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在我们这里并没有真正的本体论意义。在德国，黑格尔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哲学的宝座，但这只是因为它为辩证法提供了基础，或者说辩证法由此而获得了新生的缘故。但是在中国，从来没有纯粹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就像没有纯粹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样。为了造出这种附会式的体系，我们把董仲舒的思想列为“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就是因为他的“道之大源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但是，这种断章取义的做法并不能说服人。如果把这里的道和老子《道德经》里的道，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一个普遍的范畴来理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常道是最高的抽象，是万变之中的那个不变的规律，就像物质被抽象为客观实在一样。我们知道，现象的重复，表现着规律的稳定，事物的本质一旦确定下来，它的规律也就定了，因此，说它不变，也是在认识论上说出了一个事实而已。
荀况说的“凡以知，物之理也；可以知，人之性也”。我们都是把它作为唯物主义可知论来解释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天”这个概念作为所谓客观唯心主义的范畴，那也就不合逻辑了。因为荀况的《天论》开篇便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我们总不能把传统文献中的“天”这个概念，既做唯物主义的解释，又做唯心主义的解释吧。又比如老子《道德经》里面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学说，就要求遵循客观规律这一点来说，应该是唯物主义思想；但就其中天这个概念来说，如果把它和客观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这又不合逻辑了。又比如庄子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我们说它是不可知论的命题，实际上这也很牵强，因为在我国，对于人的认识能力，对于思维的理性本身，从来没有进行过批判，像康德那样，把纯粹理性当作研究的对象。在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中，认识就是人的天性，它除了被肯定和被分析之外，从来没有受到过怀疑。因此“方生方死”的命题便也可看作人们已经认识到的一种生存状态。就好比孔子的学生向他问死，他回答：未知生，焉知死。表面看来答非所问，但仔细推断却包含了真正的生与死的辩证法——真正的生也就包含着死。
争论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官方哲学才有选择性，普通哲学是每一个民族和国家相伴永远的精神家园。选择什么样的哲学作为官方哲学，这也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所规定的。美国以实用主义为自己的官方哲学，实际上这也代表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社会思潮。欧洲传统的思想模式，包括近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新流派，什么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最终也敌不过实用主义对官方的吸引力。因为解释世界不仅是为了适应世界，更要改变世界。尽管在社会形态的末端要想建立新的思想体系是很困难的，但是人们力求在原有的框架内得到一定程度的精神解放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官方哲学，这不是哪一个政治集团能够强行肯定或能够强行否定的。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强盛，已经有大量的志士仁人献出了生命，可以说中国第一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是用鲜血写成的。当我们站在民族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时，当我们大谈国学的时候，当我们说中国哲学的时候，它只是指用中国语言表达、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存在的哲学。除了历史意义，没有现实意义。或者可以说，当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能认为这里没有中国文化的精髓，这种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分离开来思考问题的习惯不仅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也歪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四、部门哲学——分化还是整合
说到“部门哲学”，从这个提法本身来看，毫无疑问，它是为了增强哲学的实用性而产生的。诸如“文化哲学”、“社会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等等，都试图将哲学的方法和模式运用于具体的生活领域，从而得出一些更加现实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过渡性范畴，让哲学真正扎根于运动着的活的现实土壤。这样的出发点和动机自然是积极的值得肯定的。可是运动一旦展开，它的复杂性就暴露出来了。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当前哲学界充斥的‘后现代’研究潮流和主张哲学终结的‘后哲学文化’情绪”的存在。“如果说后现代哲学和各种部门哲学有将哲学终结和泛化的危险，那么纯粹哲学的研究对于哲学‘保持住自身’和保持哲学独立的学科意识就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来，哲学与各种具体科学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得到了解决的，那就是：具体科学是承载哲学原理的直接基础；哲学对各门具体科学起指导作用。这种关系，无论是从逻辑论证还是科学发展史的角度，都是一个客观事实。如果将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直接纳入哲学系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物理哲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生物哲学，说比尔·盖茨创造了信息哲学，等等。如果我们还想培养“理论思维”的素质，还想与世界站在同一思想地平线上观察问题，那就必须收起上面这类考虑。
