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１９８９年，我在病榻上拿到了自己新出的两本书，一本是《人生天地间》，再一本就是《浪漫与幽默》（参看我的《沉默的视野》）。从１９８９年到１９９８年，这本书要再版了，自然很高兴，因为它又让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这一年中最值得纪念的有两件事：一件就是在成都开会并与方正、友渔、李杨他们一起去黄龙和九寨沟，路经瑟尔嵯寨宾馆，方知胡耀邦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１日曾在此住宿，大家不禁感叹一番；二是年底在海南铜鼓岭云龙度假村召开第五届现象学年会，能来的人都来了，等于一次空前齐备的现象学界的学人大聚会，讨论的是所有人都感兴趣的一个话题：现象学与语言问题：“这是桌子”，“是”是系词，也是存在，是意指（这）与所指（桌子）的统一；“这”如其所是的显示自己，“桌子”则在陈述中成为解释的对象，所以当胡塞尔把“是”作为直观的对象来把握时，其“存在”的意思就是揭示，就是解释，就是构造，而不仅仅只是意识（也就是这个“是”）的相关物……但这样理解的胡塞尔的现象学能够消解语言的优先性吗？“这就是历史”，这里的“这”作为意指能与“历史”统一吗？也许本来就不应该这样说……《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再版后记
这本书终于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再版重印了，这似乎是件意料之中的事，但又总让人有点出乎意料的感觉。
九年前，这本书刚一问世，出版社和我本人就都收到了不少的读者来信。但那是一段很特殊的日子。后来，在喧嚣着的这样那样的主流话语和热点话题的遮掩下，这些来信连同我这本书所想表达的意思也就越发显得微不足道了。但也正因为它是如此的微不足道，我才暗中相信它也许真是一本值得再版、重印的书。
于是便默默等着，当然并不张罗，而且自那以后也再未重读过这本书。人对自己心爱但又不过如此的作品恐怕都有这么一种说不太明白的意思。也许和气质有关，总之只好在自我解嘲式的幽默感中“缓缓体味自己那从无意识的最深处涌出的哲学情绪”。
５月１７日，当陈翠玲副主编费了好大劲才找到我的下落并通知说出版社准备重印这本书时，距离十年前写完“后记”的那个日子又过去了２０天。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也是最费我心血的一本书。在“后记”中我已说过，困难的不在“说什么”，而在“怎么说”，因为在一个人找到一种最适合于自己的“说”的形式之前，自己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想说些什么，就是知道，也不过是种模模糊糊的冲动或意向：“说”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赋予这种冲动或意向以“形式”的活动。
形式总是一般，如何使它真能表达或浸透着的确是自己的冲动或意向，这当然是件很费心血的事，因为它涉及一种如何使自己在自我呈现中直观化、清晰化的努力。
十年的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在这十年间，我又出了好几本书，写了不少的文章。其中不乏“标准”的学术着作或学术论文，但真正让我为之心动的，还是这种使自己在自我呈现中直观化、清晰化的努力。这里需要特别提及的，就是１９９４年完成的那本《沉默的视野》。因为正是在那本书中，我提到了１９８９年７月，当我刚刚动过一次不太成功的手术，在无休止的失眠与近乎绝望的无助中收到这本刚刚出版的《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时的心情与感受。伊曼纽尔·莱维纳（ＥｍｍａｎｕｅｌＬｅｖｉｎａｓ）曾说过，“在失眠状态中，在夜里，在漆黑的黑暗中，存在也能在没有存在物的情况下被体验到。”在那些日子里，我觉得我自己就整个被笼罩在某种全然无形、无状、无名的纯属偶然但又确实存在着的“存在”之中。对这种“存在”不能作任何价值判断，只有某种新奇的“存在物”（比如刚刚收到的这本书）才能把我拉回到人世间，使我在利害、得失中感受到它所带给我的喜悦与安慰。
《沉默的视野——往事中的思想经历》与这本《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堪称姊妹篇。《浪漫与幽默》通过重述默尔索与赫索格的人生境遇来反省自己所能体验到的哲学心态，而《沉默的视野》则力求描述出个人往事中的思想经历，以便敞开此种心态的构型与转型过程。说是个人的往事，但“心态”一词已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更具普遍性（哪怕依然驻留在无意识的最深处）的意义，它几乎涉及我们这代人的思想、情感经历及当代反省问题。
“心态”、“心境”、“心情”这三个词，在我的用语中，常常不大恰当的比喻为布罗代尔（Ｆ．Ｂｒａｕｄｅｌ）的“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心态”之所以是个“长时段”的概念，就在于它几乎涵盖了在近现代巨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中我们精神气质（体验结构、价值偏爱系统）本身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人的感知方式、感知能力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别的地方多有表述，概括起来，大约有如下三层意思：第一，诚如马克斯·舍勒（Ｍ．Ｓｃｈｅｌｅｒ）所说，“心态（体验结构）的现代转型比历史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更为根本”（见《资本主义的未来》
