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２００４年７-８月于北京又写出两篇从历史角度谈基督教与人文主义关系的论文。对香港社会关于特首和立法会选举改革的关注和讨论印象极深，忍不住参与，写一短文发表于《明报》。在北京参加人大与辅大召开的学术会议，发表《没有机长的国际航班》。在成都参加川大宗教研究所召集的学术会议。１１月赴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的“共同价值教育”大会，作为ＫｅｙｎｏｔｅＳｐｅａｋｅｒ发表演讲“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ｔｏｔｈｅＬｉｆｅ”，同鱼贩子谈柏拉图、听水管工哼奏鸣曲，见识何为“高素质民众”。
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着名作家梁晓声在中央电视台讲过一段经历：他在美国时，有一次要横穿马路，红灯亮了，但左右两边并没有汽车。他身边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静静地等候绿灯。他问了老太太一句：“现在没有汽车，为什么不走过去？”老人回答说：“也许，我们身后那栋房子里，会有一个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见我们走过去，以后照我们的样子横穿马路，也许就会出事。”
这个回答，听起来有点出乎意外，尤其在中国，许多人不会这样思考。现在，不仅是在交通方面，而且是在社会生活的几乎一切方面，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违反规则？首先，是看看对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就“忘了”规则，实际上是在心理上回避了妨碍自己的东西，或把它从意识中排开——例如，没有汽车时要不要闯红灯？看见自己既无危险，又可以抢时间，于是就“忘了”交通规则。
其次，是看看自己会不会被发现，如果不会，就付诸行动，因为自信违反了规则也不会受罚——例如，看见了红灯却看不见警察，又相信此处没有隐藏的监视器，于是就“大胆地往前走”了。
种种道德滑坡、违规犯法的腐败和犯罪现象现在四处蔓延，后面不都有这样一种思考方式和心理状态吗？在某些社会条件使得这种思考方式常常“得手”，使得这种心理状态成为“正常”之后，连基本的是非也会被颠倒过来！
例如，梁晓声讲的经历还有“后话”他回国后，有一次在路口红灯面前停车，但是左右两边都无来车。他后面的车一辆接一辆“勇往直前”闯红灯，绕过他身边时还冲着他大骂：“（你神经有）毛病！”——交通的状况是中国社会状况的一个缩影。在上述思考方式和心理状态成为正常的环境下，遵守合理的规则，甚至遵守道德的法则，反而变成不正常（“有毛病”）了！前几天《检查日报》报道，一位清洁工人拾到几千元钱上交之后，因为付不起孩子的学费而向亲戚朋友借钱，那些本来真心答应过帮忙的亲友，却都翻了脸，认为拾金不昧再来借钱也是“有毛病”，不值得同情！
正如在一个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坚持不扔垃圾是很难，在好行为被视为“不正常”的环境下，要坚持与“常人”不同的好行为也很难。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单位、一个团体、一个社会甚至（如汤因比所说）一个文明或一个民族，会整个地衰落、腐烂、走向灭亡！
要把全国变成一个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净化全民的道德“环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应与法律连接（如在一些西方国家，“见死不救”属于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则与信仰相关（传统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现代，宗教“修行”只属自愿）。
就前一方面说，道德环境的净化，需要确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而这类法治原则的确立，又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但是，改革的推动、进行和完成，靠的也是人，是有理性、有良心、有正义感、有创造性的人。因此可以说，中国精神的重构，关键在政治改革，基础在人心提升。
就后一方面说，道德环境的提升，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撑，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种信仰（对法律原则的内心服膺），依靠“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人心的自我约束常常软弱无力，在传统礼俗衰亡而法治观念薄弱的条件下，“人心惟危”的状况必然出现。
