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１９７９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的，专业是现代西方哲学，到今年刚好三十年。在此之前，我是四川师范学院１９７７级数学系本科生，入校不久得到学校批准，破例提前、跨专业报考研究生。
当上研究生并不能算成是学术生涯的开始，但当初社科院的研究生有这样的特点，他们的课程学习很不正规，因为社科院不像大学，没有教学传统，但发表文章和论文的情况却很普遍，因为导师们都是专家，而且往往掌握了专业刊物和学会。其结果是，如果研究生本来能力强，就容易出成果，如果基础差，能力不强，那毕业后就很不合格。总之，这里给你的是发挥的机会，至于通过学习增加知识，却是乏善可陈；这与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形成鲜明对比，他们程度较为整齐划一，身上明显打上导师的训练和个性的烙印。
所以，我发表学术论文是在研究生一年级时就开始了，而且每年都有，自然，都发表在本单位、本学会主持的刊物上。
因为在一开始发表的都是比较专门和枯燥的西方哲学论文，考虑到众多读者的阅读兴趣和习惯，我很难做到逐年挑选文章收入本文集。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我介入社会思想文化活动，在专业之外也写一些与公共事务有关的思想性文章和文化、时事评论，可读性尚可的文章才多了起来，收入这个集子的主要是这一类文章。
回顾近三十年的着述，我很重视三篇小文章，想在这里加以说明。
一篇是发表在《国内哲学动态》１９８０年第９期上的《马克思的异化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发表在正式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不过它不是在处女作的意义上值得专门提及。
那时正逢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但阻力巨大，守旧派力量相当强大，革新派思想先驱们不得不以迂回曲折的方式提出尖锐的问题，其中，高尔太的《异化现象近观》一文因其大胆、深刻地揭露批判“文革”中的非人状况而受到关注、引起争议。“异化”是马克思使用的概念，内涵非常丰富和深刻，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鼻祖之一卢卡奇起，研究和谈论异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寻求解放的依据，正视和克服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弊端的方法，中国的理论家周扬、王若水沿用了这种方式，高尔太文章的路数也是如此。我的文章是在高尔太受到批评之后对他的声援，也是为发挥异化这个话题煽风加油。这篇文章谈不上有多少学术价值和创见，对我来说，它的意义在于，我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表明了立场、投入了热情。不过，我并没有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我深深敬佩那些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从事推陈出新工作的学者，他们犹如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中的异端，在正统中开发新义，带着镣铐艰苦作战，当制裁和惩罚来临时首当其冲。我并不怕处罚，但我更乐意在思想的广阔天地自由翱翔，不愿意在如来佛的手心翻筋斗。
第二篇是１９９６年发表在《大学生》杂志上的《社会转型和人文精神：两方面问题》。当时的背景是，自从邓小平在南方巡视和发表一系列讲话后，以市场经济为指向的改革再次启动，社会心理急剧变化，大众的俗文化压倒高雅文化，对金钱的追求超过对人文精神的追求。文化界对中国问题的诊断形成尖锐对立的两派意见，一方认为总体倾向是向金钱屈服、精神堕落，问题属于资本主义性质，原因出自市场经济；另一方认为市场经济和文化的大众化代表的总体倾向是历史性进步，被抛弃和消解的是旧意识形态和伪理想、伪崇高，需要警惕的是“反右运动”之类的左的危害。我在此文中认为，需要注意的问题不是单一的，而是有两个方面，左的思想和做法是社会转型期的主要问题，复旧开倒车是主要危险，但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由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一种进步，因此这个过程出现的任何现象都是精神和道德方面的进步。在社会转型期，贫富悬殊、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必须警惕和解决。
第三篇是１９９８年发表于《粤港信息日报》上的《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其中，用黑体字排出的核心内容提示是：“我认为，真正为当前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敲响警钟的是：在化公为私的浪潮中践踏社会公正原则，权钱交易、贪污腐化。”所以，我当时表明的观点是：与８０年代不同，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和现代化”，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和现代化”。其实，在１９９７年的文章中，我就批判了“走火入魔到把腐败当成建立市场经济的润滑剂，把侵吞国有资产，以权力化公为私当作最有效率的市场化手段”的认识。
我所以在这里提到这点，是因为像甘阳这样的新左派后来刻毒地宣扬所谓“中国知识界的集体道德败坏症”，说中国知识界丧失了最基本的道义感和正义感，其集体信仰只是市场的自由，即富人、强人、知识分子的自由，而漠视平民的权利。我指出，这是无视事实的攻击，只要读一读何清涟、朱学勤、秦晖和我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论着就可以清楚这一点。相反，除了在放肆攻击论敌时，很难在甘阳等人的文章中找到批判腐败、不公正等现象和为弱势群体利益伸张的说法。
回顾我三十年的思想和文字历程，其中有一个转折点，从专业研究兴趣上说，从语言哲学转向了政治哲学；从社会文化立场的表述上说，从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变为既支持、又反思，在表示应当坚持改革的同时，更为注重改革中社会公正和人民利益的内涵。其中，不变的则是始终要求思想解放，继承和发扬“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启蒙、民主、科学、理性。
三十年，我不敢谈成就的大小，但我敢于保证自己的自觉和真诚。
２００９年３月５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