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孔子说：“泰伯可以说是仁德最高尚的人了！多次把天下谦让给幼弟，人民真不知该如何称赞他。”
梁漱溟认为：中国民主化不可能成功，在于精神条件不合。中国民族之精神条件与民主不合者有四。其一，缺乏主动积极地争取权利的精神：西方近代民主政治之实现，乃基于各人都向前要求个人权利，而不甘退让的精神；然而中国人数千年生存至今，却是以不争、退让为贵，各自消极节制，彼此调和妥协，适与西洋人之往外用力，辗转彼压迫此反抗，或相抵消而剂于平者，其道相反。其二，尚礼让而难以做选举竞争。其三，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精神，在于牵制平衡，彼此监督。此则基于不信任人，亦即性恶论而来；然而中国民族精神里，却本乎性善论而发为信任人的政制。其四，民主政治乃是从个人私欲或物欲出发，以谋公众欲望满足之“物欲本位的政治”。其法律主于保障人权，即是拥护个人的欲望，不忍受妨碍；其政策施为，亦无非谋公众欲望之满足。然而中国人的人生态度，却不是放在欲望的满足上面。在中国理欲之争、义利之辨，乃是要推敲人生的意义、价值，而不着重于物欲的满足。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孔子说：“只是态度恭敬而没有礼来节制就会劳倦；只是做事谨慎而没有礼来节制就会畏缩不前；只是勇敢无畏而没有礼来节制就会作乱；只是性格直率而没有礼来节制就会言辞尖刻。君子忠实对待自己的亲族，民众的仁德风尚就会兴起。君子不遗忘故旧，民众就不会刻薄。”
柏拉图说：美德之所以为美德，它在任何人那里都是相同的。无论操持家务还是管理国家都不能没有节制和正义。
托尔斯泰说：一个人必须把他的全部力量用于努力改善自身，而不能把他的力量浪费在任何别的事情上。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曾子患了重病，召集他的弟子们来，说：“看看我的足！看看我的手！《诗经》说：‘战战兢兢，好像站在深渊边，好像踩在薄冰上。’从今以后，我知道我可以免去祸害了。弟子们！”
泰戈尔说：天地万物都在追求自身的独一无二的完美。
席慕蓉说：人生像攀登一座山，而找山寻路，却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我们应当在这过程中，学习笃定、冷静，学习如何从慌乱中找到生机。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曾子患了重病，孟敬子去问候他。曾子说：“鸟将要死了，它鸣叫的声音是悲哀的；人将要死了，他的话是善意的。君子应当重视的道德有三个方面：培养谦和礼貌，就可以避免粗暴和放肆；让自己脸色庄重，就接近于诚实守信；说话注意言辞和语气，就可以避免粗野和背理。祭祀和礼义之事，则有司仪去办。”
弗洛伊德说：道德感是人的独特品质的一个组成部分。
杰斐逊说：礼貌是后天造成的好脾性，它弥补了天性的不足，最后演变成一种近似真美德的习惯。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曾子说：“有才能向没有才能的人询问，知识多的人向知识少的人询问，有才智却好像没有，学问充实却好像空虚，被人冒犯而不计较，以前我的朋友曾经这样做。”
华罗庚说：虚伪的谦虚，仅能博得庸俗的掌声，而不能求得真正的进步。
托尔斯泰说：当你意识到自己是个谦虚的人的时候，你马上就已经不是个谦虚的人了。
徐特立说：谦虚，如果是卑己而尊人，就非常要不得。谦虚应该建立在自尊而尊人上面。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曾子说：“可以将年幼的孤儿托付给他，可以将国家的命运委托给他，面临重大考验有节气而不动摇屈服，这样的人是君子吗？这样的人是君子啊！”
歌德说：始终不渝地忠实于自己和别人，就能具备最伟大才华的最高贵品质。
岳飞说：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
毛姆说：要使一个人显示他的本质，叫他承担一种责任是最有效的办法。
丘吉尔说：高尚、伟大的代价就是责任。
罗斯福说：在我们这个国家作为一个好国民，第一条件是他要能够并愿意凡事尽责，全力以赴。
鲁迅说：一个诚挚、热心，为着光明而斗争的人，不能够不是刻苦而负责任的。
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冰心说：一个人只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一颗爱国之心，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什么苦楚、什么冤屈都受得了。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心胸开阔、意志坚毅，因为责任重大而又道路遥远。把实现仁作为自己的任务，不也是很重大吗？奋斗终身，到死才停止，不也是很遥远吗？”
萨特说：我们的责任比我们想象的更为重大的多，因为它是和全人类都有关系的。
华罗庚说：没有雄心壮志的人，他们的生活缺乏伟大的动力，自然不能盼望他们会有杰出的成就。
马尔顿说：具有伟大的理想，出于坚定的信心，施以努力的奋斗，才有惊人的成就。
屠格涅夫说：我们的生命虽然短暂而且渺小，但是伟大的一切都由人的手所造成。人生在世，意识到自己的这种崇高的任务，那就是他的无上的快乐。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说：“用《诗经》激励志气，用礼作为行为规范的立足点，用乐完成人格的修养。”
