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在消费者、雇主、雇员即商业人群这一范畴中继续研究有效倾听的角色典范。我们发现无效倾听是“这些人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种低效倾听带来的是无效果执行或低生产力”。丽曼·Ｋ·斯代尔描述了低效倾听带来的诸多问题中的一部分：
在这个国家中有超过１亿名的工人，每个人因低效倾听而犯下１０个小错误，加在一起就会造成超过１０亿美元的损失。更何况很多人每周都会因倾听失误而犯下很多错误。
因为倾听失误，信件必须重新打印，约会重排，货物变更旅程，生产力受影响且利润受损。
此外，无效倾听也使消费者在商业活动中受损。“低效倾听是今天的商业中存在的最显着的问题。商业依靠的是它的信息系统，当这个系统垮掉，错误导致的代价将十分昂贵。公司因为其错误而导致利润更低，而消费者们却得支付更高的价钱。”
商业中的无效倾听不是一个新问题。实际上，尼克尔斯在１９５７年版的《美国商业》一书中就指出，白领阶层的有效倾听率平均仅为２５％。据说有科学家曾对一批推销员进行过追踪，其追踪的是１０％业绩最好的人和１０％业绩最差的人。追踪发现，他们的业绩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反差，与他们是否善于倾听关系极大——那些业绩最差的推销员，每次推销平均说话为３０分钟；而那些业绩最好的推销员，平均只说１２分钟。实际上这也很容易理解。你说得多，自然听得少；你说得少，自然听得多。听得多，对顾客就了解透彻，自然就心中有数，推销也会有的放矢。在这个方面，２０世纪最杰出的人生导师戴尔·卡耐基就是一位高手。一次他在一位着名植物学家家中做客，他整晚都在津津有味地听，只是偶尔插上一两句。没想到临别时，对方竟握着他的手大加赞赏：“你是我平生遇到的最好的谈话专家！”
很多研究者都证实，商业组织成员缺乏聆听技巧。他们的研究揭示了如下的结果，倾听是——组织成员最缺乏的一种沟通能力；新雇员最缺乏的沟通技巧；刚毕业进入工作的高校毕业生最缺乏的技巧；对所有雇员来讲第二棘手的沟通问题（第一为激励）；对主管人而言，在额外进行的沟通教育中（除了激励人之外）最易遭到非议的方面。
巴克、帕尔斯及约翰逊发现，在他们调查的１２９个经理人中，其中大约有３／４（７４．３％）的人认为他们是被动且孤立的倾听者，组织者们无法立即按汤姆·彼得以下的建议来行动：
“倾听”就如很多看起来显得很简单的想法但实际行动起来却并不简单的行为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尤其是我们的组织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训练人们如何来倾听。对人们而言，它将成为一种思维倾向，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们的研究最后要考察的职业角色典范是飞行员。飞行员手中掌控的是无数个生命，他们理应成为有效倾听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进行了商业飞机事故的调查，其调查结果是否如此呢？令他们吃惊的是，有６０％的事故是由于驾驶员座舱中发生的低效沟通而造成的。普莱瑟给出了以下解决方案：
驾驶室的录音磁带显示，“在驾驶舱内教会机长在做重大决定时谦恭地听听其他人的意见”，也许就能避免１９８７年一场夺去了十多人生命的撞机悲剧。当时一位恭顺的飞行工程师没能成功地警告那位专制的机长，飞机的循环发动机马上就要没油了。同样，有效的倾听还可以使７８条生命免于遇难，那是１９８２年，一架佛罗里达航班坠落在冰冻的波多马可河上，共造成７８人丧生，而那是由于飞行员没能有力地告知并说服独裁的机长：
喷气引擎不能提供足够的起飞能量。
而且，有效倾听也能避免两架巨大的波音７４７飞机在坦纳利佛碰撞所造成的多人死亡事故。当时，飞机正准备在坦纳利佛岛的罗度士机场起飞，塔台控制人员告诉荷兰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需沿跑道向东开，并转弯１８０度，在没收到起飞障碍清除信号前不要动。同时，塔台控制人员告诉另一架同样准备起飞的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约三分钟后，也走同样的跑道，但得避开“第三个跑道的十字路口”，并通知他的飞机在什么时候让出跑道。飞机向东行驶，但这位泛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没有将第一个十字路口（Ｃ１）计算在内，因为这条跑道上停有飞机，跑道已被飞机阻挡，飞行员认为它不应该算是“跑道”。于是，飞行员将飞机开到了第四条跑道上，在他看来，这是那个“第三道”。与此同时，荷兰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在跑道的最东头做了１８０度的转弯后，并没有按照被告知的那样等待信号，而是向跑道的西面移动并准备起飞。