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们有义务疼爱孩子，舔犊之情圣洁得让每一个人都感动。孩子就像小苗，需要阳光；就像花朵，需要雨露的滋润，孩子就像小鸟，离开精心的喂养就不会飞翔；就像马驹，没有引领就学不会奔跑……孩子是人类的未来和希望，谁能说热爱未来和希望的人有过呢？谁又敢怀疑对孩子关怀和爱的圣洁与伟大呢？
但是，我们不该因此而疏远与冷落了养育我们的白发双亲。他们也曾像今天我们对孩子一样地关心和爱护过我们，给过我们阳光和雨露，引领我们学会飞翔和奔跑。他们不图回报，也不言索求，但他们渴望亲情。这亲情其实很平常，就是在老人们孤独的时候去看看他们，陪他们随便聊上几句；就是在他们有了病痛的时候，递上一杯热水，几匙汤药。这阳光也极简单：一眼热望，一次抚慰，一封薄信，一个电话，甚至仅一句简短的问候……人是很容易满足的，老人们在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的时候，本就没想过要从我们身上换取多少。
老人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我们是否愿意自己的明天也像老人们的今天一样，在熬干了灯油之后，却不得不独对黑暗，在燃尽了柴薪之后，却不得不面对寒冷，在付出了浓浓爱意之后，却不得不独品孤独……是的，我们不愿意。
爱应是一个人的左右手：一只递给孩子，一只递给老人；一只送给朝露，一只送给晚霞……
我们的白发双亲也曾像今天我们对孩子一样地关心和爱护过我们，给过我们阳光和雨露，引领我们学会飞翔和奔跑。
哥哥啊，天堂有雨，那是弟弟愧疚的泪
文／萧音
自从知道自己在远方农村还有个家的那时起，我的心里便再也没有平静过。我无法想象多年前的那个冬夜，当父亲把我交到另一个男人手中的时候，年幼的我曾进行了怎样的哀嚎与挣扎。以至今日，这一切依然是我心底的暗伤，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隐隐作痛。
六年前，养父去世时，把全部的真相都告诉了我。他拉着我的手，求我原谅他。
我泪流满面地告诉养父，你是我的父亲，永远都是。是他和养母给了我一个家，节衣缩食供我读书，我没有理由恨他们。而如果说我心里还有恨的话，那也只能是恨我的生身父母，不管出于什么理由，把亲生孩子送人，都是为人父母犯下的不可原谅的过错。
安葬完养父后的一天，一个四五十岁、农民模样的男人找上门来，他声称自己姓秦，是从余姚来的。不用问我也知道他是谁，从他的脸上，我分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对我说，他是大哥，父母去世时托他照顾我，他说知道我过得很好，知道我不需要他的帮助，他就是想来看看。
我一时无语。因为我知道，他和那个家里所有的人从来都不曾忘记过我。他们信守着那个古老的约定，三十年来一直悄悄地打听着我的消息，直到养父母都过世后，才敢让思念浮出水面。
我张了张嘴，想叫一声哥，但终于因为陌生而无法开口。我留他在家里吃饭，他瞅了瞅客厅里光洁的地板，说自己还有事，就起身告辞了。
以后的几年，大哥逢年过节便从遥远的家乡赶过来，或在单位门口，或在楼下等我，说上几句话，然后把带来的大包小包的东西塞给我便匆匆离去。他用这种最原始的方式兑现着一个长子对九泉之下父母的承诺。
私下里，我也和妻子商量，想利用清明节回乡为父母扫墓，被妻子断然拒绝了。我知道，她这样做并不是不想让我认父母，而是担心乡下那个家给我带来麻烦。毕竟，在她看来，认这样一个有着十几口人的农村家庭不是什么好事。
我不想因为这事让妻子不高兴，但又不愿意看到大哥一次次欲言又止的样子，我知道，在他眼里，我一天不回乡祭祖，便预示着一天没有原谅父母。而事实上，即使我回乡祭了祖也并不代表我就原谅了他们，我回老家很大程度上并非为了告慰九泉之下的父母，而是为了这个总是不远千里来看我、让我越来越认同的大哥能够安心。
2004年4月的一天，大哥来了，并主动邀请我到旁边的饭馆里小坐。
这一次他点了许多菜，还破例要了一瓶老白干。他问了我的情况，我也问了他家里的情况，他吞吞吐吐了半天，才告诉我，他的儿子今年大学毕业，问我能不能在市里给孩子找个工作。
我欣然应允。大哥腼腆地笑了，说没想到这回竟然真应验了村里人的口舌了。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这些年来，大哥一次次地到省城来看我，竟然一直在背着一个“巴结城里当官的”罪名。
