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出书两本：《直面历史》、《哲学家和他的假面具》。
应邀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参加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研讨会。
参与“长江《读书》奖”的争论。
忏悔是绝对必要的
作为“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和研究者，我对中国人忏悔之少感到吃惊。
我曾对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的“文革”亲历者作过访谈，其中有叱咤风云的“闯将”，也有一般卷入者；我曾收集和阅读国内及海外出版的中英文的“文革”回忆，我听到和读到的多半是控诉与辩解，甚至是炫耀，很少有忏悔，更少有真诚、深刻的反省与忏悔。
时至今日，堪作全民族道德与良知楷模的，还是巴金老人讲过的那些话。这些话是真诚、勇敢的，但与那一场浩劫的深重相比，我认为也是不够深刻、空洞乏力的。难道巴老的这些话，就成了我们全民族道德水准和历史智慧的上限？
“文革”中发生了那么多蠢行、丑行、恶行，甚至罪行与兽行，而事后受到法律追究和惩处的只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几个人，因此，事情是再清楚不过了：那成千上万的“文革”中做过坏事、伤害过别人（当然程度、责任不等）的人，难道不应该反躬自省，难道不应该有所表示，做一些忏悔？
“文革”中，有多少人写大字报揭发、批判自己的老师、校长、同事、领导，甚至自己的父母，使他们的心灵受到创伤，使他们成为运动的靶子；“文革”中，有多少人被侮辱（戴高帽子、剃阴阳头、挂黑牌、游街，“坐喷气式”）和遭毒打，多少人被抄家被赶出大城市；“文革”中，有多少寺庙、教堂被砸，多少图书馆、实验室被毁……这一切，显然不只是那几个元凶大恶亲手所为，那些干过错事坏事的人，难道真的还认为那是“革命行动”？难道以为可以借口“狂热盲从”、“上当受骗”而一推了事？有多少人敢说自己做错事、做坏事只是由于认识和信仰的原因，而没有实际利益的考虑，比如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革命，为了向上爬而不惜落井下石，或者为了自保而毅然决然地“站稳立场、划清界限”？我认为，忏悔是绝对必要的，至少对于那些伤害过他人，并非只犯了小过小错的人是如此。据我所知，“文革”中不少受过巨大伤害的人，虽然知道不可能一一追究刑事责任，但对这世道究竟有没有公理，人们有没有良心还是极其看重的。
有的校长、教师等了十几年、二三十年，终于等到当初批斗过自己的学生的道歉，这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当然，绝大多数情况是苦等几十年毫无音信，受害者的创伤永远无法愈合，这不公道的世界对他们而言是终生灰暗的。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站出来忏悔和承担责任，“文革”这场悲剧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同时也是一场闹剧，一出滑稽戏。它有行为的受害者，却找不到行为者。“文革”这段历史的记载犹如神话，什么坏事都是“四人帮”一伙干的，那几个人就像孙悟空，吹一把汗毛就会变成成千上万个，并且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做尽坏事。其实，在我看来，忏悔说到底是为了过失者自己，忏悔固然不能抵消过失，却使你的道义立场发生转变。如果你连正视过去、公开悔悟的勇气都没有，那么，你欠下的那笔债将终生尾随着你。
那么，为什么如此之多应该忏悔的人不忏悔？这里有比较复杂、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不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一味作道德追究和灵魂拷问显然是不够的。
“文革”是一场极其复杂和特殊的政治运动，其间波谲云诡，潮流反复多变。
除了“中央文革小组”中一小撮核心人物之外，几乎没有贯穿始终的“左派”。“昨日座上宾，今日阶下囚”，今天用你打他，明天又用他打你，这个阶段一批人是天之骄子、革命闯将，下个阶段就成了“革命的绊脚石”、“右倾复辟的急先锋”。因此，“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几乎无例外地具有两重性，一段时间属于被整的人群，另一段时间厕身于整人的队伍。当“文革”被彻底否定之后，人人都愿意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也几乎是人人都有理由把自己说成是受害者。人是这样一种动物：他们善于有选择地记忆和有意识地遗忘。很多人并没有从原则上拒绝忏悔，只不过认为需要忏悔的是别人，不是自己，这从形式上说，就像有些日本人只爱谈广岛的原子弹，避而不谈南京大屠杀和珍珠港的偷袭一样。