我们的人心，有太长的时间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狭义的而不是广义的理性，这正是上述思考方式的根源。这种被国人视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点：一是只从感观或直接的经验出发——所以不考虑看不见的东西（“身后房子里也许有一个小孩”、“看不见的警察或监视器”之类当然不予考虑）；二是只从眼前或短期的算计出发——所以不考虑长远的事情（“将来那个小孩有可能出事”、“闯红灯会增加交通混乱，最终使自己的车速和安全也受影响”之类当然也不予考虑）；三是只从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发——所以不考虑他人或整体的利益，更不考虑自己与社会、自然、世界整体的关系（因此“那个小孩与我无关”、“交通混乱我管不着”之类心态，才是思考的真实基础）。
这正是无数的人随时在抱怨、又随时在卷入的道德腐败，在人心深处的根源——偏向于狭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义、创造性或博大的爱心。这些东西才涉及与他人、社会、自然和世界整体的关系，才涉及大我、超验和永恒，因此它们最强大的保障，乃是超越于狭隘理智的信仰！
信仰需要信念，需要相信某些超乎直接经验或短期算计或小我利益之外的东西。就那个清洁工人来说，我想，她不会缺少那些亲友视为“正常”之唯一标准的“理智”，但她没有忽略“正常”人还不能缺少的良心，因为她相信一个虽看不见、却很实在的道理：不应该拿别人的东西。就梁晓声来说，我想，他当然知道这一次闯红灯有利无弊，但他虽招致辱骂而安然不动，因为他相信遵守这项规则，有利于大家长远的效率和安全，因此合乎正义。就那位美国老太太来说，后面楼房里有没有一个小孩，小孩会不会看见她闯红灯，将来会不会出事，全都是未知的；但她相信，因果法则（佛教称之为“因缘”）要求我们避免种下任何可能的恶因，博爱原则（基督教称之为“爱邻人”）要求我们关爱每一个人的生存。
人类本性不可或缺的、当今社会迫切需要的良知、正义和爱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经验、短期算计和小我利益，超出了狭义理智所能思考的范围，而只能靠对超越的信仰来提供坚实的基础。我们的社会生活表明，与超越的信仰相对立的狭义理智，由于上述三个特点及其世俗性质，不但不能保障，反而在腐蚀着良知、正义和爱心。
中国人自古信天。作为信仰对象的“天”，乃是殷人所称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称的“天帝”或“天”、历代所称的“天道”或“天理”最流行的通称。对这个概念，我们可以进行历史的梳理、批判的讨论、自由的选择。但是，如果考虑到先贤相信“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已经涉及人与他人、社会、世界及其本源的关系，考虑到古人所谓“天理”对“良心”的指引，考虑到今人所见“无法”与“无天”的关联，结论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对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称，信仰的精神状态，却决定着文明的兴衰、民族的浮沉。
最近我遇见一个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云南边远乡村的儿童没有小学，毅然离开居住了十几年的美国，孤身一人前往办学。在那个没有电话、没有自来水、没有邮递员的地方，他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自建校舍，给学生买鞋子，为村民修水渠……这一切，除了在那个不通公路的边远乡间，无人知晓，因为他自己不要传扬！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计，都不可能给予他这么大的力量，除了信仰。
我想，这个人已经向我们回答了，人类的历史已经向我们回答了，当代的生活已经向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需要信仰。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日-４日
没有机长的国际航班
——对“全球化-区域化”的宗教哲学省思
在２００２年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上，我曾把全球化比喻成一列火车，在“这列车的车上，并没有一个单独负责的司机，而这列车的前方，也没有一条不可变更的铁路”。
尽管我知道“一切比喻都是蹩脚的”，可是，现在我又觉得，把人类目前的状况比喻成一趟“没有机长的国际航班”，可以说明更多的问题。
一、何谓“航班”？
不是像人们坐在火车里还能眺望田野，而是像人们登上飞机而脱离了大地，人类的历史发展到现代阶段，看来正在脱离自然史的进程。
