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能不续写的故事；这也是一个还没有写完、暂时也无法写完的故事。
不久前，记者接到一封发自古都西安的信。写信人兴奋地告诉记者：现在，离我预定的目标越来越近了，我的心愿就要实现了！
写信人是西安煤矿设计研究院退休多年的女高级工程师隋晗（这是她几十年没有用过的名字，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了。她坚持不让记者在报上公开她现在的名字）。
是什么心愿让她激动不已、这么魂牵梦绕？这还得从记者两年前在西安与她的那次相见谈起。
2002年5月，记者参加“三个代表在基层”采访活动来到西安。隋晗听说记者到了，立即从较远的地方赶到记者下榻的宾馆。这是记者与她的初次相见。而在此之前，她与记者的通信、通话联系已有七八年之久了。这种联系缘起于记者的一篇报道和报道中写的一位回族女教师。1995年12月18日，光明日报以《没有苗圃的园丁》为题，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宁夏海原县代课教师陈富莲每月只拿50元“工资”、在没有校舍的情况下挤出自家一间房坚持办学的感人事迹。报道引来全国各地大量的捐款捐物。没有“苗圃”的园丁，很快有了“苗圃”——18间崭新的砖瓦校舍取代了原来那间土黑屋。对于许多捐赠者来说，一次捐赠完了，也就结束了。而隋晗的捐赠却在此后的多年里一直没断，她也是一直与陈富莲保持密切联系的少数捐赠者之一。她不仅在当时寄来数百元捐款、给当时的59名学生和两位教师每人做了一套新衣，而且还发动同事和亲朋好友为那些穷困孩子捐款捐物。几年后，陈富莲患肺包虫病，隋晗闻讯后多次动员她到西安去动手术并作出种种承诺。当陈富莲决定到银川市做手术而又没有手术费时，隋晗又多方筹集2000多元给予资助，又一次帮助陈富莲渡过了难关。2002年春季，隋晗第二次邀请陈富莲来到西安并让她与周围的人见面，再次为陈富莲教的穷学生募集到200多件衣物。在此之前，隋晗退休了。她不愿在麻将桌前消磨时光，希望继续为社会奉献光和热。因此，她在家中办了个“奥数”班，免费授课。家长们都要给她交钱，她就是不肯。到记者与她见面时，她已经免费授课三个学期了。
退休后的隋晗，仍然念念不忘宁夏南部山区那些因穷困而难以正常学习的孩子。见到记者时，她向记者诉说了心中的忧虑和担心：自己退休了，年龄一年比一年大了，这样的捐助还能坚持多久？她向记者表示，自己虽然能力有限，也不可能帮助所有贫困的孩子，但能有多大劲就使多大劲，能做到哪一步就做到哪一步，能帮一个是一个。她向记者说出了思考了许久的想法：她准备答应学生家长们的要求，将免费改为收费，将办学所得资金集中起来，捐给宁夏贫困山区那些上不起学的孩子。为了使这笔捐款得到循环使用，她拟订了一个方案：所有接受捐赠者都要作出书面保证，保证在自己成年后如数归还这笔资金，这样，这笔资金就可以再资助别人完成学业。她初步考虑先筹集一万元，作为这项捐赠的本金。然后，再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和本金的使用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这项活动。
记者了解到，隋晗的工资并不高，家里也不富裕。她上有80多岁老母需要照顾，下有儿子要买房急需用钱，实在没有多少余钱。为了顺利实现自己的计划，她向家里作出保证：将家里人的工资收入与自己的捐款完全分开，不用家里的一分钱，不因自己的捐助活动影响家里的生活。
自西安一别后，记者对此事渐渐淡忘了。隋晗的计划进展如何、心愿能否实现，记者没有再给予什么关注。不料，隋晗竟在一年多以后给记者来信，告诉记者她为此筹集的资金已有数千元了。她十分认真地对记者说：我当初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就是对你郑重地作出了承诺。我作出了承诺，就一定要兑现。等我攒够了，我就一下子全交出去。
隋晗在信中告诉记者，她已将自己的老母亲接到西安治病。自己近半年来右脚跟老疼，上下楼膝盖也老不得劲。但她满不在乎，仍然坚持办她的“奥数”班。
隋晗毕竟是60多岁的老人了，记者不禁为她的健康担心。
隋晗还告诉记者，陈富莲不久前又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将来要为她养老的心愿。她说，我感谢她的一片好心。我是不会用她养老的。
在隋晗的心里，想的多是如何奉献，还没想过要从那些受益者那里索取什么。
看来，隋晗与宁夏山区那些孩子的故事，还得续写。
（原载2004年4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