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先要带头去干，带动老百姓勤劳地干。”子路请求多讲一些。孔子说：“不要松懈、懒惰。”
普京说：面对两次投票给我、选我当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公民们，我无愧。所有这八年来，我忙得就像木帆船上的划桨奴隶，从早到晚，还是殚精竭虑地干。
雨果说：懒惰是一个母亲，她有一个儿子：抢劫；还有一个女儿：饥饿。
华盛顿说：国家之前进在于人人勤奋、奋发、向上，正如国家之衰落由于人人懒惰、自私、堕落。
富兰克林说：勤勉是好运之母，上帝把一切事物都赐予勤勉。
富兰克林说：懒惰行动得如此缓慢，贫穷很快就能超过它。
达·芬奇说：勤劳一日，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福长久。
左丘明说：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
鲁迅说：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比例的。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日积月累，从少到多，奇迹就可以创造出来。
休谟说：正是劳动本身构成了你追求幸福的主要因素，任何不是靠辛勤努力而获得的享受，很快就会变得枯燥无聊，索然无味。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担任季氏的总管，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说：“训导有关人员，宽赦他们的小过错，推举贤良的人才。”仲弓又问：“怎么样知道哪些人是贤才而选拔他们呢？”孔子说：“选拔你所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别人难道不推举他吗？”
管仲说：有道之君，行治修制，先民服也。
白居易说：仁圣之本，在乎制度而已。
邓小平说：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邓小平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来保证。
毛泽东说：当正确的政策方针制定之后，干部是关键！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说：“如果卫国国君等您去治理国家，您将先做什么？”孔子说：“一定要先正名分啊！”子路说：“有这样做的吗？您有点迂，为什么要正名分呢？”孔子说：“粗野啊，仲由！君子对他所不知道的事，大都存有疑问。名分不正，那么言语就不顺；言语不顺，就事情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就不能兴建起来；礼乐制度不能兴建起来，刑罚就不能中正地执行；刑罚不能中正地执行，那么人民就会手足无措。所以君子确定的名分一定要可以说清楚，说了一定要可以行得通。君子对自己说的话，不能有一点马虎哩。”
荀子曰：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也。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荀子说：统治天下的王制定事物的名称，名称一确定，实际事物就能辨别了；制定名称的原则一实行，人的思想就沟通了；于是谨慎地率领民众来统一使用这些名称。……如今圣明的帝王去世了，名称坚持松懈了，奇怪的辞藻出现了，名称同实际混乱了，是非的界限不分明，那么即使坚持法度的官吏，讲述礼制的儒生，也都昏乱了。）
曾参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曾参说：在古代，想要将人固有的美好品德彰显于全社会，就先从治理国家入手；想要将国家治理好，就必须先治理、整顿各士大夫家族的秩序；想要搞好家政，就必须先提高自身品德的修养；想要提高自身品德修养，就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心态；想要端正心态，就必须先使意念诚实；想要使意念诚实，就必须先达到一定的知识储备；探索并且获得知识的关键，在于推究事物的本源。）
莫里森说：要想把一件事情做成功，你首先对这件事情要有一幅清晰正确的心理图像。
塞内加说：要想让一切都服从你，你就必须首先服从理智。
柏拉图说：个人应按理性来生活，城邦应在法律中体现理性。
黑格尔说：因为就像灵魂的指导者水星之神，“观念”真是各民族和世界的领袖；而“精神”，就是那位领导者的理性的和必要的意志，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历史各大事变的推动者。
歌德说：我们的生活就像旅行，思想是导游者，没有导游者，一切都会停止，目标会丧失，力量也会化为乌有。
列夫·托尔斯泰说：理性是人类最高的能力，理性未充分发达的人，不可能懂得自己活着的意义，也不可能知道人们活着的意义。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请教学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樊迟请教学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出去了。孔子说：“小人啊，樊须！在上位的人好礼，那么人民不敢不尊敬；在上位的人好义，那么人民不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好信用，那么人民不敢不说实情。这样的话，四方的人民就会背着小孩前来投奔，在上位的人哪里用得着亲自去种庄稼呢？”
