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说我们看到对方时是不是高兴得不得了。我父亲正在冲速溶咖啡，但他一看到我醒来，就放下了咖啡罐，轻轻地打了个口哨。
我点点头。我走下楼，脚肿得老高，左胳膊都抬不到我脑袋那么高了，胸腔里冰凉。我眼睛的周围可能都是黑圈。
但道奇的样子更使我吃惊。他脑袋上几乎连一根头发也没有了，瘦了许多，脸上有块红斑，它使我想到风口上的一堆火。我一眼就看出他可能得了一种怪病，正在进行化学治疗。我猜，他可能早已习惯旁人嫌恶的眼神，因为他说：“啊，我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哪儿有病？”
他比划了一下，意思是说既不是这儿也不是那儿。
“谢谢你给我打了个电报。”我说。
“孩子，如果你有别人不会把你怎样的事，你就别讲。”他看上去很虚弱，就是说，他看上去并不精力过人。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不舒服。
“你在进行化学治疗吗？”
“几天前就停了。恶心真叫人受不了。”他向前迈了几步，轻轻拥抱了我一下，不太紧，好像怕传染似的。
“我听到个笑话，”他说，“这家犹太人在医院门厅里等着。医生朝他们走了过来。这小子很有钱，嗓音洪亮，说起话喳喳的，像佬一样。”我父亲有时就像他以前提醒我母亲那样提醒我：根是扎在地狱的厨房里的，你他妈的就是该死。他假充内行的样子总是与众不同，发音时总是随意地把“鸟”发成“佬”。
他接着讲下去。“‘我给你们带来了，’医生说，‘好消息跟坏消息。坏消息是你父亲得了不治之症。好消息是他的病不是癌症。’那家人异口同声地说，‘谢天谢地。’”
我们一块笑了起来。等我们重新平静下来，他递给我一杯没喝的咖啡，自己又冲了一杯。“我们也有坏消息。”他说。
“不治之症？”
“蒂姆，谁他妈说得准呢？有时，我想一得上我就知道了。如果我真知道病因的话，我可能就会找到治病的方法。告诉你，我恨透了医生开的那些药片。我吃药时又恨我自己。”
“那你睡眠情况怎么样？”
“我觉一直很轻。”他说。然后，他点点头。“孩子，我除了半夜三更而外，什么都对付得了。”这句话对他来说可真够文雅的了。他马上闭住嘴。“你出了什么事？”他问道。
我不知不觉地把路旁那一仗对他讲了一遍。
“你把那条狗丢在哪儿啦？”他问。
“埋在院子里。”
“在你睡觉以前？”
“是的。”
“有教养。”
整个早晨我们都待在厨房里。我煎完几个鸡蛋后，我们试图到起居室坐坐，但帕蒂的家具并不是替老码头工准备的。不一会儿，我们又回到厨房。屋外又是一个灰蒙蒙的天。他通过窗户朝外看，不由得哆嗦起来。
“你怎么喜欢这个鬼地方？”他说，“就跟爱尔兰冬季的后海岸一样。”
“不，我喜欢它。”我告诉他。
“真的？”
“我是在被踢出埃克塞特后才头一次到这儿来的。想没想起来，咱俩都喝醉了？”
“那还能忘了吗？”看到他笑了我感到很高兴。
“那天早晨，你回纽约，我决定到这儿来过夏天。那以前我所说过这个镇子。我一到这儿就不想走了。到这儿一个星期后，有天晚上，我到公路边上一家舞厅去玩。那儿有个长得很漂亮的姑娘，我一直盯着她。但我并没凑上去。她和她自己那帮人在一起，正跳舞呢。我只是在看。快结束时，我鼓足勇气，走下舞池，来到她身旁，直勾勾地瞅着她眼睛，她也看着我。我们俩一起走出门去。操他娘的，跟她在一块的那帮小子连扁屁都没放。所以，我们俩穿过公路，来到林子里，躺在一起，道奇，我和她发生了性关系。我想从我走到她跟前到和她性交仅有六分钟光景。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比我以前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深刻。”
我讲的这些可把他给乐坏了。他习惯地伸出手去拿波旁酒酒杯，但发现酒杯不在那儿。“所以，来这个地方是你的运气。”他说。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
“你现在怎么样？”他问道，“用铁箍把流氓打了一顿，你看上去并不很高兴。你是怕他回来？”一想到斯都迪可能会决定回来，他的眼睛里现出了喜悦的神色。
“有许多事可说，”我说，“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全都倒出来。”
“和你的妻子有关？”
“有一些。”
