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其治下各民族而言，罗马帝国没有也不可能消除正当的民族主义，反而刺激或加强了极端的民族主义。在这些民族之中，因其独特的一神论宗教而在这方面表现最着的，恰恰是基督教诞生于其间的犹太民族。
犹太民族深信自己是上帝耶和华的选民，通过摩西而与耶和华立有特殊的圣约，由此而产生的极端民族主义，大量表现在其历史和《圣经》之中。在基督教产生的时代，犹太人对于所有的非犹太人，一概称为“外邦人”（ｇｅｎｔｉｌｅ）。这个词同中国古代的“化外之邦”、“蛮夷之人”类似，表现出对家族或部族的高度重视、对本民族的高度自豪感和文化上的狭隘观念。尽管这个民族与其他很多民族一样，也产生过不少民族和睦和世界主义的思想，但是由于其与民族身份相连的“选民”
信念和屡受强邻欺凌的历史境遇，其极端民族主义的深刻和广泛，同其他很多民族相比，至少也是属于程度最高的之列。
在这样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环境中，一种新产生的宗教，一般而言是不可能突破这种观念籓篱的。而且，基督教在产生之初，从耶稣本人到十二使徒到普通信众，确实又都属于犹太人，属于这个民族主义观念极强的民族。换言之，从客观环境到主观条件，似乎都注定了基督教应该是又一种民族主义宗教。
然而，基督教竟然克服了种种内部和外部的障碍，克服了“犹太派基督徒”的反对和“外邦人”即其他民族的怀疑抵制，突破了这种观念籓篱，不但突破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包围，而且突破了任何一种民族主义的包围，而成为任何一个民族的民众都可以接纳的宗教，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宗教！这一方面堪称以极端民族主义为常态的古代世界的一个奇迹，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它必然内在地具有反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想要素。这些思想要素，明显地反映在从四福音书到《使徒行传》到保罗书信反复宣扬的这一主题之中——不论犹太人、希腊人还是其他所有民族的人（即所谓“外邦人”），都是一律平等和同样尊严的人，都是同样的传播福音和应给予爱的对象，都是上帝要来救赎的对象。
从历史事实来看，以耶路撒冷会议为代表的早期基督教会的活动，以及保罗在各被征服民族之中传教的成功，表明基督教会从最初开始，就一方面反对犹太人以律法主义形式表现的极端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又反对罗马人以帝国主义形式表现的极端民族主义。也可以说，基督宗教信仰从一开始就与盛行于这个世界的极端民族主义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并对它产生了某种思想上的抑制或缓和作用。
２．
当然，随着基督教国教化而来的教会与政权的结合，以及欧洲及其附近地区的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使得基督宗教的历史体制与极端民族主义和一般民族主义的关系，事实上呈现出相当复杂的局面。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根据表面的和片面的现象来进行判断，我们也还是可以看出，基督宗教信仰对于极端民族主义的上述关系和影响，在后来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中，总体上仍是一贯的。
基督教被宣布为罗马帝国国教之时，这个帝国已处于分崩离析之中，以至于数十年之后西罗马皇帝之下台，虽被后世史家作为西罗马帝国灭亡之标志，在当时不过只是诸多重大变故中的小事一桩。换言之，许多学者和教科书曾作为重要分析因素的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之国教地位，不过只是转瞬即逝和影响甚微的小事。真正的大事和实际的大局，是好战尚武、争勇斗狠的日耳曼诸族和其他蛮族驰骋全欧、荼毒生灵，以一种近乎无政府状态的超级的极端民族主义，统治了从不列颠到巴尔干，从北非的沙漠到东欧的平原的这片一半是曾经文明一半是从来野蛮的广大地区。从公元５世纪至１０世纪这五百多年中，在我们统称为极端民族主义的诸部族、诸家族和诸民族之间的相互争战之中，主要的和几乎是唯一的抑制和限制力量，就是基督教会及其信仰。
当然，这里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外战内争和一波接一波的蛮族入侵之后，罗马帝国已经耗竭了它曾经辉煌绝顶的文化资源，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都已沦为一片废墟。不仅人口曾以百万计的罗马城变成了仅有数千人的荒村，而且曾产生过西塞罗（Ｍ．Ｔ．Ｃｉｃｅｒｏ）和维吉尔（Ｖｉｒｇｉｌ），产生过李维（Ｌｉｖｙ）和奥勒留（Ｍ．Ａｕｒｅｌｉｕｓ）的罗马文化，在蜕变为夸耀武功的巨柱和粉饰升平的庆典之后，最后也归于一片死寂。曾经战无不胜的罗马军团溃散了，因为支撑它的公民精神已蜕变为臣民的奴性；曾经遍布地中海四周的罗马机构涣散了，因为它所服务的国家利益已蜕变为篡位者们的私利；曾经十分有效的罗马法律失效了，因为它的基础即统一的宇宙理性观念，已经被分散的各族利益争夺所取代。这“三大支柱”坍塌后的帝国大厦，只剩下一大片余烬未灭，而且随时会有人再来抢掠的废墟。在这完全无序化和空虚化的社会之中，唯一的组织性力量，只有基督教会，唯一的精神性力量，只有基督信仰。