托尔斯泰说：诗歌是一团火，在人的灵魂里燃烧。这火燃烧着，发热发光。
别林斯基说：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
柏拉图说：音乐教育的最后目的在于达到对美的爱。
邓小平说：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更要强调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理想，守纪律。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孔子说：“如果民众可以领会国家政策，就使他们按照国家政策去实行；如果民众不能领会国家政策，就要使他们知道制定国家政策的缘由。”
说明：因断句不同，可产生不同解释。另一断名解释为：孔子说：“百姓可以使他们遵照政策去做，不容易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
管子说：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
柏拉图说：我们讲的教育，是教导一个人怎样正确地统治和服从，他的目的在于美德。
邓小平说：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
邓小平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来保证。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
孔子说：“好勇好斗而痛恨贫穷，就会作乱。对不仁的人，如果痛恨他们太过分，他们也会作乱。”
亚米契斯说：要坚强，要勇敢，不要让绝望和庸俗的忧愁压倒你，要保持伟大的灵魂在经受苦难时的豁达与平静。
洛威尔说：国家的灭亡，许多情形，都是源自道德的颓废。
卡尔·波普尔说：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政治的道德化，而不是道德的政治化。
南怀瑾说：一个社会到了贫穷的时候，人就不要命，好勇了，是乱源。以社会的观点来看历史，一个时代好动乱，一定是在社会贫穷、经济衰落的时候。社会教育没落，道德衰微，所有的人，心中没有爱人的心，大家自私，对失败、失足的人没有同情心，不能包容，这是社会的大病态，时积日久，时代就乱了。如果研究社会、政治演变的历史，都逃不出孔子这两句话的范围。一个普通人，要叫他只顾精神的修养，不受物质上贫困的影响，发挥出坚强崇高的人格，这是做不到的。可以如此要求少数人，不能要求一般的人。所以一到了整个社会贫穷，再加上教育的堤防崩溃，动辄好勇，这样的社会，非变乱不可。
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高尔基说：假如社会不重视个人的价值，那就等于赋予个人以敌视社会的权利。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孔子说：“一个人假如有周公那样的才能和美貌，只要骄傲自大而且吝啬小气，其余的也就不值得一看了。”
提奥格尼斯说：谦逊是美德的色彩。
松下幸之助说：能虚心接受人家的意见，能虚心去请教别人，才能集思广益。
欧文说：宽宏精神是一切事物中最伟大的。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
孔子说：“做了多年学问，还没有考虑到要去做官求俸禄，是很不容易的啊！”
孙中山说：青年应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
伏尼契说：一个人的理想越崇高，生活越纯洁。
居里夫人说：我相信我们应该在一种理想主义中去寻找精神上的力量，这种理想主义既要能够不使我们骄傲，而又能够使我们把希望和梦想放得很高。
马克思说：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只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幸福的完美理想。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孔子说：“坚定信念，努力好学，誓死保全做人治国的原则。危险的国家不要进入，动乱的国家不要去居住。天下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天下政治黑暗，就隐居起来。国家政治清明，自己还是贫贱，是耻辱；国家政治黑暗，自己还求富贵，也是耻辱。”
柏杨说：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使舵，人人变成了滑不留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
维克多·费兰克说：每个人都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负责”来答复生命。因此，“能够负责”是人类存在最重要的本质。
马丁·尼默勒说：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
尼采说：是什么造成英雄的伟大——去同时面对人类最大的痛苦和最高的希望。
李敖说：大陆没有文化名流，他们有时候会逃避现实！出现一些畅销书的作者，也许会有。可是那个在我眼里看起来不算。他们可能因此赚到一些钱，可是不能算是（文化名流）。像余秋雨，逃避现实，他有没有能力碰到一些核心问题，而不是光游山玩水，光写一些游记之类的文章？在我看来大陆的文化人都微不足道。
