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的序言中一开始就说:“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我们的一些同志把经典作家的这段话仅仅理解为对一般哲学唯心主义的批判,这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愤怒的,是在黑格尔那里,现实的个体的人仅仅成了某种精神的体现者,成了检验他的逻辑结构的工具。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不仅仅是要恢复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而且是要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来确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即把人本身宣布为人的最高本质。近代哲学史的最后成果就体现在这里。这是一个艰难曲折,在苦斗与挣扎中终于使人的理智与情感回到人自身的过程。马克思所说的“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应该被视为是对从文艺复兴运动到黑格尔,再通过费尔巴哈到马克思这一整个历史时期思想解放的本质的高度总结。历史之路与人类精神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点恰恰是黑格尔所告诉我们的),它们都通过不断地自我否定,在异化与异化的扬弃中实现着自己的进步。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都作为人类精神解放的里程碑而载入哲学史。
斯宾诺莎时代是高扬人的理智,以哲学对抗宗教的时代,这种对抗是历史的进步,但同时又孕育着另一种倾向,即哲学在发展中变得愈来愈片面,愈来愈敌视人的情感。这一点,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曾通过对培根哲学和霍布斯哲学的比较,十分深刻地揭示了出来。耐人寻味的地方就在于,霍布斯要克服培根的神学的不彻底性,要克服基督教的“敌视人的、毫无血肉的精神”,却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情欲,当一个禁欲主义者。这种和基督教神学殊途同归的现象,本身不就说明,把理智与情感对立起来,把人的情感视为“正在结束或正在开始的机械运动”,本身只会与基督教神学一样,使人本身成为牺牲品吗?霍布斯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看,是黑格尔哲学的先兆。斯宾诺莎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的趋势之中,也企图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用纯粹理智的方法来看待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如同我考察线、面积和体积一样”,但他毕竟在最后不得不背弃了自己的方法而采用一种所谓真正哲学的方法构造自己的伦理学的大厦。这就构成他的哲学的形式与内容的内在矛盾。所以马克思说:“在赋予自己的着作以系统形式的哲学家们,例如在斯宾诺莎,他的体系的真实内在结构是与他自觉地用以表述这种内在结构的形式完全不同的。”斯宾诺莎既然要恢复情感对人生的意义,就不得不再把宗教请回到人的生活领域,并且认为宗教对人生的幸福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他要细致考察《圣经》,对全部宗教教义的要旨重新加以解释的用意所在。斯宾诺莎的哲学的彻底性就表现在,他不但在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为统一人的理智与情感的矛盾作出了贡献,而且以此为依据,正面讨论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从而再引申出自己的社会政治学说。
斯宾诺莎全部政治学说的核心就在于讨论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人有两种天赋之权是绝对不能剥夺的,这就是感情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前者要求信仰自由,后者要求言论自由,“所以宗教的信仰容许哲学的思辨有最大的自由,容许我们对于任何事情爱怎样想就怎么想,不加苛责”。这是他要把哲学与宗教加以区分的理由和依据。但哲学与宗教在人那里又不矛盾,因为一个是通过信仰和启示,通过让人顺从来达到情感高尚的完善境界,一个是通过求知与探索来达到相同的目的。所以,在斯宾诺莎看来,一个人的完善既不在于信仰何种宗教,也不在于有多少知识,其唯一的标准在于品格本身。只有人本身的完善与幸福才是哲学与宗教的最终目的。他说,哲学求之于自然的王国(真知与确信),宗教求之于上帝的王国(公正与仁爱),“这样理解的神学,如果我们注意其箴言和生活的常规,就会觉得是和理智相合的;而且,如果我们一看神学的目的与主旨,就知道神学是与理智绝不背驰的”。总而言之,把哲学与宗教区分开来是为着确定各自的内容和标准,使谁也不要干预谁,代替谁(这是他政治学说的主要方面);认为两者绝不背驰又在于思辨的自由与行为的高尚,追求真理的本性与情感自足的幸福对于人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他的关于天赋之权、社会契约论、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以及世俗之权与宗教之权的关系等一系列政治理论都是通过对于人性的分析而发挥出来的,从而也就与他的关于自然的属性的学说,关于人的身心关系的学说,关于三种知识的学说在根本点上取得了一致。人的身心关系,作为人的情感与理智的关系的基础,把人与自然联结了起来;人的情感与理智的关系,作为伦理学与认识论的基础,把人与社会也联结了起来;自然与社会也是统一的,因为它们分别作为哲学与宗教的基础,其目的也全在于人的身心统一,人的情感与理智的统一。从人性出发而落脚于人性的完满,落脚于人的全身心的发展和最终的幸福,这是斯宾诺莎哲学的用心所在,也是他的哲学的突出特色和长处。
现在,让我们把斯宾诺莎关于人的理智与情感的论述作一个大略的总结。
第一,斯宾诺莎的理智与情感都是人的自然本性或本质的体现。他虽然企图从人的理智和情感两个方面出发去论证人必然要过社会生活,但这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直观,而不涉及人的感性的活动,因此,人的理智与情感的关系,也只是对人的自然本质或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关系的直观理解。
第二,斯宾诺莎的哲学是要解决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他认为,只有当个体融入整体后,才能真正取得自己的本质,使个体存在就成为类本质的显现。理智与情感两个方面的满足,成为他论证人可能实现这一点的两个基本论据。获得了这种满足的人,在他看来也就是达到了最终的自由。这当然是一种幻想的自由;因此,他所谓的理智与情感的满足,也就是虚幻中的满足。他的自然之所以成为脱离人的、形而上学改了装的自然,就在于这个自然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却是脱离了人的感性活动的,因此也就是虚幻的。要解决斯宾诺莎遗留下来的这个问题,把人的存在与本质真正统一起来,或者像黑格尔那样把实体认作为主体,或者像马克思那样把自然与人通过人的对象化活动历史地统一于社会之中。
第三,他所幻想的自由因为是脱离了真实自然的自由,因此只是幻想中的精神自由,这一点不得不使他抬高精神而贬低肉体。所以,他的情感的满足本质上是通向禁欲主义和否认人的感性生活意义的。
第四,他从分析人的理智与情感的关系入手引申出认识论和伦理学的关系,这里面的深刻意义在于:他以自己的哲学实践证明了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方法论)是应该也能够统一起来的。他要求把对自然的认识和爱与对自身的认识和爱统一起来,这在17世纪的哲学家中是独树一帜的。
第五,他把他的政治学说的基点落在人的理智与情感的关系和哲学与宗教的关系上,这在当时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其影响都是进步的。他的关于思想和行为应该区分开来的思想,他的关于把政治自由理解为思想自由(理智)和信仰自由(情感)的思想,对后世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进一步完善铺垫了基础;他的推崇理性和坚信人能通过理智认识自然的信念,为自然科学家们所称道;他的富有诗意的对人与自然合一的向往和对人的高尚情感的颂扬,又对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和生活态度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总之,理智与情感的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耐人寻味的问题,它涉及哲学、艺术、宗教、心理学、生理学等广泛的领域。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如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的区别,旧形而上学的意义及其与宗教的区别,形象思维与理论思维的区别等等,都与这个问题有关。马克思说:“不应当到虚幻的彼岸,到时间空间以外,到似乎置身于世界的深处或与世界对立的什么神那里去找真理,而应当到近在咫尺的人的胸膛里去找真理。”本文之所以想从理智与情感的关系入手去认识斯宾诺莎哲学,也就是想从方法论上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初稿于1981年10月
原载《华中工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