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道家”这个名称逐渐流行起来。这不仅因为海内外研究道家的学者增多了，有关道家的着述增多了，也因为社会上爱好道家的人士增多了。既然有如此“三多”，人们比较广泛地使用“道家”这个名称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人们关注道家，当然是好事。这一方面说明道家的传统得到延续，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道家具有顽强的文化生命力。
然而，什么是“道家”？如何理解“道家精神”？人们的描述依然存在诸多差异，甚至相左。在笔者看来，一个名称的广泛使用并不代表它的意义已经明确，也不意味着人们都对它完全理解，“道家”这个概念也是如此。至于“道家精神”如何把握，这更是值得探讨的了。有鉴于此，本书《绪论》也就有必要对一些最基本的概念略作解释和说明。
一、道家意涵新说
学者周知，在先秦古籍中，没有“道家”这个概念，最早使用“道家”概念的是西汉的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对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道家的思想及其社会作用作了精要的评述。司马谈所谓“道家”指的是以黄帝、老子为代表的学术流派。同时代的刘歆、刘向、班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着录了关于道家的大批上古文献。汉代以来，道家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之一，影响巨大。
如果要对历代学者有关“道家”的阐述作一番概括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道家”之称具有三层内涵：一是“有道”之家。这里的“道”指的是化生宇宙万物的本源或者本根。先秦时期，以传说中的黄帝和春秋时老子为代表的一派人物对“道”进行感悟。
他们认为，“道”无始无终、无形无状，但又是切实存在的，经过了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混沌之“道”终于化生了宇宙天地万物。“道”化生了宇宙天地万物之后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保存于天地万物之中。因此，古往今来、四方上下，无处无时不有“道”。在道家看来，“大道”虽然无言，但却可以通过特殊的修持而感通。因此，人是可以“得道”的，“道家”这个概念首先是指那些得道者。《庄子·大宗师》在讲到“道信”的时候，曾经描述了许多得道者。该篇说，伏戏得之，“以袭气母”；冯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处大山”，等等。这些人物大多具有神话色彩，是上古得道者的象征。当然，先民们所谓“得道”并非像获得一个西瓜、三个葫芦之类的那种状态，而是指“与道相通”的混沌存在，庄子的“道通为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二是“言道”之家。也许有人会问：从《老子》到《庄子》等道家着述不是都声称“无言之教”吗？为什么又有“言道之家”呢？
不错，从先秦开始，道家学派的确陈述了大道“自身无言”和难以形容之类的话，但也指出为了“传道”又不得不勉强给生化宇宙万物的本体或本根取名，并且通过种种方式予以表征。《老子》第七十章明确讲“吾言甚易知”，这说明道家还是在“言道”的。只是应该注意，道家学派在不同场合所讲的“言”具有不同的含义，故而不能将之与今天一般所理解的作为说话的“言”相等同。从甲骨文以及金文的字形可知，上古之“言”由上下两个部分组成，上面是“辛”字，像一根尖锐的针；下面的“口”是一个器皿的形状。最初的“言”乃是表征部落打仗时咒语的使用与神辞的接收。如果说“辛”代表着两军对阵时双方女巫用咒语相互进攻，那么“口”形的器皿则表征着对神语的接收。这种接收需要接收者进入冥想感通状态，在这种状态过程中，接收者主观上并不要求自己发言，而是代神而言。后来的道家学派在继承“言”的古义基础上加以创新，于是“代神而言”转变成为“传道之信”，因为大道是“有情有信”的，这种“情”和“信”是可以传达的，“言”也就是传达道信的一种特殊方式，它是在冥想感通状态中发生的精神音响行为，将其音响节奏记录下来，就是道家之言。《老子》第十章的“载营魄抱一”、“天门开阖”就是冥想状态感通大道的特异状态的写照，至于《庄子》讲的“坐忘”、“心斋”也都是冥想的表现形式。因为“坐忘”、“心斋”，无我无物，所以能够感通大道，传道之信而成“言”。道家早期着述应该说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形成的，系心与道通的产物。这一类能够感通大道并且能够记录“道信”的学者就是“言道之家”。
三是“用道”之家。既然“道”之“信”能够被传达而记录下来，人们也就可以应用它了，这种应用包括以“道法”指导自己养生延年，以“道术”指导社会国家治理，所谓“身国共治”即是“用道”之家的实践体现。在道家看来，生命降生之后由于受到种种干扰，会像犁铧之类农具耕田那样遭受磨损，甚至被毁坏。
因为人的身体是不可能永远不生病的，有了疾病不能治疗，就可能死亡；再说，身体器官也只能维持一定的期限，如果不能保养，就会缩短期限。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在诸多因素干扰下，内在秩序被破坏了，故而应该通过一定的方式来调整，以便恢复正常秩序。所谓方式有多种多样，概括起来就是“修道”，也就是在特异状态下感通“道信”，用“道信”来梳理器官组织的混乱秩序。在这方面，文献记载的例证相当之多，例如《庄子》讲的彭祖、《列子》讲的愚公，还有《列仙传》、《神仙传》的大量神仙人物几乎都是“用道”治身的典型。当然，古人“用道”并非仅仅用于养性修命，也用于治国。早在《老子》中即有“以正治国”的说法，而《列子》、《黄帝四经》等书都继承和发挥了《老子》以道治国的思想。按照道家的基本理念，治身与治国两者是统一的，身体就像国家，国家就像身体，所以“用道”治身也可以推而广之，转换为“用道”治国。在这方面，也有很多典型的例证。像秦汉时期辅佐刘邦打天下的张良、唐代名臣魏徵等都是用道治国的典型。
