，礼乐则可能变为形式。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按曾子的理解，是“忠”与“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恕”亦即“仁”的一体之两面。“忠”是尽己之心，“恕”是推己之心。“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论语·卫灵公》）。孔子指出，实践仁德要从自己做起，从当下最切近的事情一步步做起。围绕“仁”的范畴、德目，还有：恭、宽、信、敏、惠等。
１９９３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中的资料表明，孔子、七十子及其后学继承前哲，创造发挥的圣、智、仁、义、礼、忠、信、敬、慈、孝、悌、反己、修身、慎独等观念，至迟在战国中期已流布并影响到荆楚之地。如《六德》以“圣、智、仁、义、忠、信”为根本；《五行》强调“仁、义、礼、智、圣”；《尊德义》肯定“尊仁、亲忠、敬壮、归礼”；《忠信之道》说明忠是“仁之实”，信是“义之期”；《唐虞之道》重视“爱亲尊贤”，仁义并举。与后世儒学略有不同的是，《五行》的作者提倡“听德”、“视德”，前者为“聪”，后者为“明”，强调“圣”、“智”二行。所谓“圣”，是闻而且知君子之道。所谓“智”，是见（视）而且知贤人之德。闻知、见知都是体验之知。不过，这些篇目都强调，“仁爱”是亲爱亲人的推广。《五行》：“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颜色容貌温，变也。以其中心与人交，悦也。中心悦［焉，迁］于兄弟，戚也。戚而信之，亲［也］。亲而笃之，爱也。爱父，其攸爱人，仁也。”“攸”在这里是“进”或“继”的意思。
原始儒家以爱亲为仁，尊贤为义，或者说，仁是“爱亲”的推广，义是“尊贤”的推广，认为两者可以互补。《语丛》中的一些言论重申孔子的教诲，把“仁”规定为“爱人”、“爱善”，又把“义”规定为“善之方”，“德之进”，事之“宜”。又以“丧”为仁之端。“丧，仁也。义，宜也。爱，仁也。义处之也，礼行之也。”“爱亲则其方爱人。”《唐虞之道》：“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语丛一》：“［厚于仁，薄］于义，亲而不尊。厚于义，薄于仁，尊而不亲。”以上关于“仁、义”关系的界定，既爱亲又尊贤，既源于血缘亲情，又突破了血缘亲情，修订了亲亲、尊尊的原则，实为非常值得肯定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
《六德》对夫妇、父子、君臣三伦六位的规定，强调各行其职，对内讲仁德，对外讲义德。“父圣，子仁，夫智，妇信，君义，臣忠。圣生仁，智率信，义使忠。”
“仁，内也。义，外也。礼乐，共也。内立父、子、夫也，外立君、臣、妇也。”在这里“立”字即“位”字。《语丛一》视君臣关系为朋友关系。《语丛三》认为，臣之于君，“不悦，可去也；不义而加诸己，弗受也。”以上可以视为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夫敬妇顺的原型。在君臣关系上，既有很强的血缘情感，又体现了士人的自由精神，不悦可去，不义弗受。
郭店儒家简在总体倾向上以仁爱为中心，并举仁义，视仁、义为忠、信的实质与目标，视忠君、爱民为孝、悌之拓展，视敬为礼之内核。孝悌、忠信、礼敬都与仁义有关。只是未能如《中庸》、《孟子》那样强调“诚”。但郭店简强调了“信”，“诚”是“信”的发展结晶。
孟子强调仁义内在，性由心显，肯定仁义礼智这些道德价值源自本心，而“天”则是人的善性的终极根据。他把心、性、天三者统一了起来。受子思思想的影响，孟子更强调“诚”这个范畴。“诚”是真实不妄，是天道运行的规律，又是一种道德体验的状态，是对本心良知的最终根源——“天”的一种虔诚、敬畏之情。孟子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类特性与类本质，认为“理义”乃“心之所同然者”（《孟子·告子上》），主张启导人内在的良知良能，并把它扩充出来，实现出来。孟子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同时他也懂得“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
荀子隆礼，主张“化性起伪”，强调通过后天的教育、学习和社会规范、国家刑罚，改变人的恶性之质而迁于善。荀子认为，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在后天努力的结果；采用导情、化性而起伪的方法，强制性地让人们以理性支配感性，则可以使天下出于治，合于善。荀子也肯定人有智能，可以向善，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积累，成就自己。“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孟子讲“性善”，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是内在的仁、义、礼、智四端之心。荀子讲“性恶”，指人并非生来就有礼义，要靠后天的教化、习得、训练，方能成功。在社会观上，荀子主张礼、乐、刑、政的配合；但在价值观上，荀子仍然极大地肯定了“仁义”。他指出：