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雨果说：未来将属于两种人：思想的人和劳动的人。实际上，这两种人是一种人，因为思想也是劳动。
卡莱尔说：一切真正的工作都是神圣的；只要是真正的两手劳动，一切的工作都有几分神圣性。
塞缪尔·约翰逊说：最低微的行业和职业也是很有用处的，最低微的工匠或机械师对人生的筵席的贡献远大于深刻的学者和雄辩的理论家。
巴甫洛夫说：我毕生都热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也许甚至说，我更热爱体力劳动。当在体力劳动内加入任何优异的悟性，即手脑相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更特别感觉满意了。
富兰克林说：一个勤劳的农民比一个闲坐的绅士高贵。
马克思说：体力劳动是防止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的消毒剂。
尼采说：天生的精神贵族是不太勤奋的。
毛泽东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南怀瑾说：但话说回来，后世儒家的知识分子，因此都不肯自力谋生，只想做领导人——作官的毒素也总因于这种思想流弊了。实因误解孔子的教学生主旨所致。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说：“熟读《诗经》三百篇，派他从政做官，却不能处理政务；派他去做外交使节，却不能独立完成外交，虽然学了很多，却不能完成工作，又有什么用呢？”
歌德说：光有知识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应用知识；光有意志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付诸行动。
钱伟长说：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是一成不变的，要注意其发展，要注意其变化。不重视发展和变化，任何一门学问都是不能进步的。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说：“当政者本身正直，就是不发布命令，人民也会效仿当政者的德行行事；当政者本身不正直，即使发布命令，人民也不会听从。”
阿瑟·戈森说：人类之所以充满希望，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对正直具有一种近于本能的识别能力，而且不可抗拒地被它所吸引。
阿密埃尔说：人要正直，因为在其中有雄辩和德行的秘诀，有道德的影响力。
柏拉图说：一个人心中有两种意向。一是希望幸福，二是害怕痛苦。人能思考关于希望、幸福、痛苦等的善恶，这种思考体现在国家的政令中就叫法律。……法律没有权威的国家易于毁灭，而法律高于统治者的国家则能得到神的祝福。
黑格尔说：人本来就是这样，有善恶的区别，就是人所特有的命运。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孔子说：“鲁国、卫国的政治（起源于周公兄弟），现在也是兄弟般相似。”
塞缪尔·亨廷顿说：冷战结束后的几年中，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在冷战后的世界，旗帜有其考虑的价值，其他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如此，包括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因为文化有其考虑的价值，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人们正在发现新的但常常是旧的认同，在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旗帜下进行，这导致了同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敌人的战争。
迈克尔·迪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义煽动者，用一个不祥的世界观为这一新时期作了很好的表述：“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满情感的奢谈。那些否定它们的人也否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出生权，以及他们本身！他们不能轻易得到原谅。”政治家和学者们不能忽视蕴含在这些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真理。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
……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人们被意识形态所分离，却又被文化统一在一起……
……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说到卫国的公子荆：“善于管理家业。开始有些财产时，公子荆说：‘差不多符合我的要求了！’再增加财产时，公子荆说：‘差不多完备了。’到了财产富有时，公子荆说：‘差不多是非常美满了。’”
华威廉说：中国人的变化还是很大的，我在对外经贸大学上学时，出去旅游，碰到很多中国人，那时，我觉得他们对生活还是满意的。后来，我工作之后，中国发展越来越快，但是我觉得人们却越来越不满意。生活越来越好，就越想多要点，再多要点。
罗兰说：物质上无止境的追求，其结果是对个人价值无止境的否定。