自从大约四十五亿年前太阳和地球形成，大约四十亿年前第一个原核细胞（ｐｒｏｋａｒｙｏｔｉｃｃｅｌｌ）出现以来，我们的地球以及其上和其中的一切，包括岩石、空气和水，就一直在遵循自然的规律运行和演变，地球上一切形态的生命，包括微生物、植物和动物，概莫能外。大约五亿五千万年前显生宙（ＰｈａｎｅｒｏｚｏｉｃＥｏｎ）开始，历经古生代（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Ｅｒａ）、中生代（ＭｅｓｏｚｏｉｃＥｒａ）和新生代（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Ｅｒａ），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新生代从大约五千五百万年前开始，其中历经古新世、始新世、渐新世和中新世之后，在上新世（Ｐｌｉｏｃｅｎｅ）期间，即在约二百六十万年前，地球上首次出现了被称为“能人”的人类（Ｈｏｍｏｈａｂｉｌｉｓ）。实际上能力很弱的“能人”看来并未能够超越地球自然环境的灾难性变化而延续下来。在接替上新世的更新世（Ｐｌｅｉｓｔｏｃｅｎｅ）期间，大约在一百五十万年前，“直立人”（Ｈｏｍｏｅｒｅｃｔｕｓ）出现；大约在三十万年前，“古代智人”（Ａｒｃｈａｉｃ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出现；最后，在大约四万年前（一说三万五千年前），被称为“现代智人”（ＭｏｄｅｒｎＨｏｍｏｓａｐｉｅｎｓ）或“现代人”的人类出现了。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从此以后，在生物界以至更大范围的自然界，由包括“自然选择”在内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自然历史的过程，有了被一种特殊的生物打乱或打断的可能性。这种特殊的生物，就是我们的祖先及其后代，即我们自己。
如果把既往的地球史看成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历程，那么，“智人”是在一天之中临近子夜的最后几秒钟才登上舞台的。又如果把既往的“智人”史再缩短成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历程，那么，上述可能性则只是在临近子夜的最后一分钟才开始明显起来，就是说，只是在大约三十万年历史中的最近两百年才开始明显起来。
如果再用刚才用过的“舞台”比喻，这就好像是一出持续了二十四小时、有无法计数的演员按一个脚本参加演出的自然史“戏剧”，在临近子夜前的约千分之一秒时，竟然有一个演员似乎控制了舞台，并显现出了改变整出戏剧进程的意愿和能力！
不言而喻，我所说的最近两百年，就是指工业革命开始席卷世界以来的近两百年。然而，这种可能性的萌芽，早在农业革命发生之时和与之相关的文明产生之前，即大约七千到一万年前，就已经初露端倪了。
农业使人类从食物采集者变成食物生产者，也就是把人类适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使自然适应人类的生活方式。土地的耕作、植被的改变、灌溉工程的兴建，特别是随着农业革命而出现的城市和以之为核心的被称为“文明”的生活方式的扩展，全都意味着自然环境被人类改变、自然资源被人类消耗、自然进程被人类打破的开始。这种“自然被人化”的剧烈的方向转变，长时期以来仅仅被视为好事而毫无警惕，其重要原因之一，固然是“人化”的弊害尚不明显，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人类自身的不能简单地以“愚蠢”来概括的思维方式具有某种重大缺陷。
至少从表面来看，这种缺陷表现为（Ａ）短期性——未能看到只追求短期之利，会具有长期的负面效应，会对后代造成祸害；（Ｂ）局部性——未能看到只追求本群体之利，会具有对全人类的负面效应，会对本群体和其他群体都造成祸害；（Ｃ）孤立性——未能看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联，只追求人类之利，会对自然从而也对人类自身造成祸害。
工业革命使得自然界的这种“人化”过程以不断增加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推进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到了今天所谓“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现代社会无法再把社会再生产的后果——它表现为系统化地生产出来的风险——外化，即不能再把这些后果转嫁给其他国家和社会，转嫁给子孙后代或自我更新的自然；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可以动用的外部资源越来越少，它必须日益依靠自己来再生产其基本条件。解决社会现代化的后果问题需要依靠社会现代化本身的能力。”这就好像所有的人都已登上飞机而脱离了大地，所面临的问题，所面对的风险，都只能依靠自己在飞机上的资源，主要是人自己的能力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