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基础上的小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温床，已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列宁在这里所讲的“小生产”，就是指的小商品生产。他在该书第五章讲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时，提出要改造小生产，就明确指的是“小商品生产”。列宁讲这段话的背景是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工农政权还很不巩固。不仅国内的资产阶级、地主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进行疯狂的战争和破坏，而且由于经济崩溃，连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如面包、油脂、肉类、衣服、食盐等都极其缺乏，因而，投机活动异常猖狂。1918年至1919年，城市居民各种粮食的供应，国家分配的只占40%多，大部分来源于投机商贩。争夺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是苏维埃国家同富农、投机商贩斗争的主要内容，耗费了布尔什维克党很大的精力。对这种投机行为，列宁非常生气。他愤怒地指出：“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俄国的重量单位。1普特=16．38公斤）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正是从这里产生的吗？”
把列宁讲的这段话，同前面所引的那段话联系起来，不难看出，小生产成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温床，是有条件的。
列宁讲的这两段话，都不是从马克思主义概括的角度讲的，主要是对十月革命以后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以前俄国的小生产的分析；他也不是指小生产的全体，而是指其中从事投机活动的那一部分。我国在上世纪70年代已经基本上不存在原来那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小生产了，汪洋大海般的小生产已组织成了新型的集体经济，百分之九十几的城乡个体劳动者都已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可是，毛泽东在谈到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引用了列宁关于小生产的那段话，并且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里的问题，显然不是要不要反对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要不要克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而是究竟把什么当作了“小生产”，又把什么当作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目标不明、界限不清的状况下，制定了一系列不正确的城乡经济政策和阶级斗争政策，在实践中犯了“左”倾错误。
如果我党在当时对《哥达纲领批判》有一个全局性的把握，对列宁关于小生产的理论的背景加以全面地考察，在更高的层次上去领会它们的精神实质，这类低级的错误肯定是能够避免的。
（三）大学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去政治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决定了它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也许和消极地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有关，有些人，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对这种特征持否定或至少是淡化态度。不懂得意识形态问题上不会有真空，你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就是非社会主义或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只有政治上的糊涂虫才“不好意思”表达自己的立场。在公共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面，有人为了满足学生的“自发心理”和幼稚的好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哲学并驾齐驱，看作是一家之言。而对剩余价值理论更是不予讲授，甚至采取漠视的态度。
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整体，是说它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被选择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我们要承认它的科学性和革命性，但首先要承认它的阶级性。当然，在学术理论上它一定会出现在不同的学科当中，但那是马克思的学说，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就像毛泽东思想并不等于《毛泽东选集》一样。不把共产主义当作一种信仰，而把它降低为一种思想流派，这正是那些搞“普适价值”的人所求之不得的。
（四）综合判断能力缺失的个例。请看一段描述：“我最受不了的是形式逻辑课，其内容本来十分简单，一看就懂，却讲个没完。任课的李副教授是一个矮胖子，一根皮带松垮地系在大肚皮上，上课时经常下意识地提裤子，引得同学们窃笑。使我难以忍受的是他讲课的方式，那样地无穷重复，废话成灾。在一堂课上，我忍无可忍，写了一首题为《献给逻辑课》的诗：教授用枯燥的语言，讲述着枯燥的课程，每一种空洞的教条，要重复讲十几分钟。‘所谓直接推理，是这样的一类推理，特点有这样一些。特点有这样一些，就是这样的一类推理，这样的一类推理，就是直接推理。我们的形式逻辑，对于直接推理，所要研究的就是，有关直接推理的道理。研究直接推理的道理，其主要作用就是，使我们能够懂得，有关直接推理的道理。’够了，敬爱的形式逻辑，请不要把理智嘲弄，最有逻辑的头脑，也会被折磨得发疯！请原谅我把这首毫无诗意的诗抄在这里，它本身由连篇废话组成，但我丝毫没有夸大，实际的讲课情形就是如此。如果你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感到难受，就可以体会我在课堂上的心情了。然而，大多数同学是专心听课的，并且多么认真地记笔记。他们又把几乎全部课余时间用来互相核对笔记，精心整理，然后重新誊写。这些笔记的唯一用处是供考试前背诵，然后就被彻底遗忘。”——引自周国平自传《岁月与性情》。一提到周国平，大家无人不晓，此人被称为中国现代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我想不管是谁，都会对他这段话产生不同的看法。这是在北大哲学系的课堂上，《形式逻辑》是一门传统的古老的学科，它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经历代演化至今。它是当下公务员考试的重要内容，是人类思维训练的最直接的工具。我们可以想见，关于直接推理的内容一定是：所谓直接推理就是从一个判断为前提出发，根据其逻辑性质，直接得出结论的推理。而间接推理比如三段论就一定是两个判断为前提，然后得结论。不管谁讲，说不说废话，结果不会有差别。我们都是读过哲学课的，知道《形式逻辑》课对辩证思维训练的作用，你即使不听课，也不能嘲笑这门学问。接下来就会进一步看出无视科学法则的后果。
还是这本自传，在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的时候，有这样的描述：“我最关注的还是人性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课上，我成了抽象人性论的激烈辩护者。当时的流行观点是，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抽象的人性，只存在阶级性。我从逻辑上反驳了这个观点：如果没有共同的属性，人类怎么还成其为一个类？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大意是：在阶级社会中，人的一切感情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们的哲学教员据此推论说，爱情也好，民族感情也好，归根到底都是阶级感情，除去了阶级内容就什么也不剩了。我也从逻辑上反驳：如果爱情、民族感情没有自身的特质，阶级烙印往哪打？”先回答“往哪打”这个问题，难道这就是阁下的逻辑吗？毛泽东说“打上阶级的烙印”，实际上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人的多方面的感情都要反映出阶级性这个根本属性。打上烙印只是一个比喻，它并不是说用阶级性来代替一切感情。按照周学者的思路，阶级性还是一种人的感情以外的一种感情，它要以人的感情为实体，是后加在其上的东西。就好比“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才有“我是中国劳动群众中的一员”，这必须思考两次。这在逻辑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知道什么是一小时或一米，但是不知道什么是时间和空间！仿佛时间根本不是小时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空间根本不是立方米而是其他某种东西！”
