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5月，江西都督李烈钧严正声明：
照得为政，首在安民示内，端先除暴。乃者朱逆（会党头目朱汉涛）为殃，已经枪毙，余贼谋乱，尚在严拿。凡所以破坏治安，扰乱秩序者，无不立于重罚。治乱国用重典，实本都督辟以止辟的苦心，非故为激烈，以骇人听闻也。省会现虽稍静，而各府县之劫抢掠夺，时有所闻，究其祸根，皆洪江会、三点会、自强会、联合会、哥老会诸会匪之私集党徒，扰害治安所致。各会起源，虽因对待满清而设，兹既复我汉家疆土，还我汉人主权，备会目的已达，自应取消会名，各谋生业，共进文明。况洪江、三点诸匪，其宗旨在于敛钱，其结果足以乱国。近者孙大总统命令，除有政党之性质者，可自由集合外，其余各会党一律解散。三点、洪江诸名已无存在之资格。本都督视事已来，解散会党之布告，何止三令五申，诚如言之敦敦，彼乃听之藐藐。近日抢劫掠夺之案，无不有洪江等匪混迹其中。风闻吉安、赣州、南安等处，前有私开山堂、饮血斩香等事；近则愈变愈奇，以收录门徒为名，每人束惰洋边数十元，数百元，以至千元不等，拜门者既费去多金，势必取偿于乡里，肆行无忌，劫掠讹索，聚赌抽头，种种不法，无所不为，言之实堪痛恨，若不认真剿办，何以安地方而维持秩序。”可是，提醒也罢，警告也好，会党依旧如故，权当过耳之见。
——《江西民报》1912年5月24、26日
最终李烈钧采用了“乱世用重典”的方式，果断地镇压了会党的动乱。也就是说，治理混乱的社会秩序，需要用严酷的刑法。正如1913年1月，李烈钧在其《致北京各团体述赣事真相函》中所言：“不得已，严率所部，诛其枭桀，汰其残夷，抚其老弱，刑乱用重，势所不免。”当时匪首皆已潜逃，但人民对社会秩序和匪乱的局面控告案堆积如山，于是李烈钧派人赴各要地察探，当得知匪首龙正文、陈细鬼潜伏在湖北后，就赶紧派副官长张千浔拜会黎元洪，并侦知陈等所在。后就请黎都督下令军警一同会拿，匪首乃获，解回南昌后被处决，人民欢欣鼓舞。再如当时要匪彭木香也是在逃，李烈钧乃通令省内各机关严密缉拿。不久就在河口捕获解省，讯明得实斩之。同时为了安抚民心，又授意总务厅长王良箴安抚好他们的家属。扰民最厉害的也就是这几股势力，李烈钧采取了“杀猴给鸡看”的办法，接下来的事情可谓是迎刃而解。正如李自己所言：“余以‘歼厥渠魁，胁从罔冶’之法处之，余匪敛迹，赣境始安。此到赣所办第一大事也。”
此外，李烈钧注意重新组建军队。李烈钧毕竟是一位优秀的军人，他一方面裁遣军队，而另一方面又整训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裁军的同时，李烈钧着手重建赣军。他不顾袁世凯额定赣军为一师一旅的命令，将通过汰弱留强而保留下来的军队编成四个旅。南京留守府裁撤后，李烈钧又通过黄兴将原南京总统府卫队林虎团调到江西并扩编为旅，使赣军拥有五个旅。为防止袁世凯插手，李烈钧又自行任命俞应麓（后改为欧阳武）为第一师师长，刘世钧为第二师师长，各旅、团长也大部分由江西革命党中坚分子担任，从而保证李烈钧对江西军队的指挥权。为加强军队战斗力，他用裁军节省下的经费在上海购枪7000枝，子弹300万发装备部队。他还接收陆军速成学校、开办讲武堂，以培养军事人才。在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李烈钧还多少注意到了向士兵灌输共和思想的必要性。1912年10月，他利用孙中山来赣之机，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教育部队要成为巩固共和的长城。
军民分治是袁世凯企图向南方革命党人统治地区进行渗透的手段。因此，遭到了同盟会都督的抵制。袁世凯使用强硬手段，企图迫使李烈钧接受军民分治，李进行了顽强抵抗，不惜在九江地区与袁进行武装对峙，几乎酿成战争。最后，欺软怕硬的袁世凯，不得不作了妥协。李烈钧为革命党人赢得了民初政争中唯一的一次胜利。通过对赣军的整顿、建设，特别是与袁世凯这次“军民分治”的阴谋正面争锋，江西成为南方国民党实力最强的省份，为“二次革命”在江西的爆发奠定了一定的军事基础。