李敖说：你不能等有了热情才救人、你不能等有了灵感才作文。一如妓女不能等有了性欲才接客。属于你该做的事，纵属勉强，你也要做。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孔子说：“不在那个职位上，就不要去谋划那方面的政事。”
威尔逊说：我信仰民主，因为民主把每个人的力量都释放出来。
梁漱溟认为：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精神，在于牵制平衡，彼此监督。此则基于不信任人，亦即性恶论而来；然而中国民族精神里，却本乎性善论而发为信任人的政制。于国家大事，尤其要全副心肝捧出来，出之以至诚无贰之心。彼此相与之间，要崇敬对方，信托对方，有极高期望于对方。
罗莎·卢森堡说：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哪怕党员的数目很多）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
哈维尔说：当我谈及我们被污染的道德氛围时，我并不仅仅涉及那些吃不受污染的蔬菜和不从窗户外看一眼的人士。我说的是我们全体。我们都变得习惯于极权主义制度，将其作为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来加以接受，因而帮助了它，令其永存。换句话来说，我们所有的人——当然是在不同程度上——得为这个极权主义机器的运行承担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人仅仅是牺牲品，我们也都是它的共谋者。
巴罗佐说：不能总是两三个国家点菜，然后问其他国家是否好吃。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孔子说：“从太师挚演奏开始，到结尾演奏《关雎》，丰富美妙的音乐，一直充盈在我耳中。”
吴伯箫说：感人的歌声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无论哪一首激动人心的歌，最初在哪里听过，那里的情景就会深深地留在记忆里。
蒲柏说：音乐像诗，只有巨匠的手才能有如此造诣，使不可名状的优雅存在于每一部作品中。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孔子说：“狂妄而不正直，幼稚无知还不谨慎，表面诚恳却不守信用，我不知道这些人怎么会堕落成这样。”
池田大作说：如果不学好治理自己，就会陷入灭亡的深渊。
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孔子说：“学习就像追赶什么又追赶不上，还恐怕失去它。”
毛泽东说：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认真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
笛卡尔说：我的努力求学没有得到别的好处，只不过是愈来愈发觉自己的无知。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孔子说：“多么崇高伟大啊！舜、禹得到了天下，却不自我称赞。”
说明：另有解释为：“多么高尚啊，舜、禹得到了天下，不是夺取来的”；“多么高尚啊，舜、禹得到了天下，却不谋私利。”
《尚书·大禹谟》：帝曰：“来，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贤；克勤于邦，克俭于家，不自满假，惟汝贤。惟汝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尚书·大禹谟》：帝舜说：“来，禹！洪水向我们发出警戒的时候，你能实现诺言，完成治水的工作，只有你贤能；对国家辛勤操劳，对自己很节俭，不自满自大，只有你贤能。你虽然不自称贤能，但天下也没有人能与你争能；你虽然不自我夸功，但天下没有人能与你争功……”）
南怀瑾说：在孔子的观念中，尧舜禹三代，统治天下，为全国的皇帝，“而不与焉”。心里没有觉得当皇帝可贵，而看得很平淡，真正做到只是服务，并不觉得权势可贵，因此这是真正的伟大，真正的崇高。
斯珀吉翁说：人越是高贵，对自己的评价就越是谦虚。
张衡说：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
丁尼生说：真正的谦虚，为最高的美德，也即一切美德之母。
老子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老子说：生养了万物，但不居为己有；做了事情，但不恃功自傲；大功告成，但不坐享自居；正因为不居功，所以功绩不会失去。）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孔子说：“伟大啊，尧作为君主！多么崇高啊，只有天是最高大的，只有尧才能效法天。功德广大啊，人民不知该怎么样称赞他。多么崇高啊，他成就的功业。多么光辉啊，他制定的礼乐仁义的制度。”
《尚书·尧典》：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考察古代历史，帝尧的名字叫放勋。他治理天下事务严肃恭谨，明察是非，仪态文雅，宽宏温和，诚实尽职，崇尚贤德，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扬才智美德，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团结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德行的百官，百官的德行辨明了，就能协调诸侯各国之间的关系。这样平民百姓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起来了。）
