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专门讲一下关于诗歌的报告。尤金曾提出让叶莲娜·乌西耶维奇做这个报告。高尔基得知后表示反对，要求让布哈林来做，而不让任何别人做，语气非常坚决。布哈林在1929年因右倾错误遭到批判，被撤销政治局委员职务。他在1934年1月举行的第十七次党代会上被迫承认了错误，发表了忏悔的讲话，甚至要大家团结在斯大林周围，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他与高尔基关系比较密切，在高尔基的要求下，担任了《消息报》的总编，地位有所恢复。现在作为筹委会名誉主席的高尔基又提出让布哈林做关于诗歌的报告。斯大林虽然内心不同意，但是为了表示尊重高尔基的意见，不与高尔基把关系搞坏，便被迫同意了。布哈林在大会前似乎曾给斯大林写信并把报告草稿送给他过目。至于斯大林是否提过意见和作过修改，现已无法确定，因为原件没有保留下来。布哈林的报告讲了苏联诗人的创作以及诗学和苏联诗歌创作的任务。他虽然肯定杰米扬·别德内依和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创作并给予很高评价，但是把他们归入“转折时期”，与已故的勃洛克、叶赛宁和勃留索夫放在一起，言下之意，似乎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在《同时代人》一节里则突出帕斯捷尔纳克，称他为“当代最优秀的诗歌巨匠之一”，说他“不仅把一整串抒情的珍珠用自己的创作之线连接起来，而且创作了一系列非常真诚的革命作品”。他的这些说法遭到了被排挤出同时代人而被列为已经过去的转折时期的诗人别德内依和共青团诗人别济缅斯基等人的坚决反对。尤其是别德内依，反对最为激烈，他用讽刺的语气说：“请看一下发给你们的已经印出来的布哈林的报告。那里我的情况如何？布哈林搬出叶赛宁的尸体，把这尸体放在我身上，上面撒了马雅可夫斯基的骨灰。就这样。安息吧！让我们讲活着的人。确实，在这之后是用大字表明的《同时代人》的部分。原来我已不是布哈林的同时代人了。”而布哈林坚持己见，在结束语里对别德内依等人的批评进行了反击。这场论战使得代表大会这一支力图谱成的和谐的乐曲出现了一个刺耳的不和谐音。
大会在听取尤金所作的关于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的报告后通过了章程，其中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这在上面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最后选举产生了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机构。刚才提到过，日丹诺夫在大会开幕前要求不要过多讨论组织问题和人事安排问题，曾打算在会议快要结束时让代表们投票表决一下就行了。可是作为筹委会主席的高尔基在大会开幕前的8月2日就给斯大林写信，专门谈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首先他指出，作为筹委会责任书记的尤金和《真理报》总编梅赫利斯是“一条路线上的人”。他根据尤金在《真理报》上发表的《论共产党员作家》一文，认为他们想要组织一个集团，对作协发号施令，而这个集团的成员由于缺乏智力以及对文学的过去和现在极不了解，“无权对文学实行真正的和必要的思想领导”。接着他对尤金文章中提到的共产党员作家（其中包括绥拉菲莫维奇、巴赫梅季耶夫、革拉特科夫、法捷耶夫、潘菲洛夫、维什涅夫斯基、利别进斯基、丘马德林等）逐个进行了评述，认为他们不适于担任领导职务。然后他说，文学家协会应该由最可信赖的、有思想的人来领导，并附上了他认为合适的人选的名单。高尔基在信的末尾说：“即使所提的作协理事会组成人员的名单被通过，我也要恳求免除我主持作协的工作，因为身体不好，文学工作又太忙。我不善于做主持工作，更弄不清各个集团玩弄政治的狡诈手段。我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带来的好处会多得多。我积累了许多题材，可是没有时间来写这些题材。”他所附的名单未能找到，但是在他档案材料中保存着一个作协理事会主席团和书记处的名单，其中有加米涅夫、卢波尔、埃德曼、米基坚科、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雅先斯基、吉洪诺夫、曼采夫、梅日拉乌克等人的名字。斯大林收到信后，没有给他回信。在大会即将闭幕时，高尔基从日丹诺夫那里得知他所反对的那些人将进入作协理事会理事候选人名单，便写信表示反对，这次没有给斯大林写信，而是写信给联共（布）中央表明自己的态度。