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当他是正确的时候（应当说，他绝大多数时间是正确的），你也希望他的着作中有一适当的部分是专门讨论他的思想渊源的。关于心智和意识的物理性理论以及相关的理论，并不是什么新的理论，而且一个读者不仅希望了解哈耶克思想的内容，而且还希望从有关这些问题的科学思想史的视角下了解哈耶克的理论。然而，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尽管哈耶克的思想确有渊源，我却肯定很少有人能把这项特定的工作做得如此之好。
１９５６年，在庆祝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大楼落成２５周年的庆典上，哈耶克作了题为《专业化的困境》（“Ｔｈ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的演讲。他不得不为自己的事业进行辩护，“我们当然应当对那些思想成熟的学者致以敬意，他们为了从事可能是任何人都无力宣称完全胜任的工作，而甘冒极大的风险，无视专业化的一切藩篱”。
《感觉秩序》与哈耶克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的核心观点之间的重要联系，在他于此后发表的论文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尤其是《复杂现象的理论》（“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和《规则、认知和可知性》（“Ｒｕｌｅｓ，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ｉｂｉｌｉｔｙ”）这两篇论文。实际上，他撰写这两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扩展《感觉秩序》一书的哲学意涵。
关于社会主义所必然要求的中央计划是否有效的问题，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取决于能否从认识论层面对预测行为之后果的能力给出证明。正如哈耶克在《解释的不同程度》（“Ｄｅｇｒｅｅｓｏｆ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一文中所明确指出的，“尽管在无须控制的情况下进行精确的预测显然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显然无力控制超出我们对行动之后果的预测的那些发展。因此，预测的限度就意味着控制的限度，反之则不然”。
为了阐明预测人之行动的能力的局限，哈耶克发展出了一种关于复杂现象的理论。哈耶克的这一理论承认预测模式的可能性——即一系列后果与有限的原因之间反复发生的联系，但却否认预测这些模式中个别事件的可能性。个人和集体在预测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之所以依旧能够发挥作用，乃是认知规则的进化所致因为这些规则使无法预测的行动成为可能。例如，语法的规则可以使一个人对陈述进行组织，然而任何一种陈述的意义却是无法预测的。
１９６０年，哈耶克写信告诉波普尔他日益形成的研究论题，“尽管我不想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方法论的研究上面，但是我正在构思的‘对经济学理论重新审视’的论题——它很可能发展成为以此为标题的一本书——却不可避免地促使我一上来就要做出这样一种努力，即对我关于经济理论性质的观点进行重述，此外，我早先形成的关于较高层次的常规性的观念，也是我一直在费心思考和探究的大问题，而这方面的成果似乎会超出经济学领域之外”。事实上，他早在１９５２年写信给波普尔时就已经谈到了他着手研究这个项目的事情。波普尔对《感觉秩序》一书的主要反对意见，是认为它建构了一个关于心智的因果理论，而这在波普尔看来是不可能的。哈耶克对此回应说：
你是否将我所说的“只解释原则”视作是一种因果理论呢？如果你的论点只是为了证明我们永远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一个特定时间内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感觉形成和思想过程等等，那么我同意你的看法。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的论点意在否定人们能够解释物理过程是如何可能在一般的秩序层面得到安排的——这正是精神现象的特征，那么做就很难使我信服。当然，我就一个特定问题所做的这一分析，无疑是提出了一系列最深远的哲学问题。数月以来，我一直深为这样一个问题所困扰：对我来说什么是所有问题中最为一般的问题，亦即我暂时在私下称之为的我们在“一个系统之内”（ｗｉｔｈｉｎａｓｙｓｔｅｍ）所能说的东西与我们“关于一个系统”