李烈钧督赣后，虽一度对袁世凯要求各省军队“核实简练”“大加裁减”命令的实质认识不清，对江西原有的军队进行了撤遣和整编，使光复以来的17标（约4个师）锐减为2师1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赣军的实力。但是，李烈钧在撤减的同时也有相应的补救，并非盲目服从袁世凯政府的裁军令。其详细的征兵令可见其提升兵源质量的意旨。
李烈钧征兵令
1912年11月22日
民国成立，政趋共和，凡属国民各有应得之权利，即各负当兵之义务。满清末叶，兵备废弛，兵制窳败，其弊实在执守佣兵旧习，以致良莠麂集，图饱暖乃其目的，安懒惰，习与性成，故国家势力，一厥不可复振。本省光复后，各处招兵，更为糅杂，业经几次设法遣散，分送归农。现在妥议编制，拟即分区征集，合亟出示布告。为此，示仰各该县人民一体知悉：尔等须知，此次征兵系国民应尽之义务。况一经入伍，其品位之高，名誉之隆，实非寻常可比。将来教训练习，得成劲旅，扩张国权，保护国势，胥于是乎依赖。且应征壮丁，亦只三年服役，及期即予更代，既无久戍之劳，又有从军之乐。出则入伍，退则归田，人人知兵，声威日壮。自示之后，倘属年力富强，具有应征资格者，当由该乡绅董、族长，多方劝导，出具保结，先行赴县报名。俟征兵官到日，即照章前赴分支各局投到，以候甄别，分别入营。以土著之人民，保卫地方，利赖无穷，裨益不浅。想我爱国人民，必当投袂而起，挟策而来也。倘有不肖棍徒，造谣生事，希图扰乱要政，即由该地方官长严拿重办。其各知照毋违。
另外，他还通过以下四方面保证军队的数量与质量。一是不顾陆军部要求江西只能缩编为1师1旅的方案，多保留了1师兵额；二是为了提高军队素质，实行公开征兵，改变了以往“有匪皆兵，无兵不匪”的现象；三是为了培养和训练军队干部，接收了陆军速成学校，开办了讲武堂；四是为了加强军队实力，添置了大批军械。为此事还差点与袁世凯发生武装冲突。
三是清理财务，充实省库。1912年3月，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临时政府北迁，徐秀钧任总统府秘书。同期，革命党人李烈钧受孙中山之命回江西主政。光复后的江西，地方财政异常紧张。据统计，辛亥革命前，江西地方财政已经入不敷出，每年亏缺银300万两。辛亥革命后，百业待兴、费用浩大，加之李烈钧扩充军备，整编军队，更是力不从心。据1912年7月31日的《申报》所载：“江西财政困难已达极点，现在计算省库亏空一百余万，全恃纸币流通救济眉急。”
为了稳定辛亥革命后的江西政局，李烈钧电邀徐秀钧回赣理财。这时，徐秀钧正不满袁世凯的窃国行径，毅然接受邀请返回江西，就任江西都督府顾问。徐秀钧在江西供职期间，深得李烈钧等人信任。李烈钧认为他既有新知识，又有政治经验，更可贵的是徐秀钧为人品行端正，办事稳健。为了解决江西地方财政严重亏缺状况，徐秀钧向李烈钧建议，以江西民国银行的名义，发行地方钞票和公债，禁止钱商典当发行的大小钱票，稳定金融市场，提高民国银行的信誉。同时开办公典，活跃金融市场；抓好盐运盐税，停缴中央税款。这些建议多被李烈钧采纳。
1912年7月，李烈钧以江西都督名义委任徐秀钧为江西民国银行总理，“禀承都督综管银行一切事宜，监督指挥所属人员”。徐秀钧为办好江西民国银行倾注心力，深受银行职员的尊重和爱戴。一次，徐秀钧外出回行，听见行内电话铃响无人理睬，非常生气。当时就把有关人员找来进行批评，教育他们要增强信息经营观念，重视电话的作用。事后，徐秀钧仍不放心，专门指派一名职员接听电话，并做好记录，给全体银行职员作表率。
