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生所忽
汉代刘向在《说苑》中说：“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祸患的发生大多是因为事情初期的怠惰和松懈。就好像有人患病一样，开始病情轻微，对身体好像没多大影响，就自以为体质好能抵御得了，因而抱着无大碍的心理，结果往往因为延误了治疗而酿成重病甚至丧身，后悔时已经迟了。“有病早治，无病防身”这句话也可以运用到日常工作和事业经营管理上去。
怠惰松懈、马虎随意，或焦躁厌烦、急功近利等，都可能导致对细微问题的忽视，或是不能觉察，或是有所觉察而认为无所谓，都因一念之疏忽造成了事情的恶化，而后果严重时又惊慌失措，以至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种教训在日常生活中可说是屡见不鲜而且很深刻的。
现实生活中的小人如没有过人的才能，就无以为乱国家，如他们的才能肯为国家重用，尚可容于君子。但是，他们往往不知天高地厚，唯恐天下不乱，一旦有机会，就会跳出来，蛊惑人心，兴风作浪，是国家的不安定因素。
判断这样的人处理这样的事，有时必须从细微处着眼，一旦发现有不利因素的苗头，就应立即采取措施，断然扼制于未然。
西周时期，姜太公因辅佐武王姬发灭殷有功，被封为齐君。当时齐国有个华士，国人都称赞他的贤德，但他下决心不侍奉于天子，也不结交诸侯。太公曾三番五次召请他，他也不来，于是太公杀了他。周公旦对此非常震惊，责问为何杀之？太公答：
“华士决心不去侍奉天子，又不去结交诸侯，那我还能用他为臣或与他交友吗？由此看，他是个无用之民。其次，屡召不到，是忤逆之民的表现。此人若被立为榜样，我岂不高处不胜寒了吗？我还能去做谁的君主呢？”
从此往后，齐国便没有怠惰的臣民了。
无独有偶，孔子也做了件类似的事情：
少正卯是一位学富才高的贤者，与孔子同一时代。他甚至几次有压倒孔子，压走其入门弟子之势。后来孔子做了鲁国的司寇，便杀死了少正卯。于是孔子弟子子贡进见说：
“少正卯乃鲁国有名望之人，你杀掉他，岂不是很大的失误吗？”
孔子答：“人有五种大恶，但盗贼不属其列。一是行为邪僻而顽固不化；二是内心通变而阴狠毒辣；三是窥人隐私而无所不晓；四是言辞虚伪而巧佞辩饰；五是顺适逆流而冠冕堂皇。这五条，若有一条对上号，就不见容于当权君子，今少正卯兼而有之，此乃小人中之枭雄，当诛之。”
诚然，少正卯能够利用时机，煽动孔门弟子背师弃贤，如此之人能与之共事于朝廷吗？孔子之所以下狠手，不仅因为少正卯能够一时巧言乱政，并且也是为了提醒后人提高警惕，以防小人以学术“杀人”。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想做一番大事，不能体察细微之处的种种情势，很难实现预期目标。
忧患有征兆
有时候，事情虽然还没真正发生，迹象其实已经显露。如果不能从初期的迹象去掌握即将发生的事实，就会像无知的雀鸟，筑巢所在的柴薪已经冒起烟火，还优哉游哉不知躲避防范，这是非常危险的。而有智慧的人则不然，只要见到一点迹象，就能判断出事情未来的发展，而采取合宜的行动。
一般来说，忧患的来临必有其征兆，如果不预先设法消除，将后悔莫及。这种防患于未然的做法，正是明哲保身的借鉴。
春秋时，秦武王派甘茂攻韩国的宜阳（公元前308年），甘茂担心会遭人诬陷诽谤，于是对武王说：
“以前，曾参住在费的时候，鲁国有个叫曾参的杀了人，人家告诉曾参的母亲说：
‘曾参杀人。’他的母亲说：‘我的儿子才不会杀人。’继续自在地织布。不久，另一个人又告诉她说：‘曾参杀人。’他的母亲依旧自在地织布。不久，又有第三个人向她说：‘曾参杀人。’他的母亲立刻丢下梭，离开织机逃走了。”
“以曾参的贤明，和他母亲的信任，有三个人接连地造谣，他的母亲都怀疑、害怕了。
我去攻韩国，小人进谗言则无处容身，请主公明察。”
这就是“深谋远虑”、“老谋深算”，是重要的上策观点，是处理当前与将来长远关系的至高准则。封建时代，很多大臣就是在这个题目上做文章，充分显示出他们的聪明才智的。
汉朝初期，汉高祖刘邦派樊哙以相国名义带兵去平定谋反的燕王卢绾。发兵之后，有人揭发樊哙在刘邦生病时，