萧伯纳说：世上许多人，他们在无尽的财富中沉浮，但只有甘于平静生活知道生存即幸福的人，才真是已经进入了天堂福境。
伊壁鸠鲁说：谁不知足，谁就不会幸福，即便他是世界的主宰也不例外。
怀特海说：缺乏进取精神的民族意味着堕落。唯有开拓和竞争，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陈祖芬说：对精神的追求和对物质的追求都是永无止境的。但是脱离了前者的后者，是虚空、堕落；脱离了后者的前者，是虚假、倒退。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到卫国去，冉有驾车。孔子说：“这里的人真多啊！”冉有问：“人这么多了，又该怎么办？”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孔子说：“教育他们。”
罗曼·罗兰说：财富令人起敬，它是社会秩序最坚固的支柱之一。
卢拉说：我本人曾经失业15个月，所以我能体会失业工人面对房租和电费单，心里有多痛苦。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
约翰·亚当斯说：毫无疑问，财产同自由一样，是人类的一项真正权利。
陶行知说：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之计。
巴尔扎克说：教育，是民族最伟大的生存原则，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
门捷列夫说：教育是人类最崇高、最神圣的事业，上帝也要低下至尊的头，向她致敬。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子说：“如果有人任用我治理国家，一年就可以有成就，三年会大有成效。”
克里说：布什总统没有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应地，他唯有在这次总统竞选中大量使用“大规模欺骗性武器”。
普京说：给我20年，还你一个奇迹的俄罗斯。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孔子说：“‘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就可以克服残暴、免去刑杀了。’真对啊，这话！”
黑格尔说：人本来就是这样，有善恶的区别，就是人所特有的命运。
南怀瑾说：古代中国政治，为王道的道德政治；后来讲事功，是来自霸道的思想，不是王道。王道政治的代表，在三代以下是周朝。经过好几百年，祖孙几代的努力，他的文化风气才养成。所以周朝的政权，在中国历史上，就有那么久远，乃至变成中国文化的渊源。这就是所谓“善人为邦百年”，急进是不行的。一个理想的政治风气，最后孕育成一股文化的力量，不是简单的。但这种不以事功取胜，以道德为先，才可胜残止杀，化解人们彼此斗争、仇恨、残杀的心理。但是一个社会、国家，要达到这个程度，必须有百年的教育，百年的文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要经过三四世才行（一世三十年）。孔子年纪大了以后，有了丰富的经验，所以这两句，说得非常切实。换句话说，文化历史的成果，不是一下子做得到的，起码要百把年，好几代才能做到。所以急求事功，往往没有好的结果。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孔子说：“如果有贤王治世，必须三十年后才能实行仁政。”
南怀瑾说：对于王道仁政的推行，孔子在这里，再作一个原则性的定论。他说要实行王道的仁政，亲眼看见成功，是很难做得到的。必须要加以时间的培养，隔世或隔代的努力；有了安定的社会基础，有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教育，然后才能“世而后仁”。我们看历史，先不管王道不王道，每一个朝代真正的安定，都要开国以来百把年的根基才行。从近代史来说，就看清朝一代，他们由孤儿寡妇带了三百万人入关，统治了四万万人，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百把年来的努力，才开始有真正的安定。像“春满乾坤福满门”，描写当时国家、社会的安定现象，实在也是得来不易的。可是在乾隆的末期就又开始变了，马上又走下坡。再回溯上去看明代、宋代、唐代，甚至汉代，都是如此。每个朝代开始，社会在大变乱之后，真正过安定生活走上轨道，大体上都要百年的时间。
邓小平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邓小平说：改革，应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孔子说：“如果端正了自身的品行，对于从政还会有什么困难呢？不能端正自身的品行，又如何能使他人正直呢？”
巴菲特说：正直，勤奋，活力。而且，如果他们不拥有第一品质，其余两个将毁灭你。对此你要深思，这一点千真万确。
阿密埃尔说：人要正直，因为在其中有雄辩和德行的秘诀，有道德的影响力。
阿瑟·戈森说：人类之所以充满希望，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对正直具有一种近于本能的识别能力，而且不可抗拒地被它所吸引。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
冉求退朝回来。孔子说：“为什么回晚了？”冉求回答说：“有政务。”孔子说：“是其他事情吧。如果有政务，虽然我不做大夫了，我也会听闻到的。”