（ａｂｏｕｔａｓｙｓｔｅｍ）所能说的东西之间的差异问题。我深信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为自从我明确认识到这个问题始，我就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相关题域中遇到这个问题。但是，尽管我在解释这个问题方面取得了些许微小的进展，我还是必须承认，它是我所处理过的最为棘手且最难以理解的问题之一。
哈耶克在这两点上都是对的。我们在“一个系统之内”所能说的东西与我们“关于一个系统”所能说的东西之间的差异问题，的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也极为棘手且难以理解。他为此做了一次颇为勇敢的尝试，即通过撰写一篇有关《系统之内的系统》的论文来讨论这个问题。当他发现没有人领会他的讨论时，他放弃了。这是哈耶克一生中第二次放弃对人之理解的性质的研究，并转向了对法律的研究。
哈耶克在芝加哥总是没有那种安适自在的宾至如归的感觉。他在巴黎一直有一个车库，只要一有可能，他便和妻子一起驱车回到他深爱的阿尔卑斯山。
后来，他的双耳渐渐失聪，不再与人交谈，也不再去剧院了。更困扰他的是他从１９６０年起所染上的抑郁症对他的一次又一次侵袭。
他为了在维也纳重建一个研究中心而进行了广泛的努力，这个中心拟名为“人类研究高等研究所”，因为他想恢复他深深怀念的那种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消失的知识分子生活。哈耶克、波普尔和ＥｒｎｓｔＧｏｍｂｒｉｃｈ爵士将成为该研究所的核心成员。但是，维也纳大学对这个方案的反对使得可能的赞助者对此不抱信心，特别是福特基金会，后来这个基金会为它自己建立了一个它所谓的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心。毋庸赘言，它并没有重新创造出维也纳所失去的那种生活。
１９６１-１９６２年的冬季，哈耶克接受了弗赖堡大学（在德国的Ｂｒｅｉｓｇａｕ）为他提供的一个教授职位。这项邀请附带着一项关于哈耶克退休后生活问题的极为诱人的提议，而他接受了这一邀请。此后，除了１９６９年至１９７７年间在萨尔茨堡有过一段不愉快的插曲以外，他的余生都是在弗赖堡度过的，并在Ｏｂｅｒｇｕｒｇｌ的群山中享受着他的每一个暑期。
战后，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指出，美国如果想把战后世界从另一个危机中拯救出来，就必须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其真正的目的乃在于使英国金融避免崩溃，然而在１９７３年，这个国际金融体系崩溃了。英镑的价值早就伴随着英帝国的衰败而贬值了，而现在，美元则因完全摆脱了金本位制亦将步英镑的后尘而贬值。尽管凯恩斯的药方因西方国家面临通货膨胀和失业这种并发性打击而很快失去了人们的信任，但是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却没有任何减少的迹象，尤其是在大学里。
１９７４年，Ｆ·Ａ·哈耶克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许多对此感兴趣的人士所做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对他的健在感到惊讶。一些人由此而想到哈耶克曾反对过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所以又开始对哈耶克所发表的观点产生了兴趣。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的作用做出了强有力的辩护，并视其为自由社会的一个必要基础。他还主张货币的非国家化，而这就意味着自由市场应当被用来维持货币的价值。由于事实证明政府不能保证充分就业，所以哈耶克的这项主张也就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银行家长期以来一直为政府管制所型塑，所以他们已经忘记了市场该是什么样子。
市场终会处于支配地位，而不论它在地下潜伏多久。哈耶克的市场观——亦即社会制度的自生自发秩序观——无须被证明或被强制实施，因为它是生活方式本身。人们所需的只是等待，因为那些阻碍市场发展的障碍墙终会倒塌。
回顾
把我们隔开的边界并非都像柏林墙那般残忍和丑陋。有一些边界线十分简单，就像有的人倾向于根据英寸而非毫米进行丈量一般，或者说，就像有的人更喜爱巴赫的作品而不喜欢摇滚乐一般。然而，一切事情都在不断地变化着。
一如哈耶克所明确指出的，经济学理论的真正任务就是要解释我们是如何应对那些不可知的境况的。他指出，我们应当把“经济视作一条河流而不是一种均衡的力量，可以相当不夸张地说，就像我们应当根据那些决定水流在崎岖的河床上流动的因素来看待经济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