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初秋，我正在福州军区空军当维修飞机的地勤兵，这时传来要“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对这个小道消息虽然大家都十分兴奋，认为早该如此，但又半信半疑。因为尽管人们依然沉浸在粉碎“四人帮”的兴奋喜悦之中，“第二次解放”是当时流传得最广的一句话，真实反映出人们的心声；一大批“文革”前的电影被解禁公映，一些冤、假、错案开始陆续纠正、平反；国家政策开始强调知识、科学、文化和重要性，开始强调要重视业务而反对“空头政治”……但是，“文革”并没有被公开否定，“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两个凡是”仍然居主导地位。高考是“文革”最早被废除的制度之一，也是一直作为“文革”最重要的“新生事物”不容置疑，“反击右倾翻案风”不就是从批判“否定高校教育改革”开始的吗？这一切都不能不让人在满怀期待的同时又深有疑虑。
然而，“形势比人强”，有关部门最后终于正式决定从1977年起恢复高考。虽然作为“小道消息”传播已久，但这一决定还是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应，用“奔走相告”形容毫不为过。在军营，起码在我所在的部队，也引起了强烈反应，或许，这是因为航空机务大队文化水平较高，有许多“文革”中从北航、南航、西北工大、空军工程学院等毕业的大学生吧。我们机务大队的教导员，就是南京航空学院毕业的大学生。
得此消息，我当然也想报考大学，家人也来信希望我能报考。但是，部队毕竟不同于地方，不能随便报考，由于我们部队没有名额，所以无法参加1977年高考。这时我当兵已满三年，便动了退伍考学的念头。
当兵满三年便有了探家的资格，1978年元月探亲回家途中路过我的出生地湖北武汉，我没有到任何风景地游览，而是专门到武汉大学去“看了看”。武大坐落在珞珈山，风景优美，在美如公园的校园里，许多大学生在专心读书、背书。看到已有十余年未见的校园读书情景，更坚定了我争取退伍参加高考的决心。
回到部队后，1978年的退伍工作已经开始，空军机务部队很少有当兵满三年就退伍的，对于我提出退伍要求，领导和战友都大吃一惊，指导员专门找我谈话，说在我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务中队的团支部改选，已经选我当团支部宣传委员，希望我不要退伍。指导员当然是出于好心，但我决心已定，就找了上一级机务大队教导员。这位南航毕业的大学生很理解我，当场表示同意我退伍，同时还顺便问了我几个最基本的数学公式，我说有的没学过有的已经忘了，他一边写下这些公式一边笑着说那你回去后还真要加把劲呢。
由于我是从河南叶县作为“插队知青”当兵的，所以1978年3月复员就回到了离叶县很近的平顶山高压开关厂，在成品车间当车工。我们厂是省“大庆式企业”，在“文革”中其他厂“各种规章制度都无人遵守，工人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来了也不怎么干活”时，我们厂都严守各种规章制度，现在要求自然更严。对想考大学的青年工人，厂里全都同意（当时报考大学必须经单位政审同意，足见当时所有人都是“单位人”），但不给假复习。原来，我们厂领导一直非常开明，非常支持工人考大学，所以在77级高考时给所有报考人员放了半个月带薪假。但有非常大一批人报了名却根本不去考试，原来是为了“骗假”。当时的报名费是五角钱，用他们的话来说，是“花五毛钱买半个月假，真值”。无奈之中，厂领导只得规定所有人以后都不再给假。
当然，也有人开出假的病假条复习，但可能是在部队养成的遵守纪律的习惯，我是一天假都没有请。“紧车工慢钳工”，在流水线上的车工几乎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我的师傅是省级劳模，每天提前二十几分钟上班，我不得不比他来得更早擦床、加油，做准备工作；他每天推迟半个小时下班，我必须比他再晚走十几分钟，打扫床子和周围卫生。回到家后，已是筋疲力尽，晚饭后还要复习到深夜。午饭后有几十分钟的休息时间，我就躺在机床旁边的长条凳上背书，有几次竟然熟睡过去，上班时车间机器轰鸣面对面说话都听不清，但却一点没吵醒我，实在是太困了。师傅肯定知道我的辛苦，也不喊醒我，几次都是车间主任把我推醒，醒后怪不好意思的。有一天深夜，在家复习到很晚才睡，但睡梦中突然被呛醒，醒来一看原来是毛巾被掉到地上被蚊香点着了，好在还未燃成大火，但堆放书、纸的小屋已是浓烟滚滚，好不危险！