忏悔难的另一原因是“文革”的参与者绝大多数卷入了当时的派性斗争，时过境迁，派性对立情绪仍难消除，许多人今日的是非观仍囿于当时的是非，他们走不出“文革”的阴影，并没有真正告别“文革”。缺乏研究和反思的后果之一是，全国上下都把那场浩劫的原因、千百万人疯狂失常的原因，说成是一个认识问题，道德的反思被有意地忽略了。如果批判人、整人、打倒人纯粹只是误认为这些人在“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这种失误是与良心无关的，这样的反思只触及大脑，不会触及灵魂。“文革”中年轻的积极分子在反思时，最爱说的就是自己当初的理想主义。不错，虚幻的政治理想确实是令人迷狂的原因，但如果没有私利、野心、内心野蛮的冲动，为了邀功得宠而抛弃自尊与常识，“文革”不知会少多少血腥暴行和指鹿为马的笑话。
对忏悔的抗拒还有一种深刻的原因，这是一般人难以想到和难以理解的。有一些具有反思能力和忏悔勇气的“文革”参与者，他们深感社会上流行的对于“文革”的想法是有悖历史真实和有失公允的，他们对自己的经历和反思相当认真，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检讨落入俗套。当一些少不更事、血气方刚的青年把他们视为“文革余孽”并喝令他们忏悔时，他们摆出冷漠与高傲的姿态，觉得连解释都是自取其辱。他们并非不想忏悔，支撑他们的信念是：不能畅所欲言地说出一切真话，就什么也不说。
我理解这样的人，但并不赞同他们的态度。第一，他们自以为自己曾经深深地卷入“文革”，只有自己才有资格谈论和评说，这是片面狭隘的，依我的观察和经验，亲身经历可以是认识“文革”的钥匙，也可以成为客观评价“文革”的障碍。很可能，克服自身局限和派性困扰所需要的努力，并不比充分了解“文革”的事实和进程更容易。第二，他们心怀悲壮地等待“那么一天”，以为到了那一天，真理就会从他们口中道出。他们没有看到，其实并不会有那么截然的时间分界，在他们保持缄默的同时，记忆正在破碎和流失，反思的动力和忏悔的勇气将减弱甚至消逝。
我还想对这些人说句不中听的话：你们以为只要有条件，真理就会由你们来宣布，其实很可能不是这么回事，真理不一定在你们手里，真理要靠探讨和争论才会产生。
我还必须说明，以上说了那么多，都是对许多人抗拒忏悔进行社会心理学的说明与分析，这并不构成拒不忏悔的理由。当然，说到底，忏悔是个人的事情，是强求不来的。在目前这个物欲横溢，人们习惯于随波逐流，只对抓住机遇感兴趣的时代，忏悔是一件不合时宜、用世俗的标准衡量得不偿失的事。我不会要求别人忏悔。我以为，忏悔属于对自己生命意义的形而上的追求，是对自己心灵的呵护。忏悔者认定一种绝对的价值和标准，他超出自身，把自我作为可以听从劝告或服从命令的对象，为了向那绝对的善逼进，他不能不做点什么，他只能这样做。
我不喜欢把忏悔当成喋喋不休的争论的题目，尤其在当前中国这种语境下。
这个题目可能变成美式炸鸡腿，食客们吃得油光满面，打着响嗝，有人还要敲骨吸髓。其实，值得反省和忏悔的事并不只是发生在“文革”，应该反省和忏悔的也并不只是那几个暴得大名的人。古人云：“吾日三省吾身”，这是每个人终生的功课，而不是菜单上的一个名称。
原载《南方周末》２０００年６月２日
他们为什么不忏悔？
忏悔这个话题，成了当前思想文化争论的热点之一，它是“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留给许多人，留给我们全民族的一笔精神债务。追本溯源，这个话题至迟在８０年代初即已出现，二十多年来一直时隐时显地摆在众多“文革”的积极参与者面前。这一次，大家把目光集中在一个文化名人身上，而实际上，一代人一直为忏悔这个问题追逼。不论是出于内在的良知，还是迫于外在的舆论压力，人们感到必须表白：我要忏悔；或者，我不忏悔，我有理由不忏悔。
真诚忏悔的声音不是没有，但很稀疏，犹如空谷足音。不忏悔的声音形成主流，而且显得理直气壮。人们怎么看待忏悔，人们为什么不忏悔？下面，我借助于解读五种以忏悔为主题的文学作品来进行描述、分析与评论。这些自传、半自传性的，以及根据亲身经历而创作的作品，真切地反映了作者本人及一代“文革”积极分子的心声，他们的立场和态度又对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一、《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我纯洁，所以我不忏悔
梁晓声在这部自传体小说的扉页上醒目地写下：“我曾是一个红卫兵。我不忏悔。”书中直接回答为什么不忏悔的，是作者描写自己大串连时在火车上对一位少女动了邪淫念头，但没有什么行动：我和她，一只手互相握着，另一只手互相搂抱着对方的腰，都将头枕在对方肩上，难免是耳鬓厮磨。
……不经意间，我的嘴唇触到了她的脸蛋。我情不自禁地吻她那光洁的脸蛋——眼睛是闭着的，像个贼似地偷品“禁果”。
……我从她的领口窥见了她双乳之间那动人的部分，和淡粉色乳罩的花边儿。
……我更紧更紧地握着她那只热乎乎的小手。更紧更紧地搂抱着她那柔软的苗条的腰。我的胸更紧更紧地压住她那丰满的富有弹性的胸。
……假如车厢里只有我和她，我想我会像强盗一般夺走她的贞操——假如她企图反抗的话。
作者认为：“与我对她所产生的那些念头相比，我对她的举动简直是拘谨到了坐怀不乱的地步！”“我不承认我的行为不轨。我永不忏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