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以不肯定的口气说，红卫兵一代人对自己的性压制，与他们的革命热情相关。原来，作者的逻辑是：我们纯粹，有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不忏悔。但作者在分析当时的禁欲主义时又说：“最激进的革命理论和最封建的性观念，像两股绳子拧在一起，拧成红卫兵头脑中的一根弦。”这么说，这里的纯洁，是封建的代名词，它构成了作者的自豪和永不忏悔的理由！
作者为红卫兵的抄家辩护，说他们如同强盗般毁坏，但不是为了掠夺，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自认为优秀可贵的一面。如果这个道理成立，那么，当年那些烧、抢犹太人店铺的青年法西斯党徒、冲锋队员，那些在中国农村实行“三光”的日本兵，特别是驾驶“神风”号自杀飞机要与美国军舰同归于尽的日本飞行员，如果他们有“大日尔曼主义”或“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如果他们有严密的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那就是无罪的，永远也不需要忏悔。
二、《金牧场》：我们是理想主义者，我们不忏悔张承志的《金牧场》是红卫兵的所谓理想主义的一曲赞歌和挽歌，张承志笔下的“我”下放到内蒙古草原，仍沉醉于以前打斗与冲杀，到日本去“洋插队”，与日本的“全共斗”造反经历发生强烈共鸣，沉湎于自己当年“冲进硝烟弥漫的白宫光复耻辱背叛的红场”的“世界革命理想”。
当年的红卫兵确实具有理想主义，但是，这种理想多半是盲目的、残忍的，充满了血腥味，《金牧场》歌颂的恰恰就是这些人性中恶的东西：人心中确实存在过也应该存在一种幼稚简单偏激不深刻的理想。理想就是美。残缺懵懂的青春夙愿是最激动人心的，是永生难忘的美好的东西。
作者用他那支蘸满激情的笔，纵情讴歌暴力与恶：拳头、自行车链条、木棒像雨点。击打肉体的钝硬震着手掌。血溅起来了。尖叫和愤怒在发泄着皮肤以内的一切一切。绝对不容侵犯的极限模糊成单纯至极的猛力……猛击出去的刹那在批判着自己的软弱。报复同时是消灭自己的软弱和恐惧。人在搏斗中突然变了一个人。哪怕恶也罢。哪怕恶、凶恶、残忍的恶、畜生的恶——我一头撞在一个人胸上，他一把搡开了我。
我举起自行车链条时我认出了他是我小学时的同班同学，但是我狠狠地把那链条劈下去了。
其实，二十多年来，人们关注着张承志，看他有无忏悔的表示。他是红卫兵的发起者之一，“红卫兵”这个名称，就是他起的。不过，张承志至今仍以此为荣。对此，我倒想提一件事。红卫兵运动兴起后，前苏联人故意把“红卫兵”翻译成“红侍卫”。侍卫者，沙皇或皇帝的近卫兵也。
三、《晚霞消失的时候》：我不必忏悔，因为受害者早已宽恕了我
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讲的是，出身于军队高级干部家庭的中学生李淮平在诗情画意的情景中与一位容貌、教养、风度俱佳的女学生南珊邂逅相遇，双方萌生了爱情；紧接着“文革”爆发，李淮平成了红卫兵头领，在抄一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家时，才发觉他的孙女就是南珊；被悔恨和旧情折磨了十二年的李淮平突然与南珊意外重逢，李急不可耐地祈求宽恕：“南珊，你从前受过我那样的对待，难道你连一个歉意的表示都不想看到吗？你应该理解，那件事，就是那次抄家，它对于我一直都是一个不小的折磨。你应该给我一个解脱的机会。”
她真诚地看着我，轻轻叹了一口气：“真想不到，你把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看得这样沉重。其实，如果公正地看待你们的话，我更感谢你们。在那个时候，当整个社会都被敌视和警惕武装起来的时候，你们能那样对待我们一家人，应该说是很难得了。真的，你在那件事中给我的印象是相当好的。毕竟，你是抛弃了自己的一切在为理想而奋斗，虽然它并不正确。”
宽恕来得那么容易，大大出乎李淮平的意外，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南珊又说：“破坏的，可以恢复；撕碎的，可以弥合。你以为那样一次冲击，就能使人永远不息地悲伤下去吗？”
我已经看出来，虽然我自己的情绪从那次抄家以后就一直陷入痛苦的波澜中，可是南珊却在第一次冲击以后就镇静了下来。不，她并不需要任何抱歉和悔恨的表示。因为她的心从来就不曾在那件事情上徘徊过。
如果天下的受害者都像南珊这么宽容大度，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美妙呀！这种受害者的逻辑是：你做了坏事，但还不是最坏的；你做了坏事，但那是为了你的理想。而且，这些受害者的境界提升到了哲理与宗教的高度，他们早已不在意尘世的是非和恩怨了。
但是，这样的现实难道不是施虐者为了求得廉价的解脱而虚构的吗？
四、《人啊，人》：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
戴厚英在《人啊，人》中描写了拒绝忏悔的人给自己找到的理由。造反派许恒忠把自己的问题与党委书记相比：我犯过错误？可是奚流以往所犯的错误不比我大？我没有把任何人打成走资派、反革命，他呢？错划了多少右派啊？我没有表面上正人君子相，暗地里乱搞女人，他呢？他们的错误应该由历史来承担。可是我为什么就必须承担历史？就因为我微如芥末？
