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料到，几个歌唱水平远不如歌唱艺术家，也不如那些已成巨星的流行歌手的女孩在舞台上的唱唱跳跳，居然在2005年夏天的中国舞台上掀起了一场如此巨大的风暴。“风暴”当然缘起于“大众参与”。不过，引我关注的却是这次大众自发形成的“参与方式”。
我对娱乐新闻向来不关注，但八月末的一天在北京街头却突然遇到一群群年轻人，身穿表明自己是“玉米”“凉粉”“笔迷”“盒饭”的T恤，举着各式创意新颖、自己支持的明星海报，不断请求路人“支持×××……”“请投×××一票”；对不熟悉投票方法者，不厌其烦地一遍遍讲解、演示。包括我在内的不少路人开始都是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后来终于明白竟然是正在热播的《超级女声》的“粉丝”们在为自己的偶像拉票，着实大吃一惊。在中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随后几天，我一直关注有关“拉票”的消息。长沙、上海、成都、广州、长春、福州……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有这种拉票活动。
原来，从“超女”海选开始，各种各样的后援团就自发成立，参与成员自觉自愿，按喜好结成组织，各种费用大家自愿分担。这些组织成员大都有责、权、利的明确分工，有不同的层级领导或曰协调人、召集人。如长沙张靓颖后援团，依职权分为两级：第一级为会长，主管统筹和人事；第二级分为外宣、策划、接待和后勤四个部门。而互联网这种现代化联络工具，使素不相识的“粉丝”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选手们通过电视使出浑身解数彼此竞争，各自的支持者展开种种有声有色的“文宣”活动拉票，活脱脱一个“选战”。而民间这种自生自发形成的“拉票组织”成立的迅速和成熟，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事实表明，民间已具极强的“自组织”能力且已开始成熟，并非人们担心的“乱来一气”。
同样令人欣慰的是，整个拉票过程充满激情却又有理性，并无激烈的“肢体冲突”。这或许是由于“粉丝”绝大多数是女性的原因，但毕竟为中国的“竞选文化”开了一个好头。因为如果年年如此，久而久之就有可能成为“竞选拉票”的良好习惯和传统。
在大众狂欢的游戏中，确能产生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规则、习惯和传统。原苏联著名文论家巴赫金在研究了中世纪欧洲的民间狂欢节传统后，指出狂欢节的这些以诙谐因素组成的仪式演出形式“强调非官方、非教会、非国家的看待世界、人与人的关系的观点；它们似乎在整个官方世界的彼岸建立了第二个世界和第二种生活，这是所有中世纪的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参与，都在一定的时间内生活过的世界和生活。这是一种特殊的双重世界关系”。他的研究论述了“狂欢化”对文化、社会的影响。“狂欢化”世界感受有其突出的全民性、自由性、乌托邦性和对未来的向往。他认为，“狂欢化”并不反对、排斥严肃性；狂欢节上大众的诙谐、嬉笑，构成了一个与“官方世界”不同的“自己的世界”，并与自由有着本质的联系。“这个世界”的谐笑与永远板着脸、永远故作正经的“那个世界”形成鲜明对照。“狂欢化”具有大众性、自发性和平等性，使人的本能得到宣泄，大众平等参与其间打破了真实世界中的等级森严和各种清规戒律。
狂欢节通常是在广场上举行，所以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中，公众广场或曰公共空间自然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广场具有全民性象征，这种话语为公众所拥有，无法垄断。哈贝马斯曾谈到，自己的“公共空间理论”受到过巴赫金理论的某种启发。
“超级女声”是青春的宣泄和大众的狂欢，如果能年复一年办下去，那一届届“女声”或许不久就会被遗忘，但它的这一“副产品”却真有渐成传统的可能。
（发表于《南方周末》，2005年9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