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已整整六十年了。这次“院系调整”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至深且巨，直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盘”仍为六十年前的“格式化”所决定，当然有发展、变化，但并无实质性改变。六十年前定下的这种格局，与今天的社会发展、社会转型已经严重不适，因此人们对教育体制的不满、批评、指责，甚至愤怒越来越严重、强烈，这一切都说明，现在已到高等教育体制、结构“重新格式化”的时候了。
1952年的院系调整看似突然，其实有深刻的政治、社会、思想的远因。中国的高等院校与现代中小学、职业学校等“现代教育制度”一样，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因此新中国成立前大学的学制、院系组织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育理念等均仿照西方大学，大学教授与领导也大都具有在西方留学的经历。不仅如此，大学有国立、私立还有外国教会办的大学。然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教育等上层建筑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西方的大学体制当属“资产阶级性质”，因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了一套与西方不同的高等教育体系。以苏联为楷模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如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提出了批判帝国主义文化：“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他更明确说道：“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这两篇文章当时影响甚大，甚至得到不少并不完全赞同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好评，不过当时可能很少人能将其与中国共产党今后具体的文化（包括教育）政策联系起来，认为只是一种抽象的原则。
新中国的成立并非一种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简单的政权更迭，更是一种社会结构“天翻地覆”的改造，“全能型”统治模式建立。在这种模式中，“国家”管理、掌控一切，“社会”不复存。社会职业被简化为工人、农民、干部。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只能是国家行政机构中的一部分，教师、医生、工程师等都属“干部”。因此，将被视为旧文化、受“帝国主义”影响最重的大学（教会大学更是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统统改造成国家政权机构重要组成部分，将大学教师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党的“干部”就是必然的了。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专门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国家大法”为院系调整提供了法理依据，也表明了这种调整要偏重工科、农科。所以，新中国刚刚成立实际就开始了院系调整。1949年底，教育部召开了为新中国教育“定调”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强调“新中国的教育应该是反映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按照“专政、斗争工具论”，会议着重讨论了改造旧教育、建立新教育的问题，提出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就在1949年底，百废待兴，万事待举，南方尤其是大西南的军事行动尚未结束之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就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开院系调整的先声，亦可看出执政者对院系调整之重视、之急切。
1950年6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教育部明确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要在统一的方针下，调整全国公私立高等学校和某些科系，以便更好地配合国家建设的需要。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学校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根据国家建设规划，将公私立高等学校通盘规划，同类系科归并或组建成专门学院；集中人力财力，扩大工科、师范和综合大学理科的规模，加快发展速度。具体步骤是：由工业院系的调整进而到对其他院系的调整；从学院的调整进而到对科系的调整；从重点地区、重点院校的调整进而到对高等学校的全面调整。其精神实质是将旧大学“抽象”“广博”的模式改造成“具体”“专业”模式，将“通才教育”改造成“专才教育”。这次会议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和其他一系列法令法规特别强调了教育部负有领导全国大学的责任，并为院系调整提供了具体指导和法令、政策基础。
院系调整不仅是教育直接为经济服务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教育作为“专政、斗争工具”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需要。1951年5月，毛泽东在《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中强调要“采用整风方式，对留用人员和新吸收的知识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对学校尤其是大学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组织清理的目的、方法和步骤。教师要人人“过关”，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经历的第一次“急风暴雨”式的运动。通过“组织清理”，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
与“思想改造”“组织清理”几乎同时，1951年11月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召开，揭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的序幕。1952年5月，教育部制定了《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草案），7月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有计划、有步骤的院系调整。这次调整是根据苏联大学体制，以建设单科性专门学院为主，削减原有的综合性大学，取消大学中的学院建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到1952年底，全国3/4的院校完成了调整。调整前占全国高校总数近30％的六十余所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教会学校如燕京、辅仁、齐鲁、东吴、圣约翰、之江、震旦等全被撤销、解散，并入其他学校）。曾居现代大学体系中的综合性院校大幅度减少，由调整前的近50所减为14所。从学科上看，工科大大加强，文科严重削弱，社会学被取消，法学、商科也大大受损。从地域上看，东北、西北的高等教育得到改善，但原本高等教育十分发达的北京、上海、武汉等也进一步加强。
院系调整结束后，1953年专门成立了高等教育部，国家对高校的党、政、财、考试、招生、分配、教材、教学过程等都实行了全面控制。到1955年4月止，全国性的专业统一教学计划基本照搬苏联的相关专业教学计划，相当多的课程按规定直接采用苏联教材。
这次以高度行政化为手段的调整，使原来的多元办学主体改变为一元办学，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的办学模式，大学丧失了办学、教学和学术的独立自主性，严重束缚了学者的创造性。这次调整使大学由“通才教育”变为“专才教育”，文、理、工分割，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幅度减少，培养出来的学生越来越“工具化”。这次调整最终完成了大学成为一个整体性全能社会中行政系统中的一个“行政单位”，现在被人诟病甚深的“官本位”，其实是这种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这次调整大学是“专政、斗争工具论”的实践，反过来又强化了大学的“工具论”，大学已不是自由探求真理、研讨学问的精神学园，所以，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大学都首当其冲，成为激烈的“阶级斗争”阵地。
（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2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