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肃的学术批评是促成学术研究规范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同时学术批评本身也应有规范。这两点，已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但是，究竟应当如何进行规范化的学术批评，学者之间尚有分歧。为了推动对此问题的讨论，兹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以请教于同行学者。
一、学术批评并非“找茬儿”的代名词
所谓批评，依照一般的理解，虽然包括“批”与“评”，但通常以前者为主，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与“批驳”和“批判”有相近之处，尽管程度较后者要轻得多。但严格地说，现代汉语中的“批”字有多种含义，并非都指“批驳”和“批判”。例如从我手头仅有的1979年版《辞海》所作的解释来看，“批”也可作“评定”解。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1979年以前的几十年中，“批评”一词似乎专指对缺点谬误的批驳或批判。在学术论争中的“批评”也不例外，往往成为“整人”的一种方式。戚本禹、姚文元之流对罗尔纲、吴晗先生史学著作所作的“批评”，至今还使经历过“文革”的学人谈虎色变，不寒而栗。但是当学界的极左思潮随着“文革”的结束而退去时，人们也逐渐发现“批评”并非只是“批驳”或“批判”。1979年《辞海》修订版刊出时，编者已察觉这一点，但尚未便公开表明自己的新见解，因此对“批评”一词避而不下定义。但到了1992年，新华出版社与远东图书公司联合出版《远东汉英大辞典》时，已明确地将“批评”一词定义为“to criticize，criticism”和“comment”两个内容。而据1995年版的《剑桥国际英语词典》（Cambridge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criticize”意为“to express disapproval of something or someone”；而“comment”则意为“to express an opinion”。前者仅是“表达不赞同”，并不一定有“批判”或“批驳”之意，而后者更完全是中性化的，仅只是对某事物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已。在学术论争中，即使是前者，也并非都具有否定的意味，因此在《远东汉英大辞典》中“批评”词条下才会有“He was pleased to read the favorable criticisms of his new book”（他高兴地看到对其新著的有利的批评）的例句。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学术范围内，批评指的是读者对某一学术成果发表自己的意见，即作评论。至于这种意见是赞同或是否定，则并无一定。既然学术批评是读者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么把学术批评一概视为“批判”、“批驳”甚至是“找茬儿”或“整人”，只能说是一种“政治运动思维”的后遗症，而并非学术批评之本意。
二、学术批评是互惠的
为什么要进行学术批评？换言之，为什么读者要对某一学术成果发表评论？如果我们谈的是严肃的学术批评，那么应当是因为我们读了一部学术成果后，对其中一些东西产生了特别的感受，觉得有必要将这些感受写出来，与其他读者分享。有些东西我们觉得特别重要或特别有意义，希望其他读者也能体会，并对之发扬光大，用于各人的研究。也有一些东西我们自己读后觉得不很清楚，把它们写出来，希望作者能够对此作出进一步的说明，从而加深或纠正人们对有关问题的理解。还有一些东西我们认为有错误，则希望作者加以更正，并希望其他学人能够引以为戒，在今后的研究中尽力避免。因此，通过这种批评与反批评，一部学术著作的优点和缺点才能昭然显现，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从而起到推动学术进步的作用。如果我们读了一部学术著作后毫无感受，当然也就不会想要发表什么体会了。不过一般而言，这样的著作大多是没有特色的大路货，所以读后难以使人产生感受，自然也值不得拿来讨论。
这种批评无论对于批评者还是被批评者，都是有益的。从批评者的角度出发，由于个人学识、学养、功力有限，所看到的优点和缺点未必都正确。把自己的感受发表出来，听听作者和其他读者对于这些感受的看法，对于批评者来说是提高认识的一种重要方法。而从被批评者的角度而言，通过对批评的答辩，可以澄清自己成果中不够清楚的地方，阐明被误解的观点，从而使得自己有机会进一步改进原有的研究。因此一篇批评文章出来，不论它对所评学术成果持肯定或是否定的态度，于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同样有益，因而也是互惠性的。当然，广大读者也会从这样的批评和反批评中受益。因此把学术批评视为“杀伤性”的或导致“两败俱伤”的行为，不是对学术批评的正确看法。
三、“以己之长，攻人之短”
“以己之长，攻人之短”，历来被认为是一种武夫竞技的手段，非文雅君子所宜。但在严肃的学术批评中，这却是应当大力提倡的做法。韩愈早已有言：“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在学术分工高度发达的今天，情况更是如此。既然学科分工越来越细，当然也不可能再出现通晓一切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同时，不同学科的交汇和融合，在今天也愈来愈显著。一部真正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大多涉及到不同的研究领域。因此不同的读者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出发对此进行学术批评，乃是必然之举。由于受自身知识结构所限，各位批评者的批评总是从自己的专业领域出发。而在他们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他们当然也最有发言权。换言之，也就是以其所长对该成果进行批评。
