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世纪90年代末，在一位朋友的家中，看到墙上满贴一位小帅哥的相片，大大小小，满满一面墙壁。当然，不是歌星就是影星。好奇地问，这是谁？朋友说这是韩国影星安在旭，他们正在上初三的女儿的超级偶像。以前，只知道青年人一直追港台或日本歌星影星，真不知还有追韩星的。他们说，你落伍了，现在的青年人开始“哈韩”，安在旭在中国的影迷很多，中学生都很迷他，不少中学生与他们的女儿一样，因此对韩国的一切都感兴趣，甚至开始学韩语。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感觉到一股小小的“韩流”。
转眼间十余年过去，这期间《大长今》等多部韩剧已风靡中国，但“韩粉”的狂热程度，仍出我意外。2009年，一位好友和另一位母亲一起，带着她们正在上初三的两个女孩儿从北京到上海，专门去看一支名为“东方神起”的韩国演唱组合的演出。回来后她告诉我，演出是晚上开始，但前一天晚上场外就搭起许多帐篷，来自各地的歌迷们要兴奋地等待一夜一天。他们还遇到几位专门从日本来沪的日本女性，年龄最大者已有40多岁。四处摆满“东方神起”的相片和各种饰物，一些商贩借机大发其财。时不时地，一群群青年还趴在地上，胸贴地面，说是“东方神起”已到上海，大地可以把自己的感情传导给他们。“东方神起”进场时欢声雷动、尖叫声震耳欲聋，人人泪流满面。演出结束，这两个女孩儿在出租车上仍一路号啕大哭，失魂落魄一连好几天！
没想到，十年中，“韩流”一波又一波，竟然如此强劲。而且，不光席卷中国，早早就“横扫”日本。2003年4月，韩国影星裴勇俊主演的电视连续剧《冬日恋歌》第一次在日本国营的NHK电视台播出，全剧未播完就好评如潮，同年12月就重播一次。国外连续剧能上NHK已经是罕见，不到一年就重播更是前所未见。以至当年日本出现一个新词“勇样”（Yon—sama），一时成为最热门的流行词。日语“様（さま）”，念作“sama”，表示尊称。当某人被叫作“sama”时，表示此人是位非常值得尊敬、崇拜的大人物！“勇样”直译就是“勇先生”或“勇大人”。大大出人意料的是，一大批大嫂大婶突然成为裴勇俊的超级粉丝。这种举国为之疯狂的现象，被称为“Yon—sama综合征”。韩国影视产品、韩国文化随《冬日恋歌》席卷日本，横扫日本列岛。
两年前，《江南Style》风靡全球，紧接着就是《来自星星的你》。千百年来，韩国一直属于“中华文化圈”，近百年来又曾被日本殖民统治。但现在，韩国委实打了一场“文化翻身”的大仗。
“韩流”的强劲，当然有多种因素。从政府到民间，从政策到资金，从影视、音乐、游戏、动漫、演出、广告、出版、卡通形象、创意设计直到传统工艺品、传统服饰等领域，当然，还有著名的美容整形业这长长一系列文化产业的推动推行不遗余力。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文化管制的放松。
冷战结束前，韩国处于两大阵营的“桥头堡”，实行严厉的军人独裁统治，对文化也严加管束，如对电影就实行严格的“检阅制”。韩国学者李旻泰说，在那个阶段，“因为选择反共嘛，剧中甚至不能出现红颜色，哪怕有一个字儿，能让观众联想到共产主义，也不行，要被拿掉”。结果，“那时候的韩国电影没人看，看的净是香港武打片，电视剧也没有好的。独裁时期，有许多文化限制，要想拍电影、电视剧什么的，剧本首先要拿到国家有关部门审查认可了才能拍，审查特别严格”。他回忆说：“上中学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看电影，免费的，为了反共，宣传政府的观点，一点儿意思都没有，主要是教育我们青少年的。”（看了又看：韩国学者谈韩剧，《中国青年报》，2005年10月12日）随着冷战的和缓，民众开始要求对言论、文化的放宽。