再说“人类”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事物的质是有多面性的，比如水，在物理质上，它分为气态、液态和固态，每一种存在状态都是不同的物理质；但是它的化学质则只能是H2O。人的本质也是一样，作为类本质，它有和一般动物相区别的特征——能够制造使用工具，有语言能思维的高等动物。但如果是讲人的社会本质，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这些关系当中，经济关系又是最核心的内容。在阶级社会，人们主要的经济关系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它主要体现在差别上，即占有还是不占有；占有的多还是少。这就是阶级的内涵，也是任何人生存的基本平台。人的爱情、人的尊严、人的审美、人的信仰等等的精神表现，都不可能离开这个平台。阶级关系是人不可选择的，而阶级立场却可以选择，但不管是听其自然还是背叛家庭，都不可能作为超阶级的人存在。什么是抽象的人性呢？那就是人的类本质，是人对自然的能动性，是自我意识，是群体性，而这些东西在阶级社会是与阶级性分不开的，当阶级消亡之后它们仍然存在。但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社会本质，必然还会以新的形态来表现，而不是只剩下了人的类本质。我不知道这样的分析能不能说服周学者。
三、系统与体系
按照辩证法的思想，自然界普遍的存在形式就是系统。同样，在社会领域和人类思维领域也不例外。凡对某一事物认识深刻又表达清晰的，无不是在联系中把握的，即它本身就是系统的，并不一定要在一个刻意构造的体系中才能做到这一点。
就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例，在传统教科书当中，不管哪个版本，基本上都是以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一节，即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体系来展开的。哲学的起点是恩格斯所归纳的哲学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它又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是思维与存在谁是第一性的，据此将古今中外一切哲学划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分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三个历史形态；唯心主义只分为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两个形态。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据此将哲学观点又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可知论有唯物主义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可知论，而不可知论最终是要导致唯心主义的。讲完哲学基本问题就接着讲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起点——物质观，接下去就是运动观、时空观、意识观，然后是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即三大规律五对范畴。再下面就该认识论，包括真理观。再下面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这些排列难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哪怕是列宁做好的吗？肯定不是。因为他们不但没有写过教科书，没有担任过大学教授，甚至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像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讲演录》那样的书他们都没有写过，他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写类似的东西。他们学说的宗旨和本质也不是搞这些东西所能够体现的。那么我们为什么几十年来按照前苏联的体系来进行宣传和教育呢？无非就是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那么我们要问，这样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没有好处呢？当然不能说没有，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还知之甚少的时候，在这个民族的哲学思维训练还比较弱的时候，在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少数学者对原创的经典著作也不是非常精通的时候，我们按照这样一个稳定的框架来吸收其中的精华也是很有裨益的，它让我们在理论上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语言，也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共同表达方式。学生考试以它为据，工作中指导思想的文本表现以它为根，著书立说要以它为源，不入此道的定是边缘化的存在。
但是，现在看来，或者不如说自改革开放深入进行以来，大体应该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样子，这样的体系带给我们的已经不是正面的推动作用，它已经严重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的吸取与发扬。一颗优质的思想果实，不一定都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或者列宁；如果硬是加给他们，就像有人歪曲了他们的理论一样，同样是不公平的。一个理论家是有思想个性的，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他是不会接受的。比如，马克思在讲到发现阶级的存在和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时，就明确指出这不是他的发现。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把副标题定为“就摩尔根的成果而作”，列宁的重要哲学著作，没有立一家之言的打算，只把它叫作《哲学笔记》。这样思考问题，与以下的情况有密切关系。
我们的大学生，特别是在非哲学专业这个庞大的群体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公共课普遍存在畏难情绪甚至很反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相信一个学说在方方面面都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我们在教学过程中由于受“左”的思维方式的渗透性影响，经常把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一切学说都定义为“不科学、不全面、有局限性”的非马克思主义。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就太完整了，因此也太神圣了。我们经常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分析批判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而马克思主义本身怎么会如此“绝对完美”呢？有的学生就直接向老师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自己都把自己的理论解释为研究问题的起点，我们有什么理由把它建成一个面面俱到、以一当十、唯我独尊，战无不胜的万金油体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