但是，就我们的论题而言，更切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督宗教信仰的性质就是普世性的、超民族主义的，相应的，基督教会即所谓“大公教会”也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性质。在当时的历史转折关头，即发展到帝国形式的古典时代终结，而新时代尚无明确方向，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尚待确定的时期，基督教会及其精神力量的这种性质，势必会发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在以各蛮族相互争战为最大特征的上古时代向中古时代过渡时期，这种超民族主义影响有助于软化各族的极端民族主义，这不能不说是人民之福、历史之幸。
３．
基督宗教这种影响的具体结果，主要表现为西欧超民族的基督教世界（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ｄｏｍ）之形成。
在这个世界，首先，各蛮族首领一个接一个接受基督宗教信仰，并率领自己的部众全民受洗奉教。逐渐地，信奉基督教成了有教养、有文化的标志即文明的标志。在基督教世界内，狂放嗜血的旧俗被视为不信教的野蛮状态而逐步消失；彬彬有礼、忠义守信、维护正义等等逐渐成为骑士和贵族的行为准则，甚至成为社会时尚，因为在由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造就的封建制度下，贵族的生活方式是民众钦羡的对象，从而在社会上有一种表率作用。
其次，在法兰克王国的丕平和查理曼重建帝国的企图失败之后，直至今日，欧洲土地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如罗马帝国或中华帝国那样疆域广大而又长期巩固的庞大帝国。相比之下，自从法兰克的克罗维率亲兵皈信基督教之后，这片土地上却一直有一种为各族人民共同尊崇的几乎无所不在的精神力量，而且在其中最有活力的大部分地区，在迄今为止的大部分时间内，还有一个集中代表这一力量的有形机构，即所谓大公教会。就是说，世俗的极端民族主义的最高表现即帝国主义，一直未能如基督教超民族主义的具体表现即大公教会那样，在如此广大的地域和如此长久的时期内获得如此稳固的成功。
第三，于是，在整个漫长的中世纪，在广大的“基督教世界”之内，不但是极端民族主义，而且连正常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意识，都受到了极大的抑制。在中古欧洲，人们对自己身份的意识，首先是“基督徒”（只区别于异教徒），其次是“某地人”
（如布列塔尼人、威尼斯人等等），而关于自己是“某族人”（如法国人、意大利人等等）的观念，即使有那么一点，其重要性也会排在上述两条以及诸如职业身份（商人、工匠等等）与社会等级（骑士、伯爵等等）等的后面，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在语言方面，不识字的人用自己的方言，有文化的人则用拉丁文。民族语言之不定型，既是民族意识淡漠的重要原因，也是其重要结果。而在民族要素中也许是最重要的一项，即语言的问题上，我们也无法否认，正是基督教会的持续使用，使得拉丁文成了西欧各民族的通用语言，因而也抑制或减缓了西欧各民族中不论正常的还是极端的民族主义之成长。
在中古西欧的环境下，基督宗教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抑制，最明显的表现也许还有教廷对日耳曼皇帝和其他世俗王权权力的限制。日耳曼皇帝和其他世俗君主对神职授职权的争夺，显然有非宗教的原因也有非宗教的后果。至少其中之一是加强自身家族的政治经济力量以谋取本家族和本国的利益。而这种我们统称为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也同样以“帝国主义”，即对他族他国的统治为目标。
所以，仅以教廷在授职权上与世俗君主的长期斗争而言，这种斗争及其部分成功（以沃尔姆斯协议为标志），至少在客观上抑制了上述倾向。其结果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古欧洲之不成气候。
４．
