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孩子讲游戏
还在小学读书的儿子回家放下书包就知道上网，小小年纪就把双眼睛弄到600度近视。
小明，我不无忧虑地说：你也出去玩玩吧，记得我们小时候玩的多开心。
爸爸，儿子抱怨地说：你又不是不知道，高楼下面都是水泥地板，有什么好玩的呀？不如这样，你给我讲讲小时候玩的故事吧。
也是呢，我想：让孩子在我讲的过程中感受一下玩的乐趣，总比既没得玩，又没得听，成天只呆在电脑前要强些吧。
提起童年那些玩趣儿，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
我永生都不会忘记，货场小学，这个与我生命中息息相关的地方。这是因为一上小学，我就遇到了一位常常带我们做儿时游戏的秦应莲老师。她就像天仙一样美丽漂亮。大大的眼睛，长长的麻花辫子，红朴朴的瓜子脸上，镶嵌着两个迷人的酒窝。尤其是那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声音就像唱歌一样好听。
小学一年级时，秦应莲老师在课余时间，总是会带着我们来到学校边上的操场上做儿时的游戏。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朋友。敬个礼来鞠个躬，笑嘻嘻来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在这样的游戏中，我们自然而然地学会了礼貌待人以及如何结识、结交朋友。
“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丢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抓住他。”凡是手绢丢在后面又没有发现（因为是背后放的）的小朋友，就要唱支歌、跳个舞、讲个小故事或朗颂一首小诗歌。这些活动，寓教于乐，让我们在欢声笑语中陶冶了情操，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这些《找朋友》、《丢手绢》的游戏，就是秦老师经常带着我们边做游戏边唱的儿歌。如今每每想起那些唱歌、跳舞、找朋友的开心情景来，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如电影一样至今会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是呀，我人生最为快乐的时光就是在这时节里度过的。
除了老师带我们做游戏外，放学后，我们同村的同学们也会相约去玩耍。
那时可供我们玩耍的方式真多。用一粒钢珠，我们两人就可以随时随地玩起打蛋珠。用自己的蛋珠打中别人蛋珠多，就算赢了；有时会玩跳房子。用粉笔在地上划很多方块型房子，用一只脚隔一方块跳过去。跳的越多就算胜方；有时我们还会对着墙踢键子，凡从身背面踢键子踢的越高就算胜方。
村前有口井，我们就是靠喝那口井中的水长大的。小的时候，每到天热的晚上，村里大人小孩都会自己带着蹬子三三两两地来到井边。听歪嘴发敦叔和爸爸等大人们讲述那“说唐”，“封神演义”、济癫和尚等古时候的故事。从小我之所以特别喜欢看和写小小说，与听多了这些故事潜移默化的作用是决然分不开的。
最有意思的是捉谜藏。那时我们生产队有个很大的草棚，里面放满了打粮后如山的稻草。一个人躲藏起来，大家分头去找。然而，每次玩起这种游戏时，却总是怎么也找不到躲藏的人。
那时我最喜欢玩的晚间游戏，是用活人做棋子的走军棋。在那月光如水的夏夜，我们全村的小朋友经常都会汇集到村前小广场。大家抽签分成两支队伍，然后两支队伍由一人牵头各领去一色军棋子，并将其分发到自己一方的每个人手中。
我们每个人都是军棋中的一个子，大地就是棋盘，真人就是棋子。棋子也是一级吃一级的，每人手握一棋，到处去寻找对方人。相遇对方人时说，我们碰一下吧。双方同意后，便一同来到裁判员那儿去比手中的棋子大小，大的吃掉小的。要记住，越是大棋子越不能乱跑。如果司令、军长这些高级将领碰到炸弹或地雷毫无建树就牺牲了，那是最惨的事。
一次这样的军棋比赛，往往要好几个小时才能结束。玩饿了，我们有时就会跑到生产队的西瓜、黄瓜地里偷瓜吃，吃饱了接着玩耍游戏。这样的玩耍每年整个夏季几乎每晚都会有。这么与你说吧，那当时不到后半夜我们是不会解散回家的。
再就是看电影。那时我们每天最爱打听的事情，就是问哪个企业，哪个村庄晚上放电影的消息？一旦得知哪儿要放电影了，我们就会早早吃好晚饭，约好朋友，三五成群地拿着个蹬子去守着前面的座位坐好。有时一看就是几部电影一起放，直到半夜电影才会散场。