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官，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而已。但看在他的面子上，我还是答应了下来。最初我安排侄子到省委宣传部做秘书工作，但妻子中途杀将过来，让她的一个远房表妹顶了侄子的位置，无奈我只好把侄子安排到了市图书馆。虽然都是吃财政饭，但一个是公务员，另一个却不是，这种差别虽然哥哥不懂，可我心里却总感觉很是对不住他。
2005年初，我到北京开会时突感脚疼，最初以为是原来的痛风病又犯了，但医生的诊断却是右肾轮廓模糊缩小，失去功能，左肾衰竭。突如其来的病情如飙风般铺天盖地而来，我一下子蒙了。颤抖着拨通家里的电话，告诉妻子快到北京来，妻子感到了不妙，当夜便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尿毒症晚期”，医生平静的几个字惊得妻子一下子坐在了地上，失声痛哭。听医生说，救命路有两条，一是保守治疗，靠透析维持现状，生死由命；二是肾移植。
第三天，大哥来了，与他同来的，还有另外几个哥哥。是妻子给家里打的电话，妻子很清楚，这一刻，我任何一个哥哥都有可能是一根救命的稻草。后来听哥哥讲，他接到妻子电话的时候大哥正在地里给果树剪枝，得知我得了肾衰竭，大哥站在那儿愣愣地盯了四哥半天，然后就呜呜地大哭了起来。
晚上，大哥把一家人召集到一起，商量着兄弟几个一起来省城，谁配型最好就用谁的。四哥还告诉我，当天早晨，大哥偷偷地来到爹娘的坟上磕了三个头，祈祷爹娘保佑我能活下来。听着听着，我低下头，禁不住流下泪来，那一刻，那份遥远而陌生的亲情忽然变得如此真实。
检查的结果出来了，大哥和五哥的各项指标与我最接近，五哥说他年轻，由他来，大哥执意不肯，他说：“老五，你的孩子还小，万一有个什么差错，我没法向家人交代，我是大哥，你就让我替爹娘还了这个心愿吧！”
2005年3月5日早晨9点，我和大哥一起被推进了手术室。下午3点，手术终于完成了，从这一刻起，大哥的肾开始在我的身体内工作，我和大哥真正是血肉相连了。
手术很成功，移植后的肾脏立即发挥了作用：术后的第一天，我的排尿量便达到了九千多毫升，血肌酐值降了一半，第二天接近正常，第三天完全正常了。一天查房时，医生高兴地说移植过来的肾脏工作得很好，没有一点儿排异反应。躺在另一个床上的大哥笑了，一脸幸福地说；“我们是亲兄弟，身上流着相同的血，怎么会有排异反应呢！”屋里的人都笑了，那份浓浓的亲情忽然让我有了一种想哭的冲动。
手术后的第9天，是我36岁的生日，也是大哥的肾活在我的体内，使我在死亡线上挣扎回来过的第一个生日。初春的阳光暖暖地装满了整个病房，也洒在了窗台上的那盆富贵竹上。富贵竹是大嫂买来的，她说希望我“嫁接”了大哥健康肾脏的生命，从此像这旺盛的富贵竹一样充满生机……
妻子买来了生日蛋糕，我切着蛋糕，妻子哽咽着说：“真没想到还能吃上你的生日蛋糕。”说完便泣不成声。我知道，经历过这件事情，她已经认同了我家里那些贫穷而善良的亲人们。
我对大哥说，等我出了院，我想让他领着我们兄弟七人一起去给爹娘上坟。大哥愣了愣，眼圈儿一下子红了。三哥在一旁说：“老七，回家时一定要在家里住上几天，六个哥哥家挨个吃顿饭，知道吗，娘临死时一直在念叨，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你在咱家生活了四年，却连一顿饱饭也没吃上！”
我听了，满心都是酸楚，那一刻，我忽然就明白了大哥一直重复的那句话：“爹娘把你送人，是想给你条活路啊！”
今天，我越来越深地读懂了当年爹娘的心情。他们在决定把我送人的时候或许想不到我的未来，但至少，他们相信那对没有儿子的夫妻肯定能让我填饱肚子。当时在爹娘看来，这已经是他们所能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随后的半个月，我一直计划着清明节带着妻子和儿子回乡祭祖，我知道，这是父母的心愿，也是大哥这么多年来一直期盼的事情。我甚至盘算着，等上了班，托托关系，给侄子调调工作，把他调到职能部门去，也借此抚慰一下大哥的心愿。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打乱了这一切。大哥先我一步出院。由于正值春耕时节，出院后的第四天大哥便下地了。在给冬小麦浇水时，不幸触电身亡。怕我身体虚弱受不了这样的打击，二哥做主，全家人向我封锁了大哥去世的消息。