黑格尔说：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无论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尤其在我们时代是如此。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旺，有这样的话吗？”孔子说回答说：“话不可以那样说，但有比较接近的。有人说：‘做君主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难而尽心尽职地工作，不也接近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旺吗！”鲁定公问：“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丧失，有这样的话吗？”孔子说回答说：“话不可以那样说，但有比较接近的。有人说：‘我做君主没什么可以高兴的，只是高兴我的话没有人违抗。’如果他的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也是很好吗？如果他的话不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也接近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丧失吗？”
黑格尔说：只要其余一切保持老样，只要民众不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只要官吏的权力没有得到限制，民选的作用就只能是带来我们法制的全面垮台。
黑格尔说：无论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尤其在我们的时代是如此。……公共舆论又值得重视，又不值一顾。不值一顾的是它的具体意识和具体表达，值得重视的是在那具体表达中只是隐隐约约地映现着的本质基础。
威尔逊说：我信仰民主，因为民主把每个人的力量都释放出来。
乔治·W·布什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叶公问如何治理国家。孔子说：“（用优越的政策环境，）使国内的百姓高兴，使远在他国的百姓投奔而来。”
索尔仁尼琴说：记住：人们的生活动力是思想信仰和社会利益。
歌德说：大自然把人们困在黑暗之中，迫使人们永远向往光明。
培根说：人是万事万物的中心，是世界之轴。
泰戈尔说：天地万物都在追求自身的独一无二的完美。
毛泽东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邓小平说：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
荀子曰：隆礼至法则国有常，尚贤使能则民知方，纂论公察则民不疑，赏免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荀子说：推崇礼仪，完善法制，国家就有秩序；尊重贤德，任用能人，民众就有方向；集中群众公正意见，民众就不怀疑；奖赏勤劳惩罚偷懒，那么民众就不懈怠；同时兼听意见，明察事理，那么天下人就会投奔、归顺。）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子夏担任莒父的行政长官，问如何为政。孔子说：“不要求速成，不要贪图小利。想要速成，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那么就办不成大事。”
列宁说：赢得了时间就是赢得了一切。
富兰克林说：珍惜一切时间，用于有益之事，不搞无谓之举。高尔基说：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能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
马克思说：节约劳动时间就是等于发展生产力。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叶公对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便去告发。”孔子说：“我们家乡正直的人和你家乡的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啊。”
维吉尔说：罪恶靠隐瞒为生。
尼采说：要破坏一件事，最刁钻的办法是：故意用歪理为这事辩护。
韩非子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韩非子说：儒家用文学扰乱法治，游侠用武力触犯禁令，可是君主却对他们以礼相待，这是社会混乱的原因。）
余秋雨说：很多家长和老师身上，我看到，他们竭尽全力在做人格尊严的反面文章。在成败输赢的迷魂阵中，他们天天用爱的乳汁，浇灌着人格低劣的恶苗。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在家保持恭敬的态度，办事认真谨慎，对人忠诚。即使到了野蛮的夷狄，这些德行也是不可放弃的。”
奥维德说：在顺境中不为人知的美德，会在危难之中表现出来。
显克微支说：谁能从道德败坏的地方脱出来，还保持洁白，便是有了更伟大的道德。
培根说：美德好比珍贵的香料，只有燃烧着或辗碎时才会发出最浓郁的芳香。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贡问：“怎么做才配称为‘士’？”孔子说：“用羞耻心约束自己的行为，出使到诸侯国，不辜负国君的使命，可以配称为‘士’。”子贡说：“我大胆地问，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宗族的人称赞他孝敬父母，乡里的人称赞他敬爱兄长。”子贡说：“我大胆地问，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说话一定讲信用，行动了一定要达到目的。虽然这样做是浅薄固执的小人，不过也可以作为次一等的了。”子贡说：“如今从政的人如何？”孔子说：“噫！这些器量狭小的人，算得了什么！”
