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认为中国必须模仿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那时，苏联模式是世界上唯一成功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魅力正走上顶峰，全世界的人们都在传颂着苏联模式的伟绩，苏联模式已然成为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样板。而且，就在这一时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十月革命的道路和苏联模式开始被绝对化、神圣化，是否以俄为师、是否仿效苏联模式成了各国共产党、各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大是大非问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难免要受这种世界性潮流的影响。单就毛泽东本人的看法而言，他提倡中国模仿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是无比明确的。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坚决主张新中国要以苏联模式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早在《苏维埃中国》一文中，毛泽东就讲，“社会主义胜利建设的苏联”，是我们“向前发展的活榜样”。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新民主主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这样，并且是领导的因素，而总的说来是新民主主义的。”“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们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1948年11月，毛泽东还指出，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遵循正确的政策，否则就不能胜利。毛泽东的论述明确了中国的发展方向，即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应当引导中国不断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言简意赅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学习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建国方略。他指出：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下，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页。]在谈到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建设时，毛泽东明确地、公开地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说：“现在我们就用‘人民代表会议’这一名词。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136页。]这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看法，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模仿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抉择。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走上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不足为奇的。
第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等人都积极主张中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如果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提出的“向苏联一边倒”的论断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政治宣言，那么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要“学习苏联老大哥”，则是将政治宣言落到实处。中国由此才真正走上了“照抄”苏联模式的道路。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结束，他在演讲中又一次表示了全面学习苏联的决心。他说：“苏联经济文化及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266页。]1953年，在新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毛泽东更加强调向苏联学习的必要性。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毛泽东大声疾呼：“要学习苏联。我们要进行伟大的国家建设，我们面前的工作是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不够的，因此，要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无论共产党内、共产党外、老干部、新干部、技术人员、知识分子以及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都必须诚心诚意地向苏联学习。我们不仅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而且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第45～46页。]
1949年9月，刘少奇秘密访苏回来后，在北平向高级干部做工作汇报时指出：“全党现在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这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需要苏联在这方面的帮助。要学习苏联，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技术上，在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要学习苏联。”[《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80页。]新中国成立后，刘少奇又在多个场合反复要求中国要学习苏联的问题。
周恩来同样也是积极倡导中国学习苏联模式的。1954年10月12日，他在赫鲁晓夫访华的接待会上说：“中国人民目前正在努力进行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为了保证这种建设的成功，必须如毛泽东同志所经常号召的那样，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他说，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五年来的无数事实都表明了伟大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榜样，正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向苏联学习的光荣任务。”[《新华月报》，1954年第11号，第36页]
既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积极倡导新中国全面向苏联学习，一个全面学习苏联的群众运动很快席卷神州大地。中国“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历史阶段全面拉开。
3.“向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的抉择
革命战争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建立新中国，此时中共的党际外交政策选择对于革命路线的执行有一定的影响，不过对未来建国模式的影响则是有限的。革命胜利后，新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必须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此时国家的安全成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它甚至还高于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为此，选择正确的外交路线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头等大事。“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正是新中国根据当年国际大气候作出的外交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政治抉择。
其一，苏共与中共友好关系的加深及苏联积极支援新中国的外交态势，促进新中国走上“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道路。[1952年苏联的共产党由联共（布）改名为苏联共产党，此时才正式简称苏共。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本书在提及苏联的共产党（包括俄共（布）、联共（布）、苏联共产党）的简称时，都撇开这些非本质性的差别，通称苏共。下文不再注明。]新中国成立时，世界呈现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互相对抗的政治格局。1947年9月，在欧洲情报局成立时，苏联展示了其从两个阵营的角度看待战后国际形势变化的政治立场。雅尔塔协定本来对中国问题有过规定，之后苏联还和国民党中国政府签订过外交条约。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日益亲美的政策，苏联不得不逐渐把国民党政府看作是一种反民主势力，认为中美商约是该政府投靠美国的证明，因而它不可能再成为苏联可靠的盟友。同时为了巩固其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有效地牵制美国和中国国民党政府，苏联曾经对中共进入东北给予很大的帮助。于是，苏联开始逐步将战略利益的重心由国民党转移到中共方面。1947年12月6日，《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领导中国反民主阵营的国民党，无法使中国摆脱长期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恰恰显示出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民主阵营的力量在成长和巩固。”[引自王真：《中苏同盟与战略利益的选择》，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1期。]这是苏联公开抛给中国共产党的橄榄枝。
1948年以后，中国的战局发生根本变化，共产党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日益鲜明。1948年2月，斯大林在同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中提到：“我已经在这样一件事情上做错了，这就是中国。当时我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会取胜。我那时认为美国人将全力以赴扑灭中国的起义。我曾经劝说毛泽东，最好是和蒋介石和解，与蒋介石建立某种联合政府。我甚至把中国代表团召到莫斯科来。代表团来了，听取了我对他们讲的一切，照中国的习惯，他们都面带笑容，直点头，然后走了。他们回去后，毛泽东便发动了一场革命大攻势，最后取得了胜利。”[转引自孙其明：《中苏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这表明苏联将全面转变其对中共的态度，也预示今后由共产党领导的未来中国必将得到苏联的肯定。这种外交态势无疑是中国共产党所期待的。
从1947年起，中国共产党与苏联方面的接触就越来越密切，这对于未来的新中国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1947年初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要求访苏，这是通向中苏结盟之路的一个起点。由于中国国内战局、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及安全因素等原因，毛泽东访苏未成，但是这不影响中共与苏共的进一步密切接触。1949年1月，米高扬来华访问期间透露，“苏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在讨论我的电报。斯大林要求我尽快回到莫斯科，更详细地讲整个情况。”由此可以看出，斯大林确已把与新中国结盟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中国方面，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则明确表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将“把对苏联及东欧国家关系置于中心地位”，[《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第77～83页。]并强调说，新中国将“奉行亲苏的方针”。[《党的文献》，1996年第1期，第96页。转引自孙其明：《中苏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1949年6月，毛泽东甚至发出了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的举世闻名的政治宣言。
1949年7~8月间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访苏，这为建构新中国与苏联友好同盟关系铺平了道路。刘少奇访苏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取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以及在各方面的支持和援助，这同时说明中共真诚地把苏共看作良师益友，重申毛泽东的“一边倒”的方针。在给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的报告中，刘少奇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斯大林则高度赞赏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肯定了新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及各项外交原则。斯大林还同意待新中国成立以后邀请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全面阐述了新中国联合苏联的外交立场。这个纲领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3页。]1949年11月8日，当时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作了精辟的阐述：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
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苏，在与斯大林的首次会谈中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障和平”，“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斯大林则完全同意这一看法，指出中苏“和睦相处”，可以保障和平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毛泽东后来谈到中苏谈判之所以能够达成建立同盟的协议，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顾全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毛泽东所谓“顾全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在中国方面正是“向苏联一边倒”和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的利益，在苏联方面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
其二，帝国主义的封锁及其对新中国人民政权的敌视，促使新中国不能不作出鲜明的外交抉择——那就是“向苏联一边倒”。进入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关键时刻，共产党节节胜利，国民党步步败退。最后，国民党军队被打败并被消灭了大量的有生力量，龟缩到台湾小岛。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友好表示相反，帝国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诞生表现出了明确的敌意。帝国主义的政治孤立、军事封锁，对新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