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现代阿Q之类
《临界》，四毛是个小人物，自幼丧母，十六岁时父亲在工厂的事故中丧生，他接了班。可干了不到十年就下岗了。不过有先辈传下来的三间大瓦房，靠打零工，日子还算过得去。只是从小受了刺激，一有抓人的他就跑。好多疑案没证据，他就被关一阵放出来。有一乡下女人，带两个孩子，说是离婚了，与他同居。为让两个孩子上学，他费了不少劲。一天，有人被自行车撞了，肇事者逃走，四毛扶起老人，老人却说是他撞的。老人的两个儿子要他赔一万元。他无奈，只好答应。可哪来的钱呢？他想起有个文物贩子曾看上他三间房子的雕花门窗，说出两万还给他安一套新门窗，他没卖。这会去找他，可他只出一万还不管安新门窗。他一气之下回了家，家里被撞老太太的两个儿子正等拿钱，一听说没筹到钱，上去就几个耳光。四毛只好又找到贩子，那家伙又压到了八千。四毛只好先拿八千给人家，答应剩下的两千半月之内补上，这才勉强结束。
没过半个月，女人的前夫从拘留所出来找到这里，不由分说就住进来了，把四毛挤到一间小屋里。不但让他干这干那，还经常打他。是邻居们报告了派出所才把那四口人赶走，房子回到自己主人的手里。但是四毛却很麻木。
有一个案件最能体现临界这个主题。四十多岁的单身女处长经常对四毛表示看不起，说他嘴上天天有臭豆腐味，让他十分气愤。这个女人有个怪癖，每天晚上房门都是留一道缝。四毛为了报复，夜里拿了三块臭豆腐到女处长家里，抹到她枕巾上。第二天女处长报警说自己被强奸，一口咬定那人是穿西服开奔驰车的。这样，四毛就再一次疑罪从无。
四毛这样的小人物并不多见，但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胆小但不小气，隐忍但不失自尊。在一定程度上，他这种个性特点的形成，也是社会上别人的怪异生活和独立个性造成的，这种临界的微妙状态，还不知有多少处。用现代“阿Q”来称呼他们有点温和化，实际上他们还有点流氓无产者的特质。农民工的大多数已经融入城市生活，但那些收入没有保障的人，也正是处于被承认和被否定的临界状态。在建立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这是十分需要注意的人群。
（六）繁杂中的真实生存
《紧绷的小街》中，作者住在这条小街上已经十余年了。“早市一结束，满街狼藉，人行道和街面都是油腻的，走时粘鞋底儿。一下雨，街上淌得像刷锅水，黑水上漂烂菜叶，间或漂着油花。”由于占道经营，各种车辆和人行之间发生着难以想象的纠缠，甚至有人为了算计小区门口的保安，故意把车停在出入口，堵得“即使一只黄鼬，在那种情况之下企图蹿过街去也是不大可能的”。“那时的我真叫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于是撇掉斯文，瞪住那人，大骂一通混蛋王八蛋狗娘养的……”后来，人们又想了很多办法，街道委员会，城管，新闻单位，市长热线，“有人也要求我这个区人大代表应该履责。我却从没向区政府反映过这条小街的情况。我的看法乃是——每一处摊床，每一处门面，背后都是一户人家的生计、生活甚至生存问题，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我经常去的两家打印社，主人都是农村来的。他们的铺面月租金五六千元，而据他们说，每年还有五六万的纯收入。这是多么养人的一条小街啊！出租者和租赁者每年都有五六万的收入，而且或是城市底层人家，或是农村来的同胞；这是一切道理之上最硬的道理啊！其他一切道理，难道还不应该服从这一道理吗？”“我的脾气，如今竟变好了。小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教育了我，逐渐使我明白我的坏脾气与这一条小街是多么的不相宜。再遇到使我怒从心起之事，每能强压怒火，上前好言排解了。若竟懒得管，则命令自己装没看见，扭头一走了之。”
小街的脏乱挤，按城市建设和规划的要求，按文明、绿色、宜居的标准，都应该是被改造的对象。外地人不会经常出现在这种地方，外国人更不会慕名而至。它算不上龙须沟，也够不上古典民居，但它是苍生一角，社会一斑。当高雅不屑于它、清纯不留意它的时候，它却顽强地存在着。老舍写了不少老北京的世象民态，相比之下，这里的繁杂与真实也毫不逊色。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是一个整体，它是支撑社会大厦的物质载体，正因为它是一个综合的组群，所以是分类分层的。其中大资产阶级是这个组群的核心，是社会的主导力量，工人阶级是通过资本而形成的这一主导力量的直接体现者。除此之外，小资产阶级和其他过渡类型，也会以与这个社会不协调的方式来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就是市民社会的真面目和完整图画。