一书的“中译本导言”，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４月版）。第二，所谓的现代转型（现代性）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离不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知识结构的“解构”。
不把“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启蒙思潮以来所确立的三大原则（理性主义、个体自我的主体性原则和世界是在时间中的有形实在，包括历史的进步观及人在历史制约下的创造性这两方面的内容，见卡尔·雅斯贝斯的《时代的精神状态》一书中的有关论述）的诘难纳入我们的问题视野，所谓的“现代性”问题在理论上也就不成其为一个“真”问题。第三，在此问题背景下，真理、价值乃至整个世界（这一在时间中的有形实在）的语词化、内在化、相对化也就成为了一个横在每个人面前绕也绕不过去的理论（兼实践）问题，而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则作为一种时代气息，日渐弥漫于人的心灵深处。作为一种抵抗，“寻根”意义上的文化民族主义和企图重新唤醒某种“绝对意志”（民族精神、普遍的内在本质）的“载道之文”就会重新抬头，它看起来表现为对商业化、市场化、技术化的抵抗，实际上又不止只表现为文化保守主义（对市场的普遍性原则的抵抗），也同时孕育着法西斯主义（对技术性官僚主义的社会统治方式的抵抗）和人文情感上的浪漫主义（以感性的审美原则抵抗理性的功利原则）。也许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作为一种象征意义有助于加深我个人对这一问题的反省。这样说，纯粹与我们所感同身受的某种精神反抗有关，并不具有任何客观性、必然性的结论，因为在后现代主义的追问下，恰恰是丧失了客观性、必然性的断裂、两难、无所倚仗而又必须有所选择的困惑才是现代性这一问题意识的题中应有之义。
“载道之文”从来就是“遵命之文”。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一旦自己的思索、向往以及着书立说的动机与目的不再与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远大抱负（通常表现为政治抱负）联系在一起，那么人文情怀中的虚无主义也就会使人无所适从。
所以或者是继续“载道”（遵时代之命、理想之命），或者无所用心、无所顾忌，一切事情看来不过如此。我在《话语的真相》一书和前不久完成的几篇文章中都想对这些问题发表一点学术上的见解，而真正从心态上敞开自己的现代性问题意识的，还是十年前写就的这本《浪漫与幽默——反省中的哲学心态》和它的姊妹篇《沉默的视野——往事中的思想经历》。
生活（或活下去）本身成了一件需要为之辩护的事，这是不是在故作深沉地扮演一个悲怅而又感人的小丑角色呢？当我写到这里时，刚好看到意大利影片《生活是美好的》（Ｌｉｆｅｉｓ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获得第５１届戛纳（Ｃａｎｎｅｓ）电影节评委会大奖的消息及其内容简介。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都能看到这部影片，它很合乎我所理解的浪漫与幽默、悲怅与感人这一主题。问题在于必须使对精神处境的意识真正成为自己的问题，成为就如“体液”一样流淌在自己周身的生活感受性。
十多年前，当我们酝酿着推出这套“边缘丛书”时，本身就是想发出一点“异样”的声音，而且以为把若干彼此不同的声音汇合在一起也许会稍稍壮大一点声势。十年后，列在《风从两山间吹过》的扉页上的十本书已经大体上出齐了，但却是在不同的出版社出的，而且时间也拖了十年之久。所以当初想壮大一点声势的愿望也就全然落空了——当然，就是把这十本书或再加上十本、二十本这样的书一起推出，它所发出的声音也仍然微不足道，因为它总是那么的不合时宜，而且也太个人化、情绪化了，当然它也许仍不失为一种风格、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就我而言的对心态的客观性或普遍性的追求，尽管这种追求真的不乏“浪漫与幽默”。还是《风从两山间吹过》封面上的那段话：“路，人不走不在，人走也未必在，要不，更多的人怎么会迷失在他们的常路之中？”
哪怕就是迷失，也让它成为一个佐证，这也许才是这本书此番再版的真正的意义。
借此再版之际，我想特别对我的老朋友，也是我国着名画家尚扬先生致歉、致谢！因为他无偿地为我这本书作了两幅插图，绝妙地表现出了默尔索与赫索格的心灵状态。我曾很认真地说过，我的这二十万言就一种“面对事物本身”的努力而言，尚抵不上这两幅画的直观，而有了这两幅画，又何愁这本书卖不出去？
１９９８年６月１日于海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