必须指出，“有道”、“言道”、“用道”，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或者说是从侧重点上来划分的。这种划分并不意味着“有道”不“言道”或者不“用道”，也不意味着“言道”者就不能兼具“有道”和“用道”。从文献例证上看，有的具备一项，有的具备两项，有的具备三项，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在我们看来，只要具备其中一项，就可以归入道家范围。
二、道家的历史概略
“道家”概念既可以从逻辑上予以阐发，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明。换一句话来讲，“道家”既是一个逻辑的范畴，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从什么时候开始有“道家”的？这也是我们理解道家精神首先应该明白的。关于这一点，向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当代学术界一般把《老子》作为道家出现的标志。但古代学者却把道家出现的历史推得比较久远，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罗列的三十七家道家言就包括了《老子》以前的许多文献。
他于着录《伊尹》五十一篇后注曰“汤相”；于《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后注曰“吕望为周师”；于《辛甲》二十九篇后注曰“纣臣，七十五谏而去，周封之”；于《鬻子》二十二篇后注曰“名熊，为周师，文王以下问焉”。按照班固的着录和解释，则道家学派可以远溯至殷商汤王时期。还有一种看法，也就是道门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认为，道家起始于黄帝，经过老子及其后学的大力弘扬而流传四方。
以上三派观点各有各的理由。因为标准不同，所以不能说哪种看法正确，哪种看法错误。如果以上述我们归纳的道家意涵三个层次来判断，那么道家的历史就应该改写。我们认为，道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孕育时间，在诞生之后又历经漫长的发展而逐步完善起来。
其历史脉络大体可以这样划分：孕育期、肇端期、成型期、发展期、流变期。
“孕育期”到底从什么时候算起，这很难下一个断语，但也有蛛丝马迹可寻。根据《庄子》、《列子》以及秦汉以来大量道家文献的叙述，道家孕育期当远溯于混沌“食母”的神话年代。经过数千年之后，伏羲氏出而画八卦，奠定了人文基础，也标志着道家的孕育。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先秦道家开始一直到汉代以来的道教都崇尚伏羲，把伏羲当作神仙，并且以卦象为思想文化建构的凭借，从这个角度看，道家孕育于伏羲氏的卦象人文，应该说是在理的。
伏羲氏之后，再经过两三千年的发展，到了黄帝时代，这就是道家的“肇端期”。所谓“肇端”是说刚刚有个端倪，就像种豆露出一个小角瓣，还没有最终成型。在道家文化传承中，“黄帝”乃是一面旗帜。战国以来，尽管诸子百家几乎都论及黄帝，但讲得最多的则是道家，例如《庄子》有黄帝问道于广成子的故事，《列子》有黄帝梦游华胥氏之国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具有寓言传说的性质，但却表明黄帝形象一开始就与道家休戚相关。至于司马迁作《史记》始于“黄帝”，这也表明道家的传统源远流长，因为司马迁秉承父业而修史，而其父司马谈的学术本来就出于道家，所以将黄帝时代的人文成就作为道家的“肇端”也是有案可稽的。
黄帝之后，“古之道术”传扬。从尧、舜到商周历代之中，传其术者有许由、夏禹、皋陶、彭祖、商汤、姜尚、管仲、孙叔敖，等等。这些人士或者为隐士，或者为将相，或者为帝王，但都属于“闻其风而悦之”的一派人物，即道家学派的先驱。他们的思想主张经过春秋时期老子的概括、提升，形成了第一部系统的理论着作《老子》。老子的弟子尹喜、文子、庚桑楚、杨朱阐扬其学，其后则有列子、老莱子、接舆、范蠡、庄子、鹖冠子、环渊等相继阐发大道，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道学”之作。除了以作者名为书名之外，还有如《黄帝四经》这样的托古述道之名着，体现了道家学派的阵营化和理论的成熟。正是有如此众多的人物和着述，我们将尧舜至战国之末作为道家的“成型期”。在这一时期，《老子》与《黄帝四经》是道家最具标志性的成果。
秦汉开始，道家进入了“发展期”。西汉代秦而立，朝代轮替结束了人们的动荡混乱生活。这时候的社会呼吁新的理论形态，陆贾、刘安等道家学者以老子思想为旨归，并且整合儒、法、农、阴阳、墨等诸家理论，道家遂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汉初社会转型中担当着思想指导的重任，时有张良、萧何、曹参等，高举黄老道学旗帜，倡导自然无为、与民休息的治国方略，并且得到皇帝的采纳而能够推行，于是有了“文景之治”的美好社会局面。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政纲，并未能阻止道家思想文化的流行。这时候的道家尽管失去了官方的政治舞台，但却在民间勃兴，其代表性的着述是《老子河上公章句》与严遵的《道德经指归》的行世。
东汉之末，自然灾害不断，社会矛盾加剧，经济衰退，民不聊生，道教应运而生。五斗米道首领张陵、张鲁尊老子为教主，作《老子想尔注》传授门徒；太平道首领张角兄弟尚黄老之学，播衍《太平清领书》，道家学术宗教化。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汉末出现的道教与西汉前的道家黄老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若从核心理念看，道教则是西汉以前道家思想的特殊继承者。这种“特殊”
表现在：一方面，把黄帝、老子神化，把道家黄老之学演变为成仙之道；另一方面，在对黄老之学进行新的解读时也保存了基本的意义，正由于用特殊方式继承了黄老之学，我们认为从广义上看，道教也可以归入道家行列。如果我们把“道”与“儒”、“佛”置于同样背景下予以考察，就应该承认道教所具有的道家身份。因为在“儒”方面有“儒家”、“儒学”、“儒教”的名称，在“佛”方面有“佛家”、“佛学”、“佛教”的概念，这种不同场合的不同指称对于“道”来讲也是适合的。
实际上，道教人士也常常自称“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