改革开放以来，或者说市场经济体系建立之际，由于机械化对农业劳动生产力的解放，城镇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农民工已经成为工人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农民劳动力还会以其他方式挤进城市生活。他们会在各个方面补充或者延伸文明城市的规模。过去你有的东西，他们可以接着把它做大；过去你没有的，他们可以另立一方。当我们的城市还没有做好接纳准备的时候，他们已经被迫加入进来了。双方的互惠和不协调必然长期存在，而我们的调适和梳理也是不能速决的。
用文学的眼光纵观社会，我们还是需要提高概括能力，站到应有的视角。以马克思的理解路径，可以把所有的人和事归于一个过程的整体。请看他的总结：“共产主义则是通过私有财产的扬弃这个中介而使自己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本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本主义，等于自然主义……”私有财产是人把自己的本质分离出去，充分对象化的必然阶段，这个自然过程完成之后，人就重新占有自己的本质。只有这时，真正的人本主义也才算完成。马克思就是把这种双向运动称为共产主义。在这个双向运动过程中，即人的本质充分对象化阶段，人的所有行为都从不同方面说明他自身与对立面——自然物与他人的分离程度。哲学与经济可以对这种分离进行论证，而文学的任务则是对此做出描述与评价。
泛文学的概念我们不必过多关注，唯有民族的文学形式和方向是应该时常挂牵与调适的。在当代，不能不再次推崇鲁迅，重新呼唤民族脊梁的觉醒。我们当代的青少年以及下一代人，十分需要这一文化抗生素抵御一下所谓全球化、后现代所裹挟进来的精神病毒。
学习鲁迅，就是学习他的硬骨头精神，“他的真诚与真实是当下中国最值得珍惜的精神资源，思想意识上的‘独出’与道德人格上的‘率真’，是鲁迅‘致人性于全’的主要思想内容。……鲁迅一生都在‘力抗时俗’、‘力抗强者’。他一方面批判构成‘时俗’的‘庸众’，一方面批判使民众精神麻木、形成奴性的‘强者’，为‘唤醒’民众而进行思想、政治上的启蒙”。
我们今天的生活与鲁迅时期是不同的，人民大众的思想已经没有启蒙的必要，特别需要的是引导、激励和自觉意识的强化。歌颂还是暴露在这里已经不成问题，实际上无论哪部作品，只要有特定人物的生活，它就既有歌颂也有暴露。不仅在不同人物身上去体现，就是在同一人物身上也会有灵魂生成的两面。这也谈不上什么中间人物之类的理论。只要从总体上启发人，任何角色的出现都是符合逻辑的。
马克思不像康德和黑格尔一样是有闲人士，可以花一些时间专门讨论美学问题。他为劳动者的根本利益而忙碌终生，只是在哲学的高度解释了人性美、生活美。他和恩格斯不可能建立一套文学艺术的学说体系。但是哲学和艺术的相通性已经为我们指出了人文科学创造性劳动的正确方向。正如别林斯基所说：“艺术是直接意识，批评是哲学意识。”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思想，基本上都体现在他们的哲学和经济理论的阐述当中。
广义的思想家也包括艺术家甚至科学家，他们除了发现和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的环节，也表现了自己独特的表达个性。这一点，在专门的文学家艺术家身上体现得最为突出。不过哲学家经济学家等思想主体的个性，也是我们学习时应该给以注意的。比如马克思就经常用文学的成果和采用讽刺的语言来说明问题。恩格斯则更善于理论的推演。熟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会不经意间感受到这种风格上的独特魅力，但又不出其根本立场。这就如别林斯基所说：“艺术作品中不能没有艺术家的‘我’。一个诗人的一切作品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怎样分歧，还是有着共同的面貌，标志着仅仅为这些作品所共有的特色，因为它们都发自一个个性，发自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我。”
我们研究文学意蕴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是力求把更多的学术成果转化为群众比较容易接受的文学形式，就是把理解了的东西让更多的人地去感觉它。
未经扬弃的、纯粹的自然主义为什么不能反映生活的本质，因为它没有认识到生活是一个整体。“这样一种以反映纯粹社会生活本质为内容的理论思维产品，除了给人以规律性的认识以外，当然就难以唤起主观方面的各种直接的感受，即把生活当作活的整体来把握时的各种感受。……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诗所描写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
让我们把哲学的睿智和艺术的灵秀有机结合起来，期待更多的启迪人们心智的文学作品问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