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问题本身就隐藏着我们想要的答案。当这个答案不正确时，问题也就可想而知。
一个年轻的牧师问主教：“祈祷时能抽烟吗？”当然，答案很简单，“不能”。稍后，那个年轻的牧师却发现一个年长的牧师在祈祷时抽烟。
年轻的牧师就提出指责：“刚才我问了主教，他说我们在祈祷时不许抽烟。”
“哦，这不一样，”年长的牧师回答说，“我刚才问主教，抽烟时是否可以祈祷，他说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祈祷。”
正如这个例子所显示的，什么样的问题直接影响了你将获得什么样的答案。在作决定时也存在相同情况。面对存在缺陷的问题，你不可能作出明智的选择。
有这样一句话：一个傻瓜提出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回答不了。剔除这句话的自作聪明和歧视弱者的色彩，必须承认它有一定道理。
为什么傻瓜的问题会难倒聪明人？因为傻问题常常是不合逻辑的和蛮不讲理的。有些傻问题还可以一笑了之，可是还有一些会叫你大吃苦头。
在过去的封闭年代，战战兢兢的艺术家们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难道我们的干部（工人、农民、军人、孩子等）就是（像你在作品里表现的）这个样子的吗？！”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十有八九，你就要挨板子了。
你怎么为自己辩解呢？你可以说，你只是说某个干部（或工人、农民、军人、小孩）是这个样子，而且生活中确实有这样的原型。可是对方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你偏找出这么一个来代表他们，是何居心？”到了这一步，你基本已经被将死了。
问傻问题的一定是傻瓜吗？未必。这要看提问者的目的。如果你是真的希望我们社会上的各种人、各种事都很美好，这是个傻问题。可是如果你只是存心把一个表现了你不喜欢的东西的艺术家毁掉，这就是个好问题。
花剌子模的信使
这种提问方式，与花剌子模国王颇为相似。据野史记载，花剌子模国王有这样的习惯：将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喂老虎。这种办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十分有效的。果然，他听不到坏消息了。可一切顺利吗？
你当然听过那个外科医生的故事：一个人中了箭，到他那里治疗，他的治疗方法是用一把剪刀剪断箭杆。里面的箭头呢？医生说：那是内科的事。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一个好办法。可是我们却常常这样做。当某种不良的社会现象出现时，我们花费大力气去对付，却忘了问一问现象后面的真正原因。
比如小商贩占道经营是件讨厌的事，但它背后可能有复杂的原因：比如不能充分就业、城市建设不合理（市场太少或位置不佳）、管理费过高等，当然，这些问题要难解决得多。
还有，几年前的“王海现象”，当时很多人关注的是：王海是个英雄还是个刁民？其实王海个人品质如何，是不是个刁民并不重要，也不是该关注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假货太多。如果这个问题政府不能独立解决，就要动员民间力量——法律规定高额索赔的本意就在于此，王海只是在行使法律赋予他的权利。
明星的高片酬、球员的高收入令老百姓晕眩。有些不平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是该由政府或法律限制？如果只是商业行为，就不应该干预——那是市场的事。如果一个老板真的在乱花钱，他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当然，如果这是一个国有企业领导者的行为，那就另当别论了。政府或法律应该关注的是市场外因素，如是不是有人用国家的钱如此慷慨或明星是不是依法纳税等。
某些不被我们欢迎的社会现象，就像带来坏消息的花剌子模的信使，仅仅把他喂老虎是没有用的。
错误的问题和错误的答案
要解决问题，首先要做的是找到它。可惜在很多时候，我们从一开始就错了：我们提错了问题，也就找不到真正的答案。例如，你是（和我一样的）好人吗？怎样才能造出永动机？怎样才能让她爱我？其实，我们该这样问：你怎样让我相信你？能否造出永动机？我是否要爱一个不爱我的人？
著名科学家萨根曾失望地谈到：在他作完演讲之后——几乎涉及所有方面——经常有人问：“您是否相信UFO？”他总是被这种提问题的方式所震惊。这些人的意思是，对UFO是信与不信的问题，而不是证据的问题。几乎从未有人问过：“把UFO说成是外星飞船的证据的可信性有多大？”
他发现许多对UFO感兴趣的人的态度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事先就确定了的。有些人确信目击者的证词是可信的，人们不可能无中生有，如此大规模地编造虚幻的东西和制造骗局是不可能的。
很多问题本身就隐藏着我们想要的答案。当这个答案不正确时，问题也就可想而知。
20世纪初，几个业余考古学家在英国的皮尔唐发现了一种新的古人类化石，因此这个新人种被命名为皮尔唐人。人们发现，这个人种虽然有着古猿人的下颚，但是头骨的进化程度已经与当代人十分接近。由此，皮尔唐人被认定是现代人的直接祖先——至少，是纯种欧洲人的祖先。
