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的1975年，我离开插队几年的农村，来到空军航空兵某部队当兵。我当的是地勤兵，为特设分队的“航空电器员”，维修歼—6飞机的电器设备。地勤部队有个特点，就是干部多、老兵多。干部如机械师、无线电师、军械师、特设师，再加上正副“长”、“指导员”等，几乎要占1/3。这些干部，有的已有近二十年的军龄；一些技术好的老兵，也有近十年的军龄。
这些老干部、老兵，见多识广，自然时时闲谈起在部队的种种经历。他们经常谈及的，是“文革”高潮时的部队许多荒诞好笑的“怪现象”。据他们说，部队一度曾规定列队不许喊“向右看齐”，只能喊“向左看齐”；检查飞机无线电频道时，要两人在不同的飞机上检查联络，以前的规定是，检查好一个频道转到下一个时彼此说“下一个”，而此时的规定只能说“前进”；当时部队装备的还是比较落后的歼—5飞机，在发动机点火发动、机械师或飞行员在座舱按下按钮时要喊“点火了”，机械员必须在飞机尾部查看燃烧室点火是否成功，如果成功就喊“成功了”，座舱里的人就可推油门继续发动；如果不成功必须喊“不成功”，因为如果点火不成功而推油门，很可能会烧坏发动机。而在“文革”高潮时，规定开始点火时座舱端不能喊“点火了”，必须改喊“打倒刘少奇”，如果点火成功，机尾端的应答是“打倒了”；如果不成功，则回答说“继续打倒刘少奇”。有一次，点火不成功，站在机尾的机械员是个新兵，一时紧张，竟连连喊道：“打不倒刘少奇”。这虽是一个“政治事故”，但我们部队领导还颇开明，查明情况后，并未给这位机械员任何处分，只是要他写检查了事。
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可能想象不到那个时代的荒谬和疯狂能到这种程度，或许以为这只是“个别”。其实，这并不是我所在部队的特例，而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当时“各自为政”，各种荒唐规定五花八门。李瑞环回忆说：“许多事情，今天看来非常的离奇、荒谬、可笑。有个人被打为‘反革命分子’，理由是他擦屁股的报纸上有领导人的名字。当时做早操要喊口号，一些地方规定，听到向左转的口令要喊‘毛主席万岁’，听到向右转的口令要喊‘打倒刘少奇’，有人喊错了，就成了现行反革命。”（李瑞环：《学哲学，用哲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8页）一位国营大厂退休工会主席回忆：“那个年代”自己当兵时的情况说：“我们部队还有更邪的呢，喊‘齐步——走’的时候，我们都得喊‘紧跟毛主席，永远向前进！’，很有节奏的。还有一段时间，不能喊‘向右转’，因为‘右’就是不革命、反革命。如果非得向右转怎么办？那就喊：‘向左——转！’‘向左——转！’‘向左——转！’，转三次才能转到位置。”（郭晓慧：《对话：“关于‘老三篇’和‘红宝书’”》，《大学人文》第一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
《人民日报》著名记者金凤，甚至因反对这种荒诞而入狱五年。金凤的丈夫赵宝桐是抗美援朝时的飞行员、战斗英雄，此时是航空兵某部队领导，因此，金凤对这种“荒诞”将造成严重危害的认识更加清楚。她回忆说，自己1967年秋天到上海采访时，“驻上海的空四军宣传处长来看我，请我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当时，这样的会很多，很难见报，我不想去。不料，那位处长语出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我问：‘什么意思？’回答是：‘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我听了大吃一惊。当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已经耽误时间，如果指挥飞行时，指挥员和飞行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行术语，飞机飞行速度极高，指挥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行员反应不过来，非出飞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内心非常反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开反对，只派了一名年轻记者去参加会议，也没写什么报道。”她知道“不能公开反对”，但作为内参记者，本可“参他一本”，不过她深知此中利害，也未敢“内参”。
然而，她终有忍不住的时候。“1968年1月，军委空军召开空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请《人民日报》记者参加。说参加者每人将发一套精装‘毛选’和100个毛主席纪念章。我听了很生气。我知道当时有句话：‘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其实，空军一直很‘左’。他们动用大批国防器材，铝甚至黄金、白银制作纪念章，有的纪念章比银元还大，有的人甚至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里……江青送几个芒果给空军，说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头顶芒果，站在火车里几小时送到基层供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金凤终于“忍不住”写了“内参”，“向中央反映空军学习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行，弄不好将发生重大事故；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合勤俭建军原则；空军有骄、娇二气”。这个“内参”转到了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手中，因此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由于金凤当年是在上海、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地下党员，这时被说成是“中统”特务。1968年，她被押解到北京卫戍区，关在单人牢房，与世隔绝，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直到1973年6月，关了5年1个月后，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才被释放，回到人民日报社，恢复了工作。（金凤：《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
军队的性质必然要求各种信号和号令要高度简明、严格、科学、统一，不然就会有灾难性后果。当军队的信号、号令都可如此“恶搞”时，社会被“恶搞”到什么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体制荒诞如此，亦非一日之功，而是一点点“累积”而成。1959年开始批判彭德怀主张“正规化”的“修正主义建军路线”，一再强调要“突出政治”。1965年底，开始批判罗瑞卿1964年搞的“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军事冲击政治”，部队与地方先后传达了“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的“最高指示”。到了“文革”，“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成为最权威的口号、纲领。为了表示对“突出政治”不是“阳奉阴违”，各地各单位竞相“攀比”，“突出政治”的各种形式便不断翻新、层出不穷，稍有异议者即无好下场。金凤那时是《人民日报》当红记者，有这种特殊身份尚“不能公开反对”，只能写“内参”且还入狱数年，遑论他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因为投上所好必有好处，哪怕表现过分，起码于己无害；万一“不足”，不仅于己“无利”，而且很可能“有害”。这种体制，不能不日趋荒诞而无人敢止。一个体制若不能容许不同意见的表达，不能听取不同声音，必然会“一意孤行”到荒诞地步，只有造成灾难性后果才会“迷途知返”。这时，代价可就太大了。
（发表于《经济观察报》，2008年7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