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事
这些年和以后几年，为“宗教与世界”丛书和《基督教文化评论》投入了很多精力，因为觉得有意义、很重要。由于人生的经验，所以对蒂里希的书很能领悟。由此而有此文（它的现题可能是《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改的，我已想不起原题是什么了）。
“爱这一个错”
——读蒂里希《存在的勇气》
当年，德国法西斯进攻丹麦，丹麦人没有像欧洲各国那样，拿起武器，拼死抵抗。
而今，丹麦人的生活令世人羡慕，丹麦却成了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
要知道，他们的那位举世闻名的祖先，善良敏感的王子哈姆雷特，却曾在自杀与杀人（杀一位“逆天害理的奸贼”）之间踌躇不定，竟至于成了世界文学中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典型。
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考虑自杀时，有这么一段着名的独白：“生，还是死，这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种更高贵？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死了；睡着了；睡着了也许会做梦；嗯，障碍就在这儿：一旦摆脱了尘世的牵缠，在那死亡之眠中，究竟会做些什么梦，想到此我们就不免踌躇。人们甘心久困于患难之中，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嘲弄、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律的迁延、官吏的横暴以及辛勤苦干所换来的小人的排斥，假如只需用一柄小小的尖刀，就可以了结自己的一生？谁愿意背负如此的重担，在烦劳的生命重压之下呻吟流汗，假如不是因为惧怕那不可知的死后，惧怕那从没有人回来的神秘之国，它动摇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宁愿忍受目前的折磨，而不敢飞向那未知的苦难？就这样，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懦夫，决心的赤热光彩蒙上了思虑的病容，伟大的事业在这种思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而失去行动的意义。”
当然，哈姆雷特并非懦夫。这不仅是因为生比死难，他不怯于死亦勇于生。
而且是因为他勇于承认自己的罪过和生命之空虚：“我很骄傲，有仇必报，富于野心，我的罪恶是这么多，连我的头脑都容纳不下……像我这样的家伙，匍匐于天地之间，有什么用处呢？”（后来他报仇雪恨，伸张正义，证明他并非无用）更是因为，他的头脑都容纳不下的，乃是他巨大的痛苦、正直的灵魂和高贵的精神。他敢于承受这一切，他是一个大勇者。
还有一个大勇者。那就是同样举世闻名的苏格拉底，尽管他同哈姆雷特正好相反——死后世界的不可知，不是他从容赴死的“障碍”，倒成了他视死如归的缘由。他的名言是：“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
人生，真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生死问题，无可回避。虽然在苏格拉底出生时已死了十年的孔子也承认“未知生，焉知死”，但是在他生前死后无数的世代中，还是有无穷无尽的人在以无穷无尽的方式努力探究并回答这个问题。在孔子之前，回答多半出自宗教，在孔子之后，回答则多半出自高度理论化的哲学和神学。
在横跨哲学与神学两大领域的２０世纪思想家当中，倘要举出两三个影响最大的人物，就不能不提到保罗·蒂里希。在蒂里希，倘要举出两三本最有代表性的着作，就不能不提到《存在的勇气》。
在直接从外文去尽力读懂原着之前，我曾对“存在”这一哲学概念有许多误解。其中一项误解是：存在哲学大约是“文革”时挨批的“活命哲学”罢？单从这个词的字面来看，这似乎不错，但从完整的思想内容来看，却谬之千里。存在主义所用的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或ｅｘｉｓｔｅｎｚ一词专指人的生存，大约相当于经历、实践、感受、体验等等人生的全部内容，因此将“存在主义”改译为“生存主义”才更恰当。世间万物都存在着，但人存在的方式即所谓“生存”，却与世间万物大相径庭。“生存”的独特之处在于：第一，生存者即人可以意识到自身，就是说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可以超越主客对立；第二，生存者即人永不停留于现在的状态，他总是未完成的，就是说他总面临种种可能性，可以通过不同的选择把自己造成不同的人；第三，生存者乃是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独特个体。因此，由于自己的抉择，人可能成为本真的自我，与自我同一；也可能失却本真的自我，与自我分裂，堕入低于生存的存在形式。与之相对，其他事物（包括生物）的存在方式，则无一不是主体而永远是客体，即只是消极被动的对象；二不能作出抉择而只能按天然既定的方式行动，具有固定的“本质”；三不是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个体，而更多地呈现出“类”的共性。
由此看来，所谓“生存”，至少主要不指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就是说，不指“活命”，而指人所独具的精神性存在方式。人若舍此，虽生犹死。
当然，这种存在方式离不开生命本身，由此遂引出了蒂里希所谓第一类忧惧（焦虑）——对命运和死亡的忧惧。死亡可以夺走生命，毁掉人的存在，因此被称为“非存在”的极端表现。“非存在”从字面来看即“不存在”或对存在的否定。由于“存在”（Ｂｅｉｎｇ或Ｓｅｉｎ）除了“在”之外，还含有“是”、“有”等基本意思，所以说人受到“非存在”威胁，就不仅意味着他随时可能死去，而且还意味着他随时可能不再是他自身（例如一个舞蹈家可能由于偶然的事件而成为瘫痪者）。显然，这种“非存在的威胁”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它导致了对命运和死亡的忧惧，按蒂里希的解释，它是人的存在的组成部分。庄子尝谓“人之生也，与忧俱生”，其意与此相通。称雄中原的曹操曾悲歌“人生几何”，曾慨叹“譬如朝露”，他虽常“慨当以慷”，却不免“忧思难忘”，他虽自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却又深知“忧从中来，不可断绝”。采菊东篱的陶潜纵然是“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但当他为“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而欣喜，仍不免为“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而忧伤。曹诗所言，乃死亡；陶诗所言，乃命运；曹操之“忧”，即蒂里希所谓“忧惧”；陶潜之“恐”，即蒂里希所谓“恐惧”。蒂里希说，忧惧是从生存角度对非存在的意识，对非存在乃人自身存在之一部分的认识，它被体验为人自己的有限。恐惧与忧惧不同，因为它有确定的对象，人可以对之采取行动以克服它。忧惧却无确定的对象，它的对象是对每一对象之否定，是威胁本身而不是威胁之源，因为威胁之源乃是“非存在”，乃是“虚无”。
如果说存在哲学并非“活命哲学”，那么它是不是“死亡哲学”呢？它经常提到“非存在”和“虚无”，所以表面看来确乎如此，而“死亡哲学”这张标签也确乎给人阴暗颓丧的印象。姑不论非存在绝不仅意指死亡，事实上，哲学也是不能不探讨死亡问题的，正如它不能不探讨生存问题一样，因为，死乃生之组成部分。苏格拉底说，哲学家的一生就是熟习死亡，哲学家准备好去死，即把生视为死之准备（苏格拉底之死，真正构成了他的一生不可或缺的部分，他的死完成了他的哲学）。蒙田也说：“教人怎样死，就是教人怎样活。”海德格尔的哲学尤能体现这一点。他根据“历时性”来理解忧惧，历时性的终点就是死亡。在他所谓“本真的生存”中，死亡不再只是降临我们身上的、闯进来摧毁我们的生存的某种东西。死亡本身被纳入了种种可能性之中，在设计一种本真的生存时所根据的，正是作为存在之主要可能性的死亡。一切的可能性，都在作为主要可能性的死亡之光中来作出估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