南怀瑾说：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尧以前为远古史，只好从甲骨文及古物的发掘来研究。孔子叙述历史，自尧开始。他说伟大的尧，他的道德成就有如天一样崇高伟大，天的伟大不是说天的空间大，这个天不是物理世界的天，上古“天”字是一个抽象的代名词。天的伟大在于天生万物于人，而自己既不表功，也不要求回报，更没有要求大家感谢，自然的，生就生了。道家的思想，教我们人类的胸襟，要效法天地，只有付出，没有收回。儒家也有这种思想，所以说尧与天一样伟大。
孔子说尧的政治胸襟、政治气度，是效法天一样的伟大，只有付出，布施于大众，不期望收回一点。“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像海水一样波澜壮阔，浩瀚无边。他的伟大是无法以言辞形容的。“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孔子说尧最伟大的成就，最伟大的光辉，是替中华民族开启了文化的传统。……其实孔子处处在推崇尧舜的“公天下”。
茅盾说：自然是伟大的，人类是伟大的，然而充满了崇高精神的人类的活动，乃是伟大中之尤其伟大者。
松下幸之助说：上天赋予的生命，就是要为人类的繁荣、和平和幸福而奉献。
马克思说：历史认为那些专为公共谋福利从而自己也高尚起来的人物是伟大的。经验证明能使大多数人得到幸福的人，他本身也是幸福的。
马克·吐温说：多做些好事情，不图报酬，还是可以使我们短短的生命很体面和有价值，这本身就可以算是一种报酬。
雷锋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高尔基说：赞美人是因为一切美好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由人的力量、人的意志创造出来的。
孟德斯鸠说：能将自己的生命长存于他人的记忆中，生命就因此增加了许多。光荣是我们获得的新生命，它弥足珍贵，不亚于天赋的生命。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舜有贤臣五人，天下得到善治。周武王说：“我有能治理国家的大臣十人。”孔子说：“人才难得。难道不是这样吗？自唐尧、虞舜时期以来，周武王时期的人才最为兴盛，然而十位治理国家的大臣中有一人是妇女，实际上只有九人而已。周文王已经有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他却还向殷纣王称臣。周朝的道德，可以说是最高尚的了。”
歌德说：只有本身具有伟大才能的君主，才能识别和重视他的臣民中有伟大才能的人。“替才能开路！”这是拿破仑的名言。
毛泽东说：当正确的政策方针制定之后，干部是关键！
邓小平说：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
柏拉图说：妇女中也有适宜从事政治的人，我们亦把她们包括在统治者的行列中。
培根说：人的智慧就像一面凹凸不平的镜子，它把自己的本性掺杂在事物的本性中，所以它反映的事物是歪曲的畸形的。
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知其荣，守其辱。
邓小平说：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
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孔子说：“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批评的！禹饮食菲薄，却致力用丰盛的祭品孝敬鬼神；禹平常穿着衣服很简朴，却致力于用华美的礼服去祭祀；禹住的宫室低矮狭小，却尽力兴修水利。对于禹，我没有什么可批评的！”
西塞罗说：节俭中蕴藏一切美德。
《尚书·大禹谟》：满招损，谦受益。
毛泽东说：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鲁迅说：我好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
雨果说：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命的，而是来保护世人的心灵的。
林肯说：每个人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人所能负的责任，我必能负；人所不能负的责任，我也能负。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生命，如果跟时代崇高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你就会感到它永垂不朽。
爱因斯坦说：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少作用。我们就根据他在这方面的态度，说他是好的还是坏的。
约翰·肯尼迪说：评断一个国家的品格，不仅要看它培养了什么样的人民，还要看它的人民选择对什么样的人致敬，对什么样的人追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