大众哲学与纯粹哲学之间并不是矛盾关系，它们只是存在形态和展开层次上有区别。不能为了大众化而降低了哲学本来的品位与功能。“划清哲学学科与其他实证科学的界限，这样才能保持哲学研究的‘纯粹性’。这种划界是从事哲学研究的理论前提，这种划界表现为哲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哲学意识’，它决定了我们的研究是不是‘哲学的’研究。‘哲学意识’的存在避免了在哲学之名下从事的‘非哲学’的勾当。当前借哲学之名的分支学科越来越多，似乎不谈‘某某哲学’某某学科就没有合法性，同时也似乎暗示了哲学发展的某种‘虚假繁荣’。其实，如果没有对‘哲学作为哲学’的‘纯粹哲学’的‘哲学意识’，这些所谓的‘某某哲学’是很值得怀疑的。这既害了‘某某’学科，也害了哲学。混淆了哲学和‘某某’具体学科的界限，使‘哲学作为哲学’的一般哲学的地位降低到了某种实证科学的地位，实质上取消了哲学研究的空间。同时，某某学科也因为要实行哲学的‘僭越’，带有了某些思辨的特征，阻碍了科学自身的发展。”
既然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包罗万象的，那很自然，任何具体科学或具体学科的领域中，必然体现出科学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轨迹。一位科学家或任何一位具体部门具体岗位的实际工作者，只要他遵循了客观规律，又善于探索和钻研，哲学的道理在其中是不言自明的，并用不着另外单独建立一套“具体哲学学说”。开普勒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据他自己的体会，与其说找到了一种新的数学方法，不如说采取了一种宇宙和谐论的思维模式。我们并没有因此而称他的理论为“天文哲学”。
在类似于部门哲学的设计的问题上，经过了几年的运作和思考，还是有了一些真知灼见。洞见到应该从哲学是什么和做什么这样的起点来考察哲学，回避拟或否定了部门哲学的学术打算。
“思考‘哲学是什么’，可能有三种类型的回答：①一解论的回答；②多解论的回答；③无解论的回答。……根据一解论的思维模式，只有一个解是正确的，因此拥有每个解的人都自以为这个解是唯一正确的。于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出现了n个与其他解对立的解。哲学的历史和现实，事实上否定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解论的路径。一解论的路径走不通，是否可以尝试多解论的路径呢？如果多个解并存，实际上就意味着哲学具有多面性，可以从不同角度对之作出不同的解释。已有的和可能出现的n个关于哲学x的不同的解，可能是对哲学x的n个属性的不同程度的描述，各有其相应的某种合理性或真理性。……对‘哲学是什么’的多种理解加以整合或综合，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它要求对问题的整体把握、中西会通。哲学本来就是整体性、综合性的，故对于哲学自身的理解也应该是整体性、综合性的。”
对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至少可以有以下几种描述：
1．哲学是一种文化。
2．哲学是一种思维方式。
3．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4．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5．哲学是人世的智慧。
6．哲学是一种科学。
7．哲学是一种艺术。
8．哲学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
上述这些描述彼此不同，但它们未必彼此排斥，相反倒是可以彼此补充。这些对于“哲学是什么”的描述，加上还没有列出的无数可能的有意义的描述，构成关于哲学之所是的x的n个不同的解。把这n个不同的解综合起来，才能真正理解和回答“哲学是什么”。
笔者认为，哲学的这种多解性，进一步证明了部门哲学的不合理性。既便是在“哲学是一种科学”这个角度，也还是不能让部门哲学成为独立的范畴。若不然，早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的西方哲学中，部门哲学就已经林立了。这还不是退回到自然哲学与宗教的水平吗？
让我们推想一下，比如“管理哲学”会包含一些什么内容呢？无非是“系统性”——事物之间和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性；约束与激励——矛盾双方的互相过渡与转化；效益原则——生产力标准；公平原则——价值标准；等等。这些东西除了在辩证法范围内，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空间可以去寻找。又比如“军事哲学”能讲些什么道理呢？还不是首先注意情报上的准确——兼听则明；决策上的科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指挥上巧妙——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等。中国的《孙子兵法》并没有被称为“兵法哲学”，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不是“战争哲学”。
“事物的性质、结构决定了它的作用、功能。大体说来，‘哲学是什么’规定着‘哲学做什么’。……我们自己的本性、素质和能力，包括对于哲学来说特别重要的‘慧根’或悟性，决定了哲学对于我们的价值关系是一个开放的系列，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与哲学的现实关系而有所增加或减少。具体说来，哲学对于我们可以成为：
1．哲学可以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2．哲学可以成为我们思想的导引。
3．哲学可以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4．哲学可以成为我们批判的武器。
5．哲学可以成为我们智慧的源泉。
6．哲学可以成为我们生活的艺术。
总而言之，我们每个人都从不同方面、不同层面这样那样地与哲学相关联，能够以不同方式使哲学成为有思想的实践、生活的一部分。哲学是人的思想的一种状态或境界。人们在日常思维、科学思维等的基础上，只要继续思考和概括，就会达到某种哲学思维。人们登上‘形而上’这层楼，就会进入哲学的殿堂。”
主张部门哲学独立性的学术思想，其最大的危害是什么呢？
第一，降低了哲学的“形而上”地位，脱离了真正的“理论思维”的层次。
从部门哲学主张的初衷来看，直接的指向就是现实的实践。实际上，这种试图转向的努力，早已从更高的层面有过思想运动了。我们只要从“思辨与实证”的对峙性讨论中就可窥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