说明：“言必信，行必果”，有的版本解释为“说话一定守信用，行为一定坚决果断”。从该句前面的“出使到诸侯国，不辜负国君的使命”以及后句“虽然这样做是浅薄固执的小人”来看，“行必果”应是强调“行为了一定要达到目的”。
叶利钦说：人的一生必须活得像支巨大而明亮的火把，尽全力去点亮生命。尽管到最后会化为灰烬，但却远胜于一生卑微。
爱因斯坦说：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少作用。我们就根据他在这方面的态度，说他是好的还是坏的。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孔子说：“找不到与践行中庸之道的人交往，一定要与狂者和狷者交往了！狂者有进取心，狷者洁身自好，不会做坏事。”
莎士比亚说：正直的人必须和正直的人为伍，因为谁能够那样刚强，不受诱惑呢？
亚里士多德说：在科学上进步而道义上落后的人，不是前进，而是后退。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说：‘人没有恒心，不可以做巫医。’说得很好啊！（《易经》上说）‘不能持久地保持自己的德行，总有时要承受耻辱。’”孔子说：“这就是说，没有恒心的人，不用占卦罢了。”
黑格尔说：我坚信，只有不间断的努力，从各个方面进行探索，总有一天会获得有分量的成果，有志者事竟成。
歌德说：只有坚强的意志、卓越的能力以及坚持要达到目标的恒心，此外都是细节。
爱迪生说：如果你希望成功，当以恒心为良友、以经验为参谋、以谨慎为兄弟、以希望为哨兵。
柏拉图说：耐心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
巴斯德说：告诉你使我达到成功的奥秘吧，我唯一的力量就是我的坚持精神。
王永庆说：跑步很辛苦，也很枯燥，但是为了身体，就必须持之以恒地跑下去，久而久之，像是日常工作之一，而不觉得辛苦了。
米开朗基罗说：天才是永恒的耐心。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说：“君子讲和谐而不盲从附和；小人盲从附和而不能和谐。”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欧文说：团结就有力量和智慧，没有诚意实行平等或平等不充分，就不可能有持久而真诚的团结。
尼布尔说：人有趋恶之心，因而民主必需；人有向善之心，所以民主可行。
欧阳修说：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同利为朋。
朱熹说：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
子贡问：“全乡的人都喜欢他，这样的人如何？”孔子回答说：“未必可以。”子贡又问：“全乡的人都厌恶他，这样的人如何？”孔子回答说：“未必可以。不如全乡中的好人都喜欢他，坏人都厌恶他。”
黑格尔说：要获得对象的真实性质，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反思。
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孔子说：“君子这样的人，与他共事容易，而难以取悦他。不用正道去取悦他，君子是不高兴的。到他使用人的时候，能根据人的才能去使用。小人这类人，与他共事很难，而容易取悦他。虽然不用正道去取悦他，他也很高兴。到他使用人的时候，对人求全责备。”
方孝孺说：君子之为利，利人；小人之为利，利己。
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
宋缍说：君子以道德轻重人，小人以势轻重人。
吴兢说：君子扬人之善，小人扬人之恶。
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孔子说：“君子坦然而不骄傲放肆；小人骄傲放肆而不坦然。”
胡宏说：君子之游世也以德，故不患乎无位；小人之游世也以势利，故患得患失，无所不为。
顾炎武说：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
苏轼说：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左传》：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
《礼记》：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孔子说：“刚强不屈，果断坚毅，质朴老实，语言谨慎，这四种品德接近于仁。”
列夫·托尔斯泰说：哪里没有朴素、善良和真理，哪里也就谈不上伟大。
子路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问：“如何做才配称为‘士’？”孔子说：“互相勉励督促，待人亲切和气，可以称为‘士’了。朋友之间要互相勉励督促，兄弟之间要亲切和气。”
池田大作说：真正的同志的团结是最牢固的，真正的同志的默契是最美丽的，真正的同志的激励是最使人感到温暖和壮胆的。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孔子说：“善于治军的人教练人民七年，就可以让他们从军作战了。”
毛泽东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毛泽东说：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孔子说：“用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人民去作战，这就叫抛弃他们。”
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