50年后，骗局被揭穿：所谓皮尔唐人只是一个伪造品，它的目的就是隐藏着的、人们想要的答案：作为优秀的人种，一定有一个高贵的祖先。
无独有偶，日本人的历史也曾被前推了几十万年。这个宏伟工程是由一个人完成的。一位日本考古学家在短短几年内有了惊人的发现，他在日本各地挖出了旧石器时代的各种工具，一时被尊为“发现之神”。后来，一个记者偶然发现他在偷偷埋什么东西，于是谜底被揭开：那些“发现物”是他在世界各地弄来的，他将这些东西埋下再挖出，震惊世界的大发现就是这样制造的。除了大出风头的个人动机，背后的答案是证明“我们”是历史悠久、血统高贵的种族。
爱因斯坦曾接到一些五年级学生的来信，他们对人类也是动物里的成员都很吃惊。在回信中，爱因斯坦这样回答：
亲爱的孩子们：
我们不应该这样地提出问题：“什么是动物？”而应该说：“我们把哪类东西称为动物？”是的，我们把具有某些特征的东西称为动物。它吸收营养，它同它的父母相似，它一点点长大，它会动，它到老了会死掉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虫子、小鸡、狗和猴子是动物。那么我们人类呢？你们用这个思路想一想，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也是动物了。
当手里有把锤子，你会把所有问题看成钉子
人为什么问错误问题？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看不到本质。
二、错误的思维方式。
三、当你手里有把锤子，你会把所有问题看成钉子。
刚去世不久的“氢弹之父”泰勒就是一个例子。他的一生都在不顾一切地为氢弹辩护：氢弹的作用并非如你想像的那么坏。它可以用来保护世界免受其他氢弹的袭击，在科学和土木工程方面发挥作用，保护美国人免遭敌人热核武器的攻击，使战争符合人道，使我们的星球免于来自宇宙的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他企图相信，将来人类将把他和热核武器看做是救星而不是毁灭者。
他主张从阿拉斯加到南非爆炸核武器以挖掘港口和运河，清除讨厌的山脉，完成繁重的运土工作。当他向希腊女王弗蕾德妮卡提出这样一个方案的时候，据说女王是这样回答的：“谢谢，泰勒博士，但是希腊已经有足够多奇妙的遗址了。”
泰勒建议，想证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吗？那么在太阳背面爆炸一枚核武器吧。想弄清月球的化学成分吗？那么将一枚氢弹发射到月球上，引爆它，然后分析闪光和火球的光谱。
20世纪80年代，泰勒向里根总统兜售星球大战的想法——他们称为“战略防御计划”。里根看上去已经相信了泰勒那极富想像力的故事：可以制造在轨道上运行的、桌子大小的、由氢弹驱动的X射线激光器，用以摧毁1万枚飞行之中的前苏联弹头，在全球热核战争爆发的时候真正起到保护美国公民的作用。
星球大战的辩护者称，尽管“战略防御计划”在某些方面的作用被夸大了，但是前苏联的崩溃应该归功于它。可是，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够支持这一论点。萨哈罗夫等前苏联科学家曾向戈尔巴乔夫建议：如果美国真的通过星球大战计划走在了前面，苏联最安全和最便宜的反应仅仅是扩充现有的核武库和发射系统。这样，星球大战计划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热核战争的危险。
前苏联用在对付美国核导弹的空中防御方面的花费，用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是微不足道的——远未达到引发前苏联经济崩溃的程度。前苏联的崩溃主要是因为指令性经济的失败，对西方生活标准的逐步了解，对于僵化专制的意识形态的普遍不满，和戈尔巴乔夫——尽管这不是他想要得到的结果——对“透明度”和公开性的提倡。
泰勒快90岁时依然精力充沛，头脑清醒，他与前苏联核武器研制小组一起发起了一场运动，企图开发和爆炸新一代高效的空间热核武器，以摧毁可能撞击地球的小行星或使之偏离轨道。
泰勒的“表演”无非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什么东西有用，那么它一定会被滥用。
用什么减少垃圾？
接下来让我们谈谈垃圾问题。
垃圾已经成了世界性令人头疼的问题。这世界上的大多数城市，都处于垃圾的包围中。这些垃圾都是城市制造的，要说自作自受，那是一点也不错。可是我们不是消极厌世者，不是愤世嫉俗者，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对付垃圾的好办法。
这个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解决，即开源和节流。一是如何处理已有的垃圾，二是如何减少垃圾的生产。前者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完成，后者呢？
容易想到的办法是：加强环保教育，使人们认识到垃圾的危害性；同时逐渐减少不可回收物品（如塑料袋、发泡餐盒等）的使用，代之以可回收和降解的产品。
可是这两个措施的收效并不理想。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如果没有其他手段作为保证，思想教育很难改变人们的固有生活方式。而可回收和降解的产品因为成本较高，也难以替代不可回收的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