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曾任国防部长、北京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成员的迟浩田将军回忆，有位中央领导人率领中央慰问团到灾区，说：“外国人想来中国，想给援助，我们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不着别人插手，用不着别人支援我们！”
汶川地震，举世同悲。灾害无情人有情，如果将“文革”时期三次抗震救灾与这次汶川抗震救灾略作对比，不难看出政府执政观念、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与进步，因为面对突发性事件、灾难，往往最能反映一个社会、时代的特点。
“文革”时期的三次大地震，将那个时代的特点暴露无遗。
1966年，邢台地震
1966年3月8日河北邢台发生地震。3月1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关于邢台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3月11日的《人民日报》头版报道了邢台发生地震的消息，标题是《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大力救灾》；据3月12日《人民日报》报道，由中共中央委员、内务部长曾山率领的中央慰问团，10日分成五路到达地震中心地带，对灾区人民进行亲切慰问。以后，又陆续报道抗震救灾情况。但对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往灾区慰问视察，当时却并未公开报道。
当时的报道，已开始显示“文革”特点，强调“突出政治”、强调“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就一定能战胜灾害，等等。3月14日《人民日报》一篇题为《天津上海支援邢台地震区》的报道，必须加上“以深厚的阶级感情关怀受灾人民”这个副标题。因为，当时特别强调阶级，反对、批判抽象、普遍的“人”，强调对“阶级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不能提“爱心”，只能提“阶级情”。
但此时毕竟只是“文革”的序幕阶段，针对那种畸形的“突出政治”，周恩来批示赴邢台“救灾宣传”的解放军某部：“一个月救灾宣传工作，要同时帮群众搞生产，在春耕春播、追肥浇水间隙中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以致延误农时。”如果对当时的背景缺乏了解，则很难理解周恩来此“批示”之不易。此时中央已开始提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一定要保证政治学习的时间”，而且罗瑞卿被打倒的一大“罪状”就是在军队搞“大比武”、反对空头政治。周恩来仍“批示”前去专门做宣传工作的解放军要在生产的间隙进行宣传教育、“决不要停止生产来参加学习”，是有相当风险的。
虽然电台和报纸对邢台地震的报道时断时续，并很少上“头版”，但毕竟时有报道，还是起了相当的动员作用，一时全国支援邢台灾区蔚然成风，甚至有六十多名藏民星夜兼程，从遥远的西藏高原送来了两百四十匹良马！
1970年，通海地震
1970年，“文革”仍处高潮，1月5日，云南通海发生7.8级大地震。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消息，标题为《毛主席林副主席亲切关怀受灾人民，当地军民信心百倍地进行抗灾斗争》。这则消息只是笼统地说“我国云南省昆明以南地区发生了一次七级地震”，没有地震发生具体地点，对灾情只字不提，而且将震级调低为“七级”。邢台地震时，新华社消息的标题主语是“党和政府”，此时的标题主语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标题的主语之变，也从一侧面反映“文革”的个人崇拜。以后，《人民日报》便再也没有登载有关通海地震的消息。因此，当时通海地震几乎不为全国人民所知。新华社这则消息，也是外国有关机构测得地震、作出报道或询问后，周恩来在外交部上报的有关材料上批示要由新华社发一简要消息，以便回答各方好意的询问，才不得不发。在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关于派团前往灾区慰问、救灾的电报上，周恩来批示：“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鼓舞士气，加强医疗（五十余人少了，四川可派出得力医疗队二百人，并带药、械），自力更生，重建家园。”此时已是“文革”高潮，他的批示也不能不首先说“重点应放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然后才是增派医疗人员的具体指示。
1月9日的《云南日报》的头版头条是《人民日报》并未刊登的中共中央慰问电，但通栏黑体大标题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亲切关怀我省灾区人民》，当时突出的不能不是“个人”，同版还刊登了新华社消息。以后断断续续有关于地震的报道，但版面位置并不重要、突出，突出的仍是诸如“清理阶级队伍”“镇雄县各族人民家家有《毛泽东选集》”“彻底批判反动影片《五朵金花》”，等等。而不多的救灾报道，也充满了这样的“话语”：“千条万条，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灾区革命人民的头脑是第一条。地震发生后，省革命委员会派专车专人，星夜兼程把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金光闪闪的毛主席画像送到了灾区群众手中。还组织了许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灾区群众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2000年1月，云南通海县举行大地震三十周年祭集会，回顾那场惨痛的劫难，并在事隔三十年之后首次在正式场合披露了地震中的死伤人数和财产损失情况，通海地震这才广为人知。尤其应当感谢的是云南通海县作家杨家荣，在《大劫难的回眸：通海七点八级大地震三十周年祭》一文中，杨家荣详述了当时的种种情景，许多举措确令后人难以置信。在灾民最缺乏食品、衣物和临时住房的时候，灾区向国家提出三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秘书组1月9日电话通知：不搞捐献活动，已捐献的物品全部退回，集体的退给集体，个人的退给个人。源源而来的是各种“精神食粮”：数十万册“红宝书”、数十万枚毛主席像章和14万封慰问信，与邢台地震时全国各地捐钱捐物形成鲜明对照。时代、社会的荒诞，于此可见一斑。
杨家荣曾采访多位指挥通海抗震救灾领导人，询问当时伤亡具体情况。一位昆明军区原领导人对他说：当时“关于死了多少人，是绝对不能问的，谁问谁犯错误，只能按照地震波及面积派兵抢险”。作为抗震救灾的核心指挥人员，他自己也不知道具体伤亡情况。事实上，直到“文革”结束后数年，1982年民政部委托云南省民政局调查统计此次地震死亡人数，才得到了15621人死亡的准确数字。
1976年，唐山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河北重要的工业城市唐山发生强烈地震。地震发生第二天，《人民日报》采用新华社通稿对这一灾难进行报道，其标题为《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这则权威报道全文的重点是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如何关怀灾区人民、如何带领灾区人民抗震救灾，等等。对灾情只用“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这样轻描淡写的话一笔带过。长期以来，灾害的破坏程度、伤亡人数、影响范围等不仅讳莫如深，而且属于国家机密。且看随后几天《人民日报》的重要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