我们甚至会去赶“场子”。就是这个村刚演完电影，那个村（或企业）电影正好也开演了。看完电影后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真是过瘾极了。
待到小学高年级时，学校还组织了文艺宣传队，我也是其中队员。主要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封、资、修现象。记得我在《白毛女》戏中演杨柏老，有个名叫刘淑兰的女同学演喜儿，还蛮像模像样的呢。
给我影响最深的，是和王水平等同学到乡村巡回汇演快板三句半小品《媒婆》：媒婆，媒婆，真是啰嗦。头尖脚细，到处现世。进门一碗汤，吃了就大方。走路扭扭捏，实在看不得……
演出过程中，总是会赢得台下村民们喝彩掌声一片。
儿时的乐趣说不完。嗨，真想再次回到过去那难以忘怀的童年。
听的入了迷的儿子冷不防冒出一句话来：不如我们搬到乡下去住吧？
乡下？我感慨地说：如今老家的乡下和我们城区一样，都是高高的农民公寓，厚厚的水泥地板，你去玩什么呀？
那你就这样天天跟我讲讲游戏吧，儿子眯着那双小眼开心地说：我最爱听。
铁轨的启示
近来，参加工作不久的儿子老是生闷气。一问，才知道原来领导老是误会他。
我的能力放在这，儿子气鼓鼓地说：你不用我，那是你的损失。
不能这样想，我开导说：若要真的不用你，吃亏的可首先是你呢。就算你是金子会闪光，可一辈子让泥土给埋没了，又到哪儿去闪光呢？所以，我奉劝你还是要与领导多勾通。讲个故事给你听吧。
小学高年级时，我不太懂得如何与人打交道，因而得罪了一些人自己还不知道。
自己与班主任陈老师关系好，与他接近就多，与当时的校长接近就少。我感觉校长这个人为人比较虚伪，自己又成绩比较好，就有些瞧不起校长。
看得出，校长很不满意我对他的这种态度，可他也没对我怎么样，只是一直在寻找说服、教育我的渠道。
直到有一天，他在讲政治课中，讲了个事例后，我才顿悟：他是在讲给我听呢。
校长是以一段铁轨作的比喻。他说：以前我们上课，是敲铁轨为号，现在有了电铃，铁轨就不用了。于是，这节铁轨就长年累月挂在那儿生诱了。
其实，人同铁轨一个样。他接着说：用呢，就能发挥作用；不用呢，就只能是放在那儿生锈。
校长在课堂上送给我的这段话，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可至今我仍然铭记在心。因为，这段话已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座右铭。
人生第一课，让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就是再有能耐，也应该审时度势，不能过于自负。要善于团结各种人，虚心向各种人学习，其中包括你不太喜欢的人或者说就是你的反对者。尤其是这种人成为你的上司之时，就更要这么做。否则，一旦不用你，没有你的用武之地了。你就是再有本事，也就像那段铁轨一样，虽然现在它也还能发出悦耳的声音，可一旦不用了，它就成了一块死铁，再能发出悦耳的声音又能怎么样呢？
那时我们学校成建制成立儿童团，我们学生都叫红小兵。儿童团经常会举行一些军事化演习，常常是半夜吹号，所有的红小兵都要在指定时间赶到学校，排队集合。然后排队赶往有关地点操练，或者躲进我们自己开挖的壕沟里，监视“牛鬼蛇神”（指当时的地、富、反、坏、右）的行动，若是看到不明身份人员到了“牛鬼蛇神”家，就要跟踪、盘查，让其交待所做“坏事”情况。显然，这都是极左路线带来的产物。
受到铁轨启示后最明显的效果是，原来，我再优秀，可就是一直当不了这个儿童团团长。自从与校长关系融洽后，我即刻被任命为儿童团团长了。不是说我当上了儿童团团长就有什么了不起，至少，懂得这个道理比不懂得这个道理，在人生事业的道路上，真的要顺畅的多。
长大后，工作和生活中每每会遇到一些这样或那样不顺心的人和事，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这段铁轨来。许多复杂的问题，因而就变得简单起来或者说就迎刃而解了。
老爸，儿子听完这段铁轨的小故事后调侃我说：你去申请开办一个心理疏导诊所，肯定跑火。
女儿的转变
过去，每当农民伯伯来家，事后女儿常常会说出一句话来：讨厌。
你该不会嫌弃我吧？我问女儿：你老爸曾经也是农民。
女儿不信。于是，我与他讲起一段我当农民的往事。
那年高中毕业回乡务农的时间虽然短暂，可得到的锻炼却使我受益无穷。在这将近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种田的春夏秋冬里，我才真正领略到了“谁知盘是餐，粒粒皆辛苦”的滋味。
抢收抢种农忙时节，是农村最累人的时候。为了赶进度，几乎没有半点时间让村民休息。
早上。我和村民们一样，拖着似醒非醒的身子，顶着星星下田，拔秧，为后半下午插秧准备禾苗。