1984年12月底，韩国军人政府通过第五次电影法改正将被束缚在许可制的电影制作和进口业改变成了注册制，并把“检阅制”改成了“公演伦理委员会审议制”，多少缓解了对电影内容的直接限制。1987年6月，韩国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反政府抗议示威活动，这次抗议虽然没有直接改变韩国军政府统治的现状，但是从1988年开始，言论、文化自由得以大幅放宽，审查制被取消。1988年，投拍前剧本审查一项也被废除，韩国电影也开始涉足之前被禁止的领域，稍稍直面韩国真实社会和历史。
冷战结束，韩国政府也逐渐完成了从军政到民主的转化。1990年，韩国广电业“有限开放”，民营汉城广播公司正式开播，广电业开始形成国有与民营二元结构。1992年12月非军人的金泳三当选为韩国第14届总统，此后历届政府的思想、言论、文化管制越来越少，并制定了文化发展战略，韩国的流行文化开始繁荣。
在这种背景下，电影审查机构“公演伦理委员会”先后将名字改为“韩国公演艺术振兴协议会”和“影像物等级委员会”，并且完全民间化。当然，这种进步也是在反复斗争中取得的。电影导演金东园在1996年和1998年两次因电影被捕。他对中国记者回忆说：“我被抓了两次，一次是1996年，还有一次是1998年。当时在监狱里也没有对我进行什么处罚，也没有缴纳罚金，电影振兴委员会出面调解对我‘从宽处理’。我被抓进去并不是触犯了电影法，而是触犯了社会治安管理法案。”而1998年被捕案直接导致了电影检阅制度的废除：“可以说我们这次被抓直接导致了电影检阅制度的取消。被抓的其实是我的朋友赵成丰，他导演了一部电影《红色》，当时我们正在一个电影节上放映这部影片。这是一部讲述1948年韩国和朝鲜关系的电影，影片对济州岛原住居民遭到屠杀这些历史事件都有反映，其中还包含有支持朝鲜的内容，所以在放映的时候我们因为触犯国家安全法律而被抓了。当时对这个事件进行裁判，最后认为国家采用武力来镇压导演的拍摄是错误的，我们不仅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还让政府意识到取消电影检阅制度放开电影限制的必要性，也就是因为这次事件，国家最终取消了电影检阅制度，用等级制度来取代。”（金东园：1998年，因为我们，取消了电影审查，《南方都市报》，2003年11月9日）“电影检阅制度”取消后以电影等级制度代替，在法律上规定电影分为5个等级：全民可以观看；12岁以上可以观看；15岁以上可以观看；18岁以上可以观看；限制放映。每部电影的等级由民间组成的“影像物等级委员会”进行评级，对色情、恐怖、政治等题材也不再限制。
以分级审查制取代此前的电影检阅制，使电影电视剧题材大大放宽，电影人获得巨大的创作自由，创作空前高涨，为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前提。放宽规制的第二年，就出现了观众人数空前的由姜帝圭导演的电影《生死谍变》。此片上映22天后，打破韩国电影有史以来最卖座纪录；上映57天后，打破《泰坦尼克号》在韩国的电影票房纪录，使得进入韩国电影院看国产电影的观众从原来的15％增加到37％，所以此片被赞为“点燃韩国电影复兴的火炬”。这部“反谍”片情节紧张，悬念不断，节奏紧迫，特技、枪战尤为出色。但最吸引韩国观众的，也是与一般“谍战”片的不同之处，是片中的朝鲜女特工与韩国男特工间的爱情纠葛，凸显出“爱国”与“爱情”间的艰难抉择，表现了人情、人性的复杂面。若在一年前，这种情节根本通不过审查。