表面看来，东正教在这个问题上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由于拜占庭帝国的相对稳定和皇权的强大，东正教会对世俗政权的依附地位似乎成了传统。又由于这种传统被沙皇俄国的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所以所有的东正教会似乎都同本国的民族主义保持一致，甚至常常起着保存和促进民族主义的作用。就正当的民族主义而言，我们看到，东欧和东南欧的一些弱小民族在面对强敌（例如塞尔维亚在面对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和天主教的奥匈帝国）之时，东正教会自然地成为保存民族特性和扞卫民族独立的强大同盟。就极端的民族主义或帝国主义而言，我们也看到，同一地区的那些大国大族（例如拜占庭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也曾使东正教成为自己向外扩张的工具。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东正教同民族主义的关系，是由东南欧和东欧的政教态势和国内国际政治关系所造成的。东正教的教义从未主张把一族的利益置于另一族之上，东正教的精神也绝不能说只是某一族的精神（我们可以说“俄罗斯精神”是一种东正教精神，但是不能说东正教精神就只是“俄罗斯精神”）。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同为东正教徒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前者多半主张脱离俄罗斯而后者多半主张与俄国联盟；同为东正教徒的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前者与北约结盟而后者与俄国结盟。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曾与苏联结盟，现在则力求加入北约，甚至加入有超民族趋势的欧盟。在东正教会可以脱离世俗政权控制而用自己的声音说话的情况下，它与民族主义结盟的面貌，必将显示出只是一种历史环境中的不得已，而不是一种必然的现象。
５．
最后，我们来看看历史上基督新教与极端民族主义的关系。一方面，由于新教兴起之时，西欧一些民族国家如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已基本形成，又由于宗教改革运动在很多地区（如德意志和英格兰）涉及到民族国家与罗马教廷的矛盾，或者民族地区（如苏格兰与英格兰，西班牙与尼德兰）之间的矛盾，所以基督新教看来与民族主义（但非极端民族主义）有很多关联。而且，考虑到威克里夫和路德的圣经翻译对英文和德文的塑造性影响，考虑到宗教改革家们对于一些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的作用，考虑到他们与一些世俗君主之间相互支持的关系，考虑到宗教改革对西欧各国从政治、经济到思想、文化的多方面影响，我们几乎可以说，基督新教对于欧洲诸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在语言、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均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对于现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也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而说，基督新教也支持极端的民族主义。路德在宗教改革正在如火如荼进行期间，曾就把战火烧到本民族头上的奥斯曼穆斯林与祖国的天主教君主比较说，前者比后者反而好些。这典型地说明，路德虽对德意志民族作出了诸多巨大贡献，甚至被视为德国民族英雄，但他实际上把宗教信仰看得远远高于民族观念。至于加尔文，他的家乡是在法国，而他的事业却在瑞士，而他主政的日内瓦，在宗教改革时期却又是与瑞士的很大一部分相敌对的。换言之，在加尔文那里，宗教改革和新教信仰同任何民族主义毫不相关。当然，新教的第三个大宗派即安立甘宗的诞生，是与英国的民族主义有相当关系。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当时英国宗教改革的直接导火线并不涉及民族而是涉及个人，即亨利八世个人的婚姻问题。因此种种，毫不奇怪，后来被称为新教三大主流派的路德宗、加尔文宗和安立甘宗，都在不久后即成为超越民族界线的世界性大宗派，还成立了包括不同民族信徒和教会的世界性联合组织。至于后来出现的新教宗派，如卫斯理宗、浸礼宗、公理宗以及无数的独立教会，无论是大是小，人数多少，都丝毫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而是效忠“神国”甚于效忠“祖国”的基督宗教信仰者的新团体。
正因为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欧洲各国内部有众多的政治势力，包括曾经标榜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都卷入了鼓吹本民族利益至上、主张向别国开战的沙文主义大合唱，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基督教会人士却召集了反对战争的国际会议，动员各教会努力向本国政府请愿，要求与他国和平相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诸如巴特和朋霍费尔等人以及“宣信教会”对纳粹主义（民族社会主义）的反抗，与所谓“德国教会”相比，被公认为代表了基督宗教信仰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