信中说：“这么说来，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将要领导比他们文化高得多的人。自然，这不会在理事会里为进行友好的和同心协力的工作创造必要的气氛。我个人了解这些人在‘制造’各种各样的内讧方面很精明而有经验，完全感觉不到他们是共产党员，不相信他们的真诚。因此我拒绝和他们一起工作，因为珍惜我的时间，认为自己无权把它花在反对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出现的小事的‘争吵’上。”在这之前，日丹诺夫和卡冈诺维奇已把拟订好的理事会和主席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呈交斯大林审阅，并说明未与高尔基商量，说高尔基想要让加米涅夫等人进入理事会和主席团。斯大林要他们就这些问题提出具体建议，然后发电报对作协领导机关的人员组成作了具体指示，并批评高尔基说：“高尔基对党的态度不端正，在自己的报告里只字不提中央关于拉普的决定。结果他的报告讲的不是苏联文学，而是别的什么事情”。斯大林虽然对高尔基很有意见，但是从大局出发，作了一些妥协，一方面吸收了高尔基所提名单中的多数人，另一方面也把高尔基反对的（除利别进斯基和丘马德林外）列入了理事会候选人名单。大会经过投票，选出了由一百零一人组成的新成立的作协的理事会。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又选出了理事会主席团，并选举高尔基为主席，他没有推辞。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组成能得到高尔基认可的并能与他合作的负责日常工作的书记处，尤其是第一书记的人选特别重要。而从中央信任的和活动能力较强的党员作家中很难找出这样的人。直到大会闭幕前夕才确定当时任联共（布）中央党的领导机关部副部长的谢尔巴科夫出任这一职务。这事也是请示斯大林后最后决定的。8月29日，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向斯大林提出几个可供选择的人选，其中包括乌加罗夫、尼古拉·波波夫、康斯坦丁·谢尔盖耶夫、谢尔巴科夫等人。8月30日斯大林回答说，可以让乌加罗夫或谢尔巴科夫担任理事会责任书记。两人最后选择了谢尔巴科夫。据谢尔巴科夫在日记中的记载，8月31日卡冈诺维奇打电话把他叫去。他进卡冈诺维奇办公室时，看见日丹诺夫也在座。卡冈诺维奇说要派他去当作家协会的书记。接着把他叫到政治局，莫洛托夫问他愿意不愿意从事文学工作？他回答说，可以作为读者搞文学。莫洛托夫说要派他去当领导人，他坚决推辞，但是在座的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都举手赞成，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当天晚上他和日丹诺夫一起去见高尔基。高尔基很好地接待了他，但是仍心有戒心。9月2日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了以谢尔巴科夫为第一书记的由五人组成的书记处。到此，这次在苏联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大会圆满结束。
上面说过，大会期间斯大林不在莫斯科而在索契休假。不过在这期间机要通讯员不断给他送各种材料。有的材料的数量相当多，后来存了档，有的则不知去向。现在大致可以断定，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至少有两份报告曾送给他审阅，这就是高尔基和布哈林的报告。他还收到过高尔基的密信。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卡冈诺维奇和日丹诺夫遇有问题及时向他请示，请他作出决断。因此斯大林虽远在南方，但对大会进行的情况是了解的，而且如上所说，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大会结束后，日丹诺夫于9月3日给斯大林写信，向他作了汇报。信中写道：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召开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事情结束了。昨天非常一致地选出了理事会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人员。书记处我们补充了拉胡季和库利克。谢尔巴科夫被很好地接受了。送走尤金时人们却很冷淡。