那个年代学过外语的人不多，我连英文的26个字母都认不全。有关部门当然了解这种情况，所以77—78级大学考试时外语只作为参考分，不计总分，可考可不考，我报名当然选择的是不考外语。但有天一位也准备参加高考的工友告诉我，他得到消息，如果不参加英语考试就无资格上重点大学，只要参加考试，哪怕是零分，也可以上重点大学。经他这么一说，我赶紧跑到高招办，改为“考英语”（后来证明此消息不确，根本无此规定，许多不考英语者同样上了重点大学）。作为参考分的英语考试安排在最后一天的下午，在前一天的晚上，为了有所准备，我找到一位英语老师，让他把“紧跟华主席，进行新长征”和“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两句当时最流行的“政治话语”翻译成英语，背了又背。当时“文革”结束不久，我想总会有这类政治性句子。但事实证明我判断错误，拿到试卷怎么也找不到这两句话。英语试卷我一句都看不懂，但好在多是选择题，我就乱选一气。由于英语只是参考分，所以监考也就不严格，我的同桌看来会一点儿英语，在试卷上写了不少，周围的人都抄他的卷子。我也抄了几句，但是抄的是什么，完全不知道。不是他的英语也很差就是我抄都抄错了，因为我的英语总共才得了14分。
由于小学还没毕业“文革”就爆发了，又早早下乡，所以基本没学过数理化，只能报文科。分数下来，我的总分355.4分，到了重点分数线。这时我父亲却劝我今年别上大学了，说你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就能考得这样好，不如现在开始好好补习数理化，明年再重考，报理工科，上一所理工科大学。他是20世纪40年代学建筑的大学生，不仅相信科学救国，而且认定只有科学、技术才是真学问、真本事。虽然在他的教育下我小时的理想是当科学家、工程师，但经过“文革”我知道自己的兴趣、知识储备全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所以坚持一定今年上大学，而且是文科。
当时是先公布分数，后填志愿。但选报什么专业，我却十分犯愁。当时我对哲学和文学创作都非常感兴趣。这些年“冒险”阅读了大量哲学、文学著作，因为许多书都被列为禁书。思来想去，最后还是“文学创作”稍稍压倒了“哲学”。但是，我们这代人深受高尔基的影响，认为搞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是社会阅历而不是大学课堂，“社会”“人间”就是“我的大学”；再加上十几岁就下乡，出去修水库、打小工、扒火车……后又在江西、福建当兵，总之，在社会上闯荡惯了，还是想过一种紧贴社会的生活。所以报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专业，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当时考古还是历史学下的“二级学科”）。许多人劝我说考古专业太苦，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在野外，殊不知我喜欢的就是它大多数时间在野外。当时我的如意算盘只是把考古专业作为一个仍能在社会闯荡的媒介，为自己的文学创作积累素材、增加社会阅历。如果学理工科，那我一定会选报地质专业，并不是喜欢这个专业，而是喜欢这个专业在大自然、在社会中跑来跑去，能成就我的“作家梦”。但没想到当时考古专业的分数非常之高，所以把我录取为历史系历史专业。就这样，我既没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也没走上“哲学研究”之路，而是“阴错阳差”地走上了“历史研究”之路。
当时并未否定“文革”，占主导地位的仍是“两个凡是”，然而却能否定“推荐制”而恢复“文革”前的考试制，并得到全社会的衷心拥护，说明了“推荐制”极端不合理、不得人心。因为“推荐制”实际上成为“走后门”的同义词，这种巨大的不公，已到人神共愤的程度。所以在“文革”中无论“文革派”怎样以“否定新生事物”“攻击文革”这种罪可入狱的大帽子吓唬人，却依然挡不住人们的种种不满。这种不满和愤怒，伟大领袖肯定也有所耳闻，但却层层传达了他老人家仍为“推荐制”辩护的“最高指示”：走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走前门进来的，也有坏人嘛！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或还能想起这句当时迅速传达的“语录”吧。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制度。一个只有效率而没有公平的制度，当然不是好制度；一个只有公平而没有效率的制度，同样也不是好制度；而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的制度，则是最差的制度。“推荐制”，就是这种既没有公平也没有效率的最差制度。
1978年是我们国家命运发生重大变化、转折的一年，也是我个人命运发生重要变化、转折的一年：前三个月我是解放军战士，中间五个月是工人，最后四个月成了大学生。其实，这一年千千万万人的命运都像我一样发生了重大转变，许多“知青”终于返城了，许多“右派”平反了，许多冤、假、错案纠正了……个人命运与时代命运如此紧密相连，在这一年表现得最为明显。
（摘自本人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