一周后的清明节，当我带着妻子和儿子踏进那个已经离开了三十多年的家门时，才听到这个噩耗。跪在大哥的坟前，我泪流满面，后悔不已。
是我害了大哥，如果大哥不是为了给我捐肾，就不会推迟冬小麦春灌的时间，那样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这些年来，大哥最大的愿望便是能带着我给爹娘上次坟，可是因了妻子那自私的念头，我竟没能在大哥的有生之年缘了他的愿。我天真地想，路还长，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满足他的心愿，可是谁料到，老天竟是如此的残忍，竟然让大哥带着一生的遗憾去见爹娘。
抚摸着墓碑上大哥的名字，我失声痛哭。哥哥啊，如果天堂有雨，那是弟弟愧疚的泪！
抚摸着墓碑上哥哥的名字，我失声痛哭。哥哥啊，如果天堂有雨，那是弟弟愧疚的泪！
风筝飞累了吧？赶快沿着未断的线回家吧，没有阳光的日子，记忆是潮湿的，不要让曾经的故事长成一片青苔。雨季，要结束了吗？游子，回家了吗？
(邓淳月)负载
文／莫小米
在忘不了的几个情境中，这是一个——
秋阳白白地挂在志坤队长的头顶，志坤队长站在一条高凳上，越发显得粗膀大肩，黑脸一块，唯见金牙时而闪亮。他的身边，刚拔起的青翠的络麻堆得像山。社员依次走到他跟前，他将成捆的络麻撂到每个人的肩头，就这么三捆五捆地扛着走向河边。
轮到我了。我勇敢地走上去，头一侧肩一倾跨马步做了个宣传演出时常用的负重动作。一捆下来了，猛地失重，原来那个动作是毫无根据的。立即调整步伐站稳，自我感觉良好。“下一个。”志坤队长在喊。不行，扛一捆走太窝囊，日后工分也评不高。“再来。”我学着老农民无比潇洒的口吻。金牙亮处，不知志坤队长咕哝了一句什么，第二捆络麻随即从天而降，我如同被子弹准确无误地击中，双膝一软，跪倒在地。
但两捆络麻依然紧压在肩，长长的麻梢拖曳在地。这是我首次领教“负载”二字。那年我十八岁。
若干年后的一个疲惫不堪的春天，曾是一无所有的我突然像一个大富豪似的拥有许多许多：
一把十三档的算盘——我成了一家商店的会计，银行贷款、商品成本、销售毛利、纳税金等一系列专用术语包围着我；
一叠厚厚的课本——我成了电大的一名学生，李白、李煜、李渔、高尔基、高老头纠缠着我；
一个女儿——我成了母亲，奶粉、钙片、花露水、爽身粉、尿布片占领了我。
哪一头都重要极了，哪一头都不能舍弃，唯一的办法是将睡眠挤扁，压成薄薄的一片，薄到连梦的花边都容不下。早晨骑自行车刚出家门便一头撞在弄堂的泥墙上了，白灰扑扑拉拉地跌落，破出一幅“地图”来。到弄堂拐弯处又将一老奶奶手里的油瓶撞落在地，幸好是空的。
这样的日子整熬了三年，我曾无数次地双膝发软，却始终没有趴下，方知精力较之体力，其负载的本事要强大得多。身体是刚脆易折的，精神则是柔韧的弹性的。
小的时候我们在母亲身边，爱哭就哭，爱笑就笑，欢喜与哀怒无不写于脸上。所以我的一个画画的弟弟说，画人物表情找五岁以下的小孩子当模特最好。后来出于种种的需要与不便，我们丧失了“闹情绪”的本能，我们在许多场合将自己的情绪连同表情收敛，收藏在一个小小的瓶子里，密封着，这个瓶子就是我们自身。我们误以为情绪是气体便拼命往里压，岂知气体的压强是无比可怕的，于是我懂得了又一种负载。
上述第一种负载我承受不了便老老实实地趴下了，之后志坤队长绝不再给我承受不了的分量；第二种负载是有形的，是有期的，而且旁人都看得见；只有这第三种负载无论受得住受不住别人都不知道，无论受得住受不住都得承受。
在我将要离开一些我难以离开的朋友时，我们就如平常那样随意地坐在一起，有事没事地东拉西扯。那晚我们还聚餐。突然我觉得我的承载力到了极限了，我朝旁边一个人笑笑，很轻松地站起来，走到门口东张西望了一阵，再慢慢移几步，然后快步奔向自行车棚，跨上车逃到大街上。我骑得很快，这样就没人会来注意我，不过即使注意到也无妨，因为不会有人骑自行车哭泣的，即便有，也一定是风把沙子刮进了眼睛。我骑得很快但没有目的地，我需要风和沙子的掩护，因为我不需要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能帮我承载我过于沉重的情绪。最热闹的大街是最好的避难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