受《生死谍变》获成功的鼓舞，姜帝圭于2004年推出战争大片《太极旗飘扬》。这是一部战争大片，但核心观点、价值却是“反战”。生活在韩国汉城的振泰、振锡两兄弟父亲早逝，哥哥振泰每天上街为人修鞋补鞋，勉强度日，最大的希望就是能供养正在读高中、学习成绩优秀的弟弟考上大学。在这个世界上，他最爱的就是弟弟，其次是即将完婚的未婚妻英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原本平静的生活突然被打破，兄弟二人被政府军队抓去当兵，强行押送到与朝鲜军队打仗的前线。残酷无比的战斗使两兄弟大为震惊，为了不让弟弟执行危险的任务，哥哥振泰多次主动承担最危险的任务。后来，他与上司达成协议，只要立功受勋，弟弟就可退伍回家。为了早日立功受勋让弟弟回家，振泰在战斗中像疯了一样拼命打仗，自己死了也在所不惜，终于成为战斗英雄，获得了勋章，但上司并未立即履行协议让弟弟回家。在一次撤退途中，他们路过家乡，兄弟二人抽时间回家看望老母和英顺，不料正说话时，英顺却被韩国政府军警以通敌罪抓去要执行枪毙。原来在他们家乡被朝鲜人民军占领期间，朝军向难民发放食物，但是前提是必须参加欢迎人民军的集会。为了母亲和英顺幼小的弟妹，英顺不得已参加了集会，领回了活命的口粮，因此被视为通敌分子。兄弟二人为救出英顺与抓捕的军警打斗，混乱中英顺还是被军警开枪打死。因此，弟弟振锡被作为叛徒关押到俘虏营，振泰因为曾是立功受勋的英雄，被送交部队处理。振泰受到上司一顿严斥后，再次提出从前的协议，以自己的立功为条件放弟弟回家，但却被严拒。
由于连遭败仗，他们部队仓皇而逃。逃跑前，上司决定烧死包括振锡在内的俘虏和叛徒。振泰情急中以枪相逼，要求放出弟弟，但上司仍坚持放火烧营。大火中振泰冲到俘虏营前想救出振锡，不料此时一发炮弹在身边爆炸，振泰昏了过去。醒后，他认为弟弟已被烧死，于是怀着报杀弟杀妻之仇的决心参加了朝鲜人民军，反过来又像战争狂人一样与韩国政府军作战，成为人民军的战斗英雄。
其实，弟弟振锡并未被烧死，仍在韩国政府军中当兵打仗。一次激烈战斗中，分属敌对阵营的两兄弟终于相遇。当杀红了眼的振泰突然发现自己正在与亲兄弟肉搏，惊讶万分。这时朝鲜人民军增援部队迅速赶来，韩国政府军马上要被歼灭，振泰让弟弟快走，说自己会向韩国政府投降，兄弟二人就能回家团圆了。为了掩护弟弟安全逃跑，已是人民军英勇战士的振泰端起一挺机枪，反过来疯狂地向人民军射去。最后他被人民军击毙，在倒下前的一瞬间看到弟弟已经逃出，安详死去。
对韩国来说，20世纪50年代的战争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卫国战争，但这部电影却从普通百姓的角度彻底解构了这场战争。在这部电影的诠释中，平民百姓本与战争无关，但却是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如英顺只是为一份活命的口粮就被打死。百姓并不关心战争谁胜谁负，振泰、振锡都是被强征入伍，振泰在韩国政府军和人民军中英勇战斗，不是为了国家、为了信仰，只是为了弟弟。为了弟弟，振泰甚至可以在两个政权间反反复复。在这部电影的叙事中，振泰的反复完全符合逻辑、合情合理，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的“背叛”观念。“家”大于“国”、高于“国”，对亲人的爱远远大于、高于对国家的爱和民族的爱……由此，可以看到韩国电影、文化管理的尺度。
结果，这部电影不仅在韩国创造了1174万观影人次的历史票房纪录，而且还冲击了国际影坛，在日本创造了1500万美元的票房纪录，在欧美也引起极大反响。这是韩国电影，也是韩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里程碑。
从“剧中甚至不能出现红颜色”到《太极旗飘扬》的过程，就是滚滚“韩流”从无到有的产生过程。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14年4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