“我说，如果我再活上十年的话，我什么也不说，可是，因为我不能，我得告诉你。我相信，你娶了个不该娶的娘们儿。该娶的是玛蒂琳。她可能是只复仇的珍珠鸟，但我喜欢她。她漂亮，她纤巧。”
“这是你的祝福吗？”
“多少年来，我心里装了许多事一直没说。这可能会引起内部腐烂。那位喳喳叫的佬说，癌症的一个病因就是恶劣的环境。”
“你想告诉我些什么？”
“娶有钱女人的那个小子会自食其果的。”
“从前我还认为你喜欢帕蒂呢。”以前他们喜欢在一块喝酒。
“我喜欢她的聪明劲儿。如果其他的乡下佬都像她那样有胆量，那他们可以主宰世界了。但我并不喜欢她对你做的那些事。有些女人应该穿件T字领衫，前胸印上：‘过来转转。我会让你变成搞同性恋的人。’”
“谢谢。”
“我说，蒂姆——这不过是一种修辞。不涉及个人。”
“你过去总为我操心，是吧？”
“你妈太文弱。她把你给惯坏了。是的，”他说，冰蓝色的眼睛看着我，“我为你担心。”
“也许，你用不着。我在监狱蹲了三年，从没栽过跟头。他们管我叫‘铁下巴’。我从来不玩男人那玩意儿。”
“干得不赖。我以前总琢磨这种事。”
“我说，道奇，”我说，“那好处在哪儿呢？你感到我自以为是个男子汉？我并没那样。我在保护什么？你是个保守的狂热宗教教徒。你会把所有的男性同性恋者都关在集中营里，其中包括你儿子，如果他也搞同性恋的话。就是因为你们幸运，出生时手里拿着老虎卵子。”
“咱俩喝点什么吧。你胃口不大好。”
“你喝酒还行吗？”
他用手比划一下。“只是偶尔喝点儿。”
我拿出两个玻璃杯，倒上波旁威士忌。他又往酒里倒了很多水。如果没有别的根据，这足可以证明他有病了。
“你误解了我，”他说，“你认为二十五年来我一直独自待在摆好家具的屋里，什么都不想吗？我也想跟上形势，我年轻时，如果你是男性同性恋，那你就该死了。甚至问都不用问。你是地狱的差使。现在人们发起了同性恋者革命。我看着他们。他们到处都是。”
“嗯，这我知道。”我说。
“哈，哈。”他说，用手指了指我。很明显，酒刚一下肚就像天使那样让他兴奋起来，“我儿子赢了。”
“善于跳舞。”我说。
“我记得，”他说，“科斯特洛，对吗？”
“不错。”
“我肯定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说，“六个月前，他们叫我别再喝酒，再喝就没命了。所以，我戒酒了。现在，我一睡觉，精灵们就从房子的木建部分钻出来，围着我的床转圈玩。然后，他们教我跳舞，整整跳了一宿。”他咳嗽起来，咳嗽声里夹杂着肺里发出的空洞声。他本想笑的，可笑一下子变成了咳嗽。“硬汉不跳舞，我告诉他们。‘喂，虔诚的信徒，’精灵们回答说，‘不停地跳呀。’”他盯着酒杯里的波旁威士忌，好像酒里藏有精灵的家族。他叹了口气。“我的病让我不那么一心一意地信教了，”他说，“我想了想同性恋的事，你知道我相信什么啦？他们有一半人是有勇气的。对于软弱无能的人来说，做男性同性恋者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再不，他们就娶个小耗子，胆小得都不敢搞女性同性恋。然后他们双双成了精神分析家，养了一帮会玩电子游戏的聪明伶俐的小家伙。搞搞同性恋，我说，如果你是个胆小鬼的话。举办一次同性恋宴会。我谴责的是那些不搞同性恋的人。他们是男的，但没胆量。你是个男子汉，蒂姆。你是我身子的一部分。你有优越的条件。”
“我以前从没听你说过这么多。我这辈子从没听过。”
“那是因为咱俩都是陌生人。”
“你今天看上去可真像陌生人。”我说。这是真的。他大脑袋顶上浓密的白发不见了，以前他的头发很白，就像象牙和奶油一样。可现在，只剩下一个大大的秃顶了。他看上去更像一个俄国将军，而不是爱尔兰侍者的形象。
“我想现在和你谈谈，”他说，“我可能是显得过于近乎了，但在弗兰基·弗里洛德的葬礼上我就是这样表露的：蒂姆是我的一切。”
我很感动。有时一连几个月，有时要隔上半年，我们才通一次话。但我们关系看上去仍然很好。我希望这样。现在，他证实了这一点。
“是的，”他说，“我今早起来很早，借来寡妇的车。一路上我在想，这次我一定要面对面地把心里话告诉你。我不想在你不知道我对你的关心之前死掉。”
我感到很窘迫，所以我顺着他的话头说下去。刚才他提到“寡妇的车”。“你和弗里洛德的妻子私通过吗？”我问道。
父亲看上去很腼腆，这可不常见。“最近没有。”他说。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和你朋友的妻子！”
“过去十年里，弗兰基整天喝得迷迷糊糊的。他那个玩意儿不听使唤，他对他老婆也不感兴趣。”