由于专业眼光的不同，各位批评者所看到的情况自然也难有一致，即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之意。打个比方，当“包装”界专业人士对一个模特儿进行评论的时候，发型师注意的是该模特儿的头发，美容师注意的是面部，时装设计师注意的是衣着，而鞋匠（或许应称为鞋类设计师）注意的则是鞋子。如果不让这些专家“以己之长，攻人之短”，那么这场鉴评会就只会是走过场，而受害者将是被批评者即模特儿。设想一下，要是这些专家都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也就是说请发型师批评鞋子样式是否“体现最新美学观念”，美容师判断裤子风格是否“领导时代新潮流”，其结论必定不会被人们所重视，也不会有哪一个厂商会召开这种荒唐鉴评会。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是由不同专业的学者以其所长对某一学术成果进行批评，那么这种批评又有什么价值呢？
也正因如此，在学术批评中，“以己之短，攻人之长”是不宜提倡的。一个批评者强不知以为知，对他自己尚未真正了解的东西作武断的肯定或否定，必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四、“外行”与“内行”
由于一个重要的学术成果往往涉及不同的学科，因此对此成果进行批评的人士也常常出于不同专业领域。在此情况下，“外行”与“内行”的界限，也就难以划分了。譬如一位经济学家写了一部经济史著作，虽然他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问题，但是既然已经涉及了历史学科的范围，那么历史学家对该著作所作的批评就不能说是“外行”的批评了，尽管这种批评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出发，所用的方法和分析构架乃至批评的内容可能与作者全然不同。在此时候，作者不能以“批评者不懂经济学，因而其批评是外行话”为由而拒绝批评。相反，认真听取历史学家的意见，以改进自己的研究，才是明智的办法。在此方面，安古斯·麦迪森就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他是当今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当代世界经济研究中享有盛誉。他近年来对中国经济史产生了兴趣，撰写了一部名为《中国长期的经济实践》（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的著作。由于该著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他数易其稿，每稿都送请历史学者（包括本文作者）批评，征求意见，加以修改。虽然有些历史学家对经济学家写经济史著作怀有成见，但他依然真正虚心地请历史学家批评指正。我认为麦氏此举确实非常明智，不愧为大家所为。
此外，即使是真正的外行（即非专业人士），他们的意见也并非没有价值。正如一位从未下过厨房的人，也可以对某位名厨的作品发表重要的意见。如果只有烹饪界内行的意见才值得重视，那么世界上恐怕也就没有“美食家”这类人士了。而在国外的高档饭店，美食家的意见一向是名厨最希望听取的。
五、有无“旁枝末节”？
对于来自本领域以外学者的学术批评（或曰行外人士的批评），行内人士常认为这些批评往往看不到所批评成果的主要方面，而是仅仅纠缠于细节问题。用过去大家曾经都很熟悉的话来说，就是只见木而不见林，见“旁枝末节”而不见主干。“旁枝末节”据说都是无关紧要的，所以这种批评没有多少意义。然而情况果真是如此吗？
严格地说，在科学研究中，并没有什么对象是无关紧要的。就是标点符号，也不是可以忽视的“旁枝末节”。过去国家曾组织了一批第一流的学者，从事一项历时长久的集体工作——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标点本刊出后，全世界的中国历史研究者都从中受惠无穷，所以这项工作可谓功德无量之举。这些学者都是文史各领域中成就昭著的大师，他们甘愿穷多年之力从事标点，可见标点符号绝非“旁枝末节”。
由于各个学科的侧重点不同，同样一个事物，某一学科的学者视为不重要，对于另一学科的学者却十分重要。例如对于一部经济史研究著作，一些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最重要的是运用了什么理论，提出了什么模式。至于对所用具体史料的订正，似乎可以说是“旁枝末节”。在科学研究中，任何理论和方法的运用，都只能以翔实充分的事实为基础。就经济史研究而言，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确实非常重要，但正如凯恩斯所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马克思更明确地说：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提供某些方便”。因此吴承明先生下的结论是：经济史研究“只能以历史资料为依据”。方法再好，如果依据的史料不可靠或不准确，也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可见史料的考订绝非“旁枝末节”。对于这一点，西方学界并无很大歧见。我在一篇文章里曾提到过1980年代轰动美国学坛的“亚伯拉罕案件”（David Abraham Case）。该公案的主要当事人亚伯拉罕在其所著《魏玛共和国的崩溃》（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Political Economy and Crisis）中，采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两次大战之间德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作了颇为深入的分析，从而对纳粹的崛起作出了新的解释。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该书确实颇有新意，因此出版后颇受好评。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该书所引用的史料却多有失误。尽管有的学者指出这些错误并不影响全书的结论，但这些错误终使亚氏为学界所不容。
总之，我个人认为不应把学术批评视为“找茬儿”，而应视为被批评者、批评者和广大读者都可从中受惠之事。学术批评要守规矩，但不应有定式。在学术批评中，应当提倡“以己之长，攻人之短”。对待学术批评，不应心存“外行”和“内行”的畛域，也不应将其他学科学者所重视的批评内容视为“旁枝末节”。对于从其他学科引进的新理论方法“求全责备”，是学术批评的重要内容，应从积极的方面予以理解，而不应加以拒绝。以上这些，都只能说是开展学术批评的起码条件。如果我们在学术批评中连这些也做不到，那么要指望能够热烈而健康地开展学术批评，恐怕只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