许恒忠的逻辑是：别人都不认错，为什么我要认错？当官的都不认错，为什么我这个小老百姓要认错？而党委书记奚流在被追问到自己的历史责任，比如在反右斗争中的“功劳”时，也找到了推卸责任的办法：反右斗争扩大化，我是有责任。可是精神都是上面来的，我没有创造什么。我不能去负我负不起的责任。
打“右派”当然是执行上级命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机械、被动地执行命令，还有积极、主动的一面。奚流的一位老战友就指责过他：“你是为了当官！
你要向上爬！”
许恒忠和奚流的辩解、托词是站不住脚的，但却是生活中人们采用的逻辑。
作者戴厚英采取的是相反的态度。她在上海的“文革”运动中一度崭露头角，是一门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的“小钢炮”。她后来有深刻的反思和真诚的忏悔，在《人啊，人》这本书的后记中，她说了这样的话：账本要我自己去结算。灵魂要我自己去审判。双手要我自己去清洗。
上帝的交给上帝。魔鬼的还给魔鬼。自己的，就勇敢地把它扛在肩上，甚至刻在脸上！
五、《我不忏悔》：只有我一个人忏悔是不够的
安文江在这篇多次被转载的文章中宣称：“回首当年，我感到悲怆，感到沉痛，但没有想到忏悔。”但他主张反思历史，不能把责任推给几个人，应当赤诚地追究自己：把红卫兵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视作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错误，抑或是林彪、“四人帮”一伙人“五鬼闹中华”的丑剧，这是可怜的浅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反躬自问：那些年里我们自己又干了些什么？上上下下都那么清白吗？
作者没有用“忏悔”这个词，但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严格的解剖。比如，他回忆起在“四清”运动中，他在自己负责的生产队找不到问题，就怀疑自己犯了心慈手软的右倾病，终于把生产队会计弄成“贪污”，认为这是“阶级斗争学说唆使我开了杀戒”。他还以愧疚的心情承认，当他知道一个同学私下说了林彪的坏话之后，毫不犹豫地向军训团告发，使这位同学马上被逮捕，后判刑十五年。
但安文江强调，如果要对历史负责，只要求卷入运动的学生忏悔是不够的，也是不公正的。他揭发说，当初他们贴大字报攻击自己的领导，实际上是更上一级领导导演的丢卒保车的闹剧。一位负责人曾主动在他的主席语录本上题词：“打倒×××！”这个表态使学生的造反行动升级。而在二十年后，他却在报纸上看到这位负责人的长篇悼念文章，称“我的亲密战友×××同志”，一点没有检讨与反省。作者发出质问和挑战：“同是文革过来人，某些大人先生们，你们敢把十年中的所言、所行、所思、所忧，堂堂正正地写出来让人们点评吗？”
我认为安文江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不但自己忏悔，还要督促一切该忏悔的人都忏悔；他自己忏悔了，就取得了要求别人忏悔的权利。他的“我不忏悔”有可能产生误解，实际上想说的是：“我只以自己的方式忏悔”，“我不接受某些流传的故事”。
六、我们的道义支撑点在哪里？
我在近二十年的时间内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地阅读过以上作品，现在把它们放在一起来理性地解读，我感到悚然。我不得不得出以下结论：忏悔是必要的。
而且，这不仅是那些愿意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人对自己的要求，还应当是全民族的共识。对于应该忏悔而不忏悔的人，人们应该要求他们忏悔。“纯洁”、“理想”、“上级领导的错误”、“时代的悲剧”，都不能成为推卸责任的口实。我们已经看到，如果认可这些借口，人们会变得多么厚颜无耻。
我认为，我们的社会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是，有人曾经行恶而不忏悔；那些行恶的人不但得逞于一时，而且显然一直过得比受害者、比老实本分的人好得多。
几千年来，中国善良的小老百姓的道德支撑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这一条在自己的生活范围内不灵了，那该怎么办？
目前社会上犬儒之风盛行的一大特点是，不少人以别人（特别是有一官半职的人）做坏事来为自己做坏事辩护，每当他们占有了不该得的东西时，总是说：“我这个小萝卜头算什么，你看那些人拿了多少！”
更多的人对于世道的不公只是发出悲叹，他们看到，那些在“文革”中为了攫取权力而肆意践踏别人的人，从来没有对被侮辱与被损害者表示过歉意，今天他们又处于有利地位，肆无忌惮地攫取财富，制造社会不公正。
我认为，健全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应该是：要敢于面对不公道的世界，甚至是强权的和悖谬的世界。不应该祈求别人忏悔，期盼别人公正，要有勇气为世界的更公正而努力斗争。要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每做一件事都要考虑，如果所有的人都这么做，世界将变得更好还是更坏？
原载《南方周末》２０００年７月２７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