“朋友的妻子？”我以我们家特有的方式笑了笑，男高音。
“只有一两次。她需要它。我只是因为可怜她才干的。”
我笑得眼泪都流下来了。“我不知道现在谁在吻她。”我唱道。让你父亲守自己的灵简直好极了。突然，我感到想要哭。
“孩子，你是对的，”他说，“我希望，并且祈祷，弗兰基从来就不知道这件事。”他看了看墙壁，“等你年纪大了些，你就会感到好像有什么事办错了。你待在盒子里，而且盒子的四壁不断地往里收。所以你就要做你以前没有做的事。”
“多久以前你就知道你有病了？”
“四十五年前，我在圣·文森特医院住院时。”
“要是当时真得了癌症，而且又没有症状，这时间可太长了。”
“没一个医生能确诊。”他说，“让我看，这是有两个开关的疾病的回路。”
“你这是什么意思？”
“在这种怪病发作之前，发生了两件可怕的事。第一件是扳上扳机；第二件是开火。我带着扳上的扳机游荡了四十五年了。”
“是不是因为你自从中了枪弹后，就没能恢复过来？”
“不对。因为我的卵子早就给打掉了。”
“你？你在说些什么呀？”
“蒂姆，当时我停下来，感到鞋里面全是血，圣·文森特医院就在我眼前。我本应该去追朝我开枪的那个坏种。但当我看见医院时胆子就小了。”
“我的天，你已经追了他六个街区远了。”
“这不算多。我当时身体很棒。在我停住脚时，考验我的时刻到了。我没勇气再追他了，我没勇气。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会有什么东西叫他摔倒的。我没坚持到底。相反，倒停了下来。这时，我清楚地听见我脑袋里有人在对我说话。我承认，这是上帝或超人在第一次对我说话。这个声音说，‘你胆怯了，孩子。这是真正的考验。追到底。’可是，我走进了圣·文森特医院，抓住了那个勤杂工的衣领。我正想对那个穿白衣服的小子不客气，忽然感到通往癌症电路的第一个开关打开了。”
“你疯了。”
他喝了一大口加水波旁威士忌。“我倒希望我真疯了。那样，我就不会得癌了。对这个我可有研究，我告诉你。如果想找，你可以找到一些从没公开的统计数字。精神病院里的精神病人得癌症的可能性常常是普通人的一半。我这样分析：不是你肉体变疯，就是你精神变疯。癌症是医治精神病的良药。精神病是治疗癌症的妙方。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对付它们有多艰难。我一生的经历告诉我。我没有任何借口。”
我没吱声，不和他争辩了。我很难对他这番话做出判断。他对我的热情为什么似乎总是先来自冰雪覆盖的田野那儿？我可能曾是道格拉斯·马登体内的一粒种子，但那是当他再也瞧不起自己肉体时他体内的种子。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一粒有瑕疵的种子。我昔日的创伤，已被埋在了心里，早已不碰的创伤隐隐作痛。怪不得父亲总是对我冷冰冰的。这在向我暗示：在以后的日子里——如果我能活下去的话——一想到这次交谈我会气得直哆嗦。
但尽管如此，我还是爱我父亲，一种该死的爱。他在我了解他的过程中蒙上了长长的阴影。
我再次感觉到一种巨大的恐惧，因为现在我又一次认为是我杀了那两个女人。过去几年里，有无数次了，我真想用空拳狠狠地揍帕蒂·拉伦一顿。但每次我都忍住了，每忍一次我都感到我就要得病。不是这样吗？是的，就像我父亲那样，我一直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我又想到了那个促使我爬上高塔的念头。那天晚上，我是否希望阻止把第一个开关关上？
这时，我感到，我得对大麦克说实话。得把杀死两个人和藏在房子底下那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的塑料袋的事统统讲给他听。我再也忍不住了。但我没骨气直截了当地把这些告诉他，相反，我要给他下点毛毛雨。
“你信不信宿命论？”我问他。
“噢，”他回答说，“什么宿命论？”换个话题让他感到很高兴。我父亲在酒吧里工作多年，培养得对任何问题都不吃惊，即使你提到的问题大得没边儿。
“就说足球赛吧，”我说，“上帝能不能找出个能赢的球队？”
显而易见，道奇与这个问题打了一辈子交道。这从他的眼神里便可以看出，他正在想是不是该把这有用的知识泄露出去。然后，他点点头，“我想，如果上帝赌球赛的话，他赢的比率是百分之八十。”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