上午。手握镰刀在稻浪中飞舞。人们所到之处，只见一排排金黄色稻穗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
下午。肩挑稻穗穿行在稻田泥泞之中。真的，那种无法形容的艰难的滋味是常人所体会不到的。特别是在肩挑100多斤重稻谷用力跨上田埂那一刹那间，那才真正是最为考验人的意志力的时刻。我就有几回因跨不上田埂而只好重新将困好的稻穗减去再挑上的尴尬事。
这里肩挑的腰酸背痛，可一放下扁担，又要赶去弯腰插秧。一个没有坚强意志的人，是肯定吃不了农民这碗饭的。
晚上。有两种活儿等着你：拔秧或打稻穗。急用禾苗时，拔秧；秧苗够用时，打稻穗。不到12点，是不能提收工两字的。
半夜时分。移着千斤重的双脚，我们这些个男男女女泥人投入到村边的池塘中。在池塘月色中，洗尽一天的疲惫。
不久禾苗长稳后，就要耘禾。就在“晒的鸡蛋熟”这样的日子里，我们要挽起裤筒，跪伏在那比开心还要烫人的蒸茏一样的禾田水中，曲着大腿一下一下移到禾田的尽头。那种痛苦，就是叫人多呆一秒钟，都是一种无法容忍的受罪。
耘完一行禾，汗浸半亩田。只有在此时此刻，我才能真正理解透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那种农人艰苦劳作的真正意境来。
农闲的时候，农民又很清闲。当时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路上荡啊荡，一天赚到根冰棒”。当时的市价，一根冰棒正好三分钱。这就是说，你在生产队劳动一天，可以挣10分工，3分钱。生产队劳动，也没什么事，只是种点蔬菜和瓜果。平时就是在田边路上走走，所以叫荡啊荡。
为了赚钱，生产队还得搞一些副业，比如帮附近钢铁厂当搬铁工和拉钢材什么的。
当搬铁工时，我就像厂里工人一样，实行三班倒。只不过我挣得是工分，而人家工人挣得是工资。
一天拉一车带钢，也可以赚10分工分。我回乡不久，生产队就交给我拉钢材的任务。刚从学校出来的我，人小体弱，一个人拉不动一车带钢，但为了赚10分工，只好咬着牙拉。平地还好，上坡怎么也上不去，还得叫别人帮。有一回那条路坡度实在大，我拉得当场吐血。
年纪轻轻的，弄不好会积劳成疾，那就悔之晚也。此后，我再不敢单枪匹马的干了，就相邀一位女孩一起拉带钢。她用一根绳子套在车把上在前面用肩拉，我在后面握着车把撑握着大板车的方向盘。一天下来，10分工分我和那女孩各得一半。就是说，一天劳作下来，我仅可挣5分工，也就是1分半钱。
后来，我成了生产队的记工员。白天劳作之后的晚上，人们都要到生产队部去，向我说明今天做了什么？凭他们口述，我就给大家打分然后记分。记工员也算是生产队的小干部，自然，我也有点工分补贴。因为有工分补贴，我在白天少挣的工分，晚上也差不多快补了回来。
因为有了晚上这份工作，我很快也就和队上所有男女老少混熟了。朋友多了，生活也就开始感觉充满了乐趣。
后来，县里调我去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团的队员，从此与这段往事无缘。但正是这段经历，不仅让我一生对农民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更让我做到了每次吃饭时从不浪费一粒粮食。
听了我的这段往事，女儿终于说了一句发自心腑的话来：农民伯伯真伟大。
改名风波
谁人没有自己的名字？虽说名字说穿了，就是一个符号，可这个符号还真不可少。有时甚至名字起的不好听，还要请求更换呢。我曾就因为名字的更换引起了不少意想不到的麻烦。
农村那时着兴把儿子当宝，因为男生中我排行第五，所以就叫伍保。一直以来，我总觉得我的名字比较土。在小学高年级的时候，有2位同学和我相处的比较好，其中一位名字后面有个华，所以我们就学《三国演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一样相邀改名。于是，大家的名字后面都带了一个“华”字。
小学升初中时，虽考上了，却一时难以录取。原因是，户口上名字与考卷上名字不符。直到由学校开具证明，再找到当地派出所将户口上名字更改了过来才上了学。
当时读书时，初中8个班，每班60来号人。因为我们是在南昌钢铁厂子弟学校——南钢中学读书，乡下孩子和工人子弟各占一半。但到了升高中时，校方规定，工人子弟全部升高中，乡下孩子只能一个班升上1——2个人。虽然我自认为成绩不错，但还是因为是农民子弟，因此对上高中没有一点信心。
因此，初中毕业后就不再想上高中之事。别人都开学了，我还待在家乡务农。
巧得是，那天，遇到同学万建新，他问我：你怎么不去上课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