“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富贵而体恭，杀势也”；“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王引之注：人，读为仁），横（王引之注：横，读为广）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详，通祥）；横（广）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荀子·修身》）。又说：“志意定乎内，礼节修乎朝，法制、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故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荀子·儒效》）可见，荀子持守了孔子倡导的核心价值观念，认定礼是由仁义所生，礼治本质上也是仁政，由君子实行。
礼义是社会认同的道义原则，礼乐又调节人们的精神需求。儒家通过礼乐教化，提升每个人的人格境界，陶冶性情，修养身心，使社会人群，既有区分，又相融合。
宋明清儒的价值导向，仍围绕“仁”而展开。程颢《识仁篇》：“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二程遗书》卷二上）朱熹《仁说》指出：
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则央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贯四端者也。
朱子在该篇特别以设问设答的方式批评程氏门人“判然离爱而言仁”的错误，指出程子所谓“爱情仁性”的意思，应当是“爱是仁之情，仁是爱之性”。又说：“程子之所论，以爱之发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论，以爱之理而名仁者也。盖所谓性情者，虽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络之通各有攸属者，则曷尝判然离绝而不相管哉！”（同上）朱熹门人陈淳的《北溪字义》荟萃周濂溪、张横渠、二程的思想，而折中于朱子，集中阐述了与宋代理学思想体系密切相关的重要范畴，如性、命、诚、敬、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等等，均为儒家价值系统的重要理念。宋明学术与此前的儒学相比，不仅从人生论上说“仁”，而且从宇宙论上说“仁”，把天地万物的创造性——生生之仁与人生道德实践的仁爱之心贯通起来。从二程到陆九渊、王阳明，都讲“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但朱子反对仅仅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因为仁是体，是爱之理，爱是用，爱自仁出，如果仅仅从体上、理上、根上去说“仁”，则太深太广，使人难以捉摸。朱子从爱上说仁，使人容易进入。
儒家之基本价值在晚明以迄清世，继续得到思想家们的发挥与发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出现的经世致用思潮，开发出儒家原有传统中的新外王。从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方以智、傅山、唐甄、颜元等一代巨匠直到戴东原，重新阐发原来就蕴藏在儒家传统中，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念中的个体主义、以德抗位传统、自由精神、重实践重经验的学风等等，使之与社会的变化相协调。这些均可以视为儒学内在性的转进，是儒家学说现代性的先声。
第二节 韩国儒学的中心观念
儒学传入韩国甚早。韩国儒学至少已有了两千年的历史，而且在进入近代以前，一直是社会文化的精神与主潮。３７２年以后，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相继设立太学，教授儒学经典。９１８年，高丽王朝建立。高丽朝五百年间，太学课程仍以儒家经典为主，并定期举行祭孔活动，开科取士，儒生任文官，民间私人讲学之风很盛。从元朝引朱子学入高丽的是安珦（号晦轩，１２４３-１３０６），时间约在１２９０年。安珦认为：“圣人之道，不过日用伦理，为子当孝，为臣当忠；礼以齐家，信以交朋；修己必敬，立事必诚而已。”高丽末、朝鲜初，性理学家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全面推进儒学，使理学在朝野得到长足发展。李穑（号牧隐，１３２８-１３９６）以“忠、孝、中、和”四字概括儒家重要价值：
孝于家，忠于国，将何以为之本乎？予曰：大哉问乎，中焉而已矣。
善事父母，其名曰孝。移之于君，其名曰忠。名虽殊而理则一。理之一即所谓中也。何也？夫人之生也，具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曷尝有忠与孝哉？寂然不动，鉴空衡平，性之体也，其名曰中。感而遂通，云行水流，性之用也，其名曰和。中之体立，则天地位；和之用行，则万物育。圣人忝赞之。妙德性，尊人伦，叙天秩，粲然明白，曰忠、曰孝、曰中、曰和，夫岂异哉？
按李穑的看法，“中”为体，“和”为用，“中”为大本，“和”为流行。忠、孝均“中”之理的实现。
李氏朝鲜朝，朱子学大兴，其中着名的有以李幌（号退溪，１５０１-１５７０）创立的退溪学派和李珥（号栗谷，１５３６-１５８４）创立的栗谷学派，还有曹植（号南冥，１５０１-１５７２）、韩元震（号南塘，１６８２-１７５１）等学者。在朝鲜时代五百余年间（１３９２-１９１０），性理学成为“国学”，成为“政治实践的理念、公私学校教育的内容、学术探讨的对象、社会价值观的中心”。
李退溪对儒家核心价值有全面的论述和创造的发展。在其《圣学十图》这一天地、社会、人生的庞大系统中，“仁”是贯通天人的精魂。《圣学十图》的实质是做人，是提升人格境界。退溪借助朱子的“仁说图”阐明四端与四德，以及仁、义、礼、智四德之间的关系。恻隐贯四端，周流贯彻，无所不通。仁包四德，涵育浑全，无所不统。退溪又推崇张横渠《西铭》，以“民胞物与”为仁爱思想的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