“高尔基昨天在全体会议前又一次想要进行挑剔，对不止一次地与他商量过的名单提出批评。（这种说法与他在8月29日给斯大林的信中的说法不一致。——引者）这一次他抱怨开代表大会时把扎祖勃林的名字从理事会的名单中去掉，并抱怨加米涅夫没有进书记处。他曾不想参加和主持理事会全体会议。设身处地想一想也可怜他，因为他太累了，说他想要到克里木休息。当时只好对他施加相当大的压力，结果全体会议开得很好，老头对领导人的一致十分赞扬。
“大会开得很好。这是所有作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和外国的作家的一致反应，他们全都因会开得好而非常高兴。
“曾经预言代表大会将开得不成功的那些最本性难移的怀疑论者现在被迫承认它的巨大的成功。
“作家看到了党和国家对自己的态度，代表大会充分听取了在会上作了出色发言的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代表的要求。作家看到了我国文学的成长和文学家集体正在不断成熟。代表大会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小团体为理事进行的争吵和拉普的情绪在会上已无地位。代表大会不理睬这些。
“中央在开会前曾对共产党员进行了提醒，他们都很好地按照要求做了，尽管有人责备他们的发言很差劲。做到了很多天里‘组织问题’退居次要地位，全部注意力为创作问题和思想问题所吸引。有几次会议中间没有休息，但是谁也没有离开。”
接着日丹诺夫谈到了会议期间出现的两个问题。首先讲了布哈林关于诗歌的报告引起的争执。信中说：“最大的风波是围绕布哈林的报告、尤其是他的结束语出现的。由于共产党员诗人杰米扬·别德内依等人要批评他的报告，布哈林惊慌了，请求进行干预，防止出现政治攻击。我们在这件事上帮了他，召集大会领导工作人员开会，指示共产党员同志们在批评中不作任何反对布哈林的政治结论。然而批评还是相当猛烈的。布哈林在结束语里简直是用粗野的语言回敬自己的论敌。此外，他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他的报告的所有论点，直到具体诗人的分类和把马雅可夫斯基奉为典范等，都曾得到有关部门（指政治局。——引者）的赞同，同时曾对他直接指出，在这位或那位诗人的诗歌技巧的评定问题上他可以只代表自己说话。在这里布哈林也表现出是形式主义者。他在结束语里他把报告里所犯的形式主义错误更加深化了。此外他想要压服批评自己的人。现把布哈林的结束语的未经修改的速记记录寄上，其中特别标明一些攻击的话，他没有任何权利在大会上这样说。因此我们要求他在大会上发表声明，此外还建议他修改速记记录，他都这样做了。”布哈林的结束语经过修改和压缩去掉了其中最激烈的话，于9月3日发表在《真理报》上。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高尔基的表现问题。信中说：“高尔基的麻烦事最多。在大会的中间他再次发表退休的声明。我奉命说服他收回声明，我就这样做了。高尔基在闭幕词里讲了中央关于拉普的决定所起的作用，他不大愿意这样做，说明他不那么同意这个决定，只是应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了。我深信一直有人怂恿他采取各种行动，诸如要求退休，提出他自己拟订的领导人名单等。他总是说共产党员作家不善于领导文学运动，对阿维尔巴赫的态度不正确等等。在大会快要结束时他也受大家的热情的感染，改变了颓丧和怀疑的心情，力图离开‘惹是生非的人’，投入到文学工作中去。”高尔基确实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并且依仗自己的特殊地位，常常公开地提出来。日丹诺夫在信里对提到他并不那么赞同中央关于改组文学团体的决议，在压力下，在闭幕词中只轻描淡写地提了提，他是这样说的：“全苏文学家代表大会指出，在代表大会各次会议上突出地和充分地表现出来的文学家内心的和思想上的团结，是列宁－斯大林的党的中央于1932年4月23日通过的决议的结果，这个决议谴责了文学家们根据与我们整个苏联文学的伟大任务毫无共同之处的动机组织的小集团，但是并不否定根据各自不同的创作工作的技术问题而实行的联合。”从这段话看来，他在对决议的看法上还是有保留的。
斯大林给日丹诺夫写了一封简短的回信。信中说：“大会总的来说开得很好。不过，1）高尔基的报告从苏联文学的观点来看，有些平淡；2）布哈林把歇斯底里的成分加入到辩论中，惹了事（别德内依很好地和用辛辣的讽刺把他顶了回去）；发言者不知为什么没有利用中央关于解散拉普的决议来揭露它的错误，——尽管有这三个不足之处，大会还是开得很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