就在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第四跑道时，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以每小时１８６英里的速度也到达了这条跑道，两架飞机在烟雾中碰撞并爆炸起火，５７６条生命失去了。事故调查员说，如果不存在倾听错误的话，如果两个飞行员及塔台控制人员能充分倾听并相互理解对方的意思，荷兰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就不会在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没有驶离跑道前急着起飞。我们再补充一点，如果泛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对他没把Ｃ１跑道也算作一个十字路口这一点不是很确定，转而再向塔台控制人员确认一下，那么他的飞机也许就会在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第三道”之前把跑道让出来了。
倾听是重要的
倾听是重要的，但我们很少能遇到倾听角色典范。下列四个问题的答案能为倾听在当代社会中起的重要作用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１．在我们语言发展的进程中，倾听具有怎样的地位？
２．我们倾注在倾听上的时间有多少？
３．倾听在我们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４．倾听如何影响着我们？
倾听是最基本的语言技能
在语言发展的四个重要领域中，倾听是最基础的，倾听是语言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项技巧，它和其他的语言技巧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列的：
１．倾听
２．说话
３．阅读
４．写作
因此，说、读、写及掌握复杂的认知技巧的能力都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倾听技能。这种听的能力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必要——尤其是在孩子出生的第一年里，每天看护者与孩子之间的交流“对帮助孩子建立语言模块是至关重要的”。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显示，在家没有倾听者的孩子——父母和他们的交谈要低于平均值的，更可能得重读幼儿园。在中国，出现了许多问题儿童，而家长缺乏倾听是一个重要原因。
语言能力的发展其实在孩童早期就已经开始。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早在妈妈的子宫里，这种语言能力的发展就已经通过倾听来实现了。有学者研究证明，胎儿从在子宫里６个月开始就能清楚地听到声音，并会随着母亲的话语有节奏地移动身体。今天的妈妈们学会的一个普遍技巧就是听柔和的古典音乐来帮助胎儿放松，并让他们随着悦耳的音调作出反应。
倾听是我们最常用的口头交流形式在教育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倾听都是最主要的课堂教育方法。这从“展示并告知”的幼儿园阶段到“两小时讲演”的研究生阶段都可明显看出，也可以从研究者对学生在课堂听课时间所做的调查中得到证实：
他们通过对超过１０００个美国课堂的观察作出了报告，结果发现学生和老师之间口头的交流时间占到了课堂总时间的５３％，其中老师与学生讲话的时间比例为３∶１。
另一些研究者调查了大学生的倾听情况，他们的发现如下：
伯德的另一个发现是，有８２％被调查的学生认为倾听在大学学习中起到的作用至少等同于阅读，甚至比阅读更重要。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倾听是大学课堂学习的一项主要方法。
倾听的重要性同时还表现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我们花在倾听上的时间不仅比任何一种其他口头交流方式都多，而且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进步，我们参与了更多的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
１９２６年，随着兰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研究的开始，很多研究者都调查了倾听在成年人生活中的使用频率，就如同调查说话、阅读、写作在生活中的作用一样。其中五位研究者的研究结果如下：
把所有这些研究者的研究结果平均一下，我们发现，倾听在口头交流中所占的平均比例达到了４６％，说话为２６％，阅读为１５％，写作为１３％。华特·洛宾用这样的方式创造性地概括了兰金和其他研究者的发现：我们每天听一本书，每周说一本书，每月读一本书，每年写一本书。
阅读和写作是必要的交流工具，但在工作中我们相互影响更为频繁的交流方式却是倾听和说话。有调查显示，人们在工作中有８．４％的交流时间花在写作上，１３．３％的时间花在阅读上，２３％的时间花在说话上，而５５％的时间则花在倾听上。
研究还调查了倾听在课堂内外的使用频率，得出的结论是人们花费在倾听上的时间远比我们日常生活中任何其他一种口头交流方式都要多。
因此，从时间数量上来讲，倾听是人际口头交流中最重要的方式，但倾听的技巧并不因使用就能自动提升。
倾听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倾听的重要作用由于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而变得更为突出。随着收音机、动画、盒式磁带和录音机、电视的出现，我们在本地、国家和国际事务上已经越来越依赖于通过声音语言来接收信息。大众传播媒体的进步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促成了从眼睛和印刷物到耳朵和讲话之间的转变。弗里德曼对这种新介质的出现评论说：“这种转变虽然缓慢，但我们正在努力地将我们的交流方式由印刷文字向图像和声音转换，由书本向电视、电影、收音机、ＣＤ或ＭＰ３转换。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更喜欢看或听而不是阅读。”
在这场大众传媒的变革中，我们可以从人们花在收音机、电视及ＤＶＤ的收视（听）时间上衡量出口头语言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以电视收视为例，在中国，根据中央电视台２００７年１２月“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０７年，中国４岁以上电视观众总数为１２．０５亿人，９５．０５％的人经常或几乎每天都收看电视，而且每天看电视的时间都在３小时以上，比５年前增加了半个多小时。还有９３．７２％的调查对象表示，看电视是自己闲暇时最主要的生活内容，这一比例也比５年前有所增加。另外，９９．８９％的观众家庭拥有电视机，其中２５．４１％的家庭拥有两台电视机。观众户均收看电视频道为３２．４个。
相关调查发现，一个从２岁成长到１８岁的年轻人，在电视机前共度过了超过２００００小时的时光，这比他们从幼儿园读到１２年级总共花去的在校时间还多７０００小时。而且更要命的是，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他们看电视的时间也在增长。
倾听影响个人的发展及信息管理
人们的经济观念、政治理想和伦理标准很受倾听的影响，当然倾听并不能决定这一切。我们既然在媒体上花了大量的倾听时间，那么，我们确实有必要来探讨一下媒体是怎样影响我们的个人发展的。
个人发展
根据麦克卢汉和费雷的学说，电子媒体对我们的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父母给我们所带来的。
所有的媒体都能完全重塑我们，它们在政治、经济、美学、精神、道德、伦理和社会事务中的说服力非常巨大，我们不可避免地接触到、被影响到，甚至被改变。媒介就是讯息。
着名传播学者格伯纳对电视的影响作出了如下评价：
电视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铸造了这一代人的生活方式……在信息传播方式由传统渠道向网络中枢转换时，它间接指引了信息流及其价值……它已经在我们称为社会化进程、由种群向真正的人转化的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在１９６５年，美国某委员会的中期报告就认为：“电视对于公众思想的影响等同于，甚至比其他任何一种大众媒介都要大，它是塑造美国年青一代的个性、态度、行为方式的一个主要因素。”斯伯雷恩的研究还指出，电视的影响力不仅仅针对美国的年青一代，它对美国所有的观众都有影响：
我们的电视“教育”并传递了一系列的价值，这也是为我们所认同的，商业电视不仅能使我们快乐，而且教我们学会如何获得应有的快乐……但是，也许有害的方面更多。电视主宰我们的理解，教我们如何行动，告诉我们怎样去思考，思考什么。电视节目是简单的、肤浅的、片面的，如果成为电视的固定观众，人们的思想会变得茫然而空洞。
信息管理
一些早期的实验结果使着名传播学者卡茨假定，大众传媒对公众的影响通常是通过两级传播来完成的。也就是说，信息从大众媒介流向意见领袖（如朋友、同事及家庭成员），再从意见领袖流向社会的其他成员。因此可以说，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交流比大众媒介更能对我们产生影响，虽然我们与他人谈论的很多主题起源于大众传媒。
之后罗杰斯与休梅克的研究，着重于弄清在一个社会系统中一个新想法是如何传播的，也即罗杰斯的“创新扩散理论”。研究显示，在信息知晓阶段，大众传播比人际传播更有效果，而在接下来的两个阶段——兴趣与评价阶段，人际传播却显得更为重要，但在第四个阶段中，人际传播的重要性开始下降，而在最后一个阶段，即接受新思想的阶段，接受者们可能再一次转向媒体以确认他／她是否作出了正确的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