江西官银号倒闭后，经当时省政府决定，于民国元年（1912）在官银号的基础上改组为民国银行，掌握金融之枢纽，为江西省地方银行之始。总行设在南昌，下设分行12处，汇兑所13处，分庄7个，代理店35处，规模宏大。九江交通银行则成立于1913年7月，往昔九江海关税款皆由该行代收代解。为了筹款，支持江西军政开支，徐秀钧一面增加发行纸币，一面截留中央财政部发行的120万元的公债款，由此结怨于袁世凯。在徐秀钧任民国银行总理期间，江西民国银行发展很快，先后在省内外设有16处分行，14所汇兑所。据1913年1月统计，民国银行先后发行纸币，合计银元1469.532万元，资金日益充实，很快成为“执握江西金融之枢纽”，并为以后李烈钧扩充军备、讨袁起义打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同时，李烈钧督赣后，为了改变“省库空虚，财政支绌”的现状，采取了一系列开源节流的有效措施，从而扭转了江西财政金融拮据的窘况。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发行公债、纸币与办理借款。为了活跃金融，他任用留英的徐秀钧主持集资数百万开办民国银行，发行地方公债与纸币。同时，由于银行基金雄厚，发行的纸币不仅能够兑现，并通行到邻省商埠。1912年5月23日，江西南浔铁路公司向日本东亚株式会社借款总金额为日本金币500万元。二是为了克服财政困难，他开办公典，大抓盐运、盐税。三是裁减冗兵冗员，节省开支。经过短期的整理，江西这个一向收支入不敷出的省份，居然还绰绰有余。
为减轻财政负担，剔除会党分子，加强军队战斗力，李烈钧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裁军，并通过以下方法来实施裁军计划。
首先，下令军队减饷。辛亥革命时，为多募集军队，历任都督都采取发“双饷”的方法来刺激民众当兵。当兵吃饷因而成为一种极好的职业；要裁军就必须减饷以降低士兵对从军的热度。李烈钧遂下令从1912年4月1日起全军减饷。九江军队以光复有功，拒绝执行。李烈钧致电浔军，断然表示“赣民膏血有限，吸尽又将何如……头可断，命令不可违。”1912年4月24日，《申报》有文章就提到，赴吉安的兵士就强求其长官余邦宪统领发双饷。李烈钧坚决的态度使全军减饷计划得以顺利实行。
其次，实施裁军计划，妥善安置被裁士兵。李烈钧对裁撤下来的士兵，不是放任不管，而是为其妥谋生路：对身体强壮且纪律较好的，将其改编为南浔铁路工程队，专司铁路工程，或令入工厂。入伍前便有职业及年老体弱不宜做工者，则发给恩饷一月，遣回原籍，分别为农为商。由此，不但提高了战斗力，而且加强了农业生产，增加了社会财富。1912年4月26日，李烈钧在《布告各居民文》中就提到：“第十五标第一营、第二营兵士，业经饬令改编工程队，并分别解散归农在案。兹据该统带面称：该标兵士多属原有职业仓促应召，现在均愿退伍归农。查农为民食所关，军兴以来，田野多荒，亟应准如所请，以重农业而固邦本。”
由于财政的好转，使得江西在资助国民党开展各项政治活动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如当时北京国民党党部的一切费用，都是依赖湘、皖、赣、粤4个国民党中坚省份来负担的。由于湘、皖两省本身收入较少，故负担亦很少，主要便是依靠粤和赣。当时北京常有一些向江西一次求款几万甚至几十万元的电报，对此，李烈钧说：“当时办选举及办党，处处需款”，江西总是“筹足拨归党部取用”。
综上所述，李烈钧在担任江西都督的不足一年半时间内，为把江西建设为一个革命的大本营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李的《离赣赠言》中表现出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取得了巨大成效。正如时人所评述的：“历来无声无嗅的江西从不足集外省人之视线”，自李公任赣督后，竟“大噪于全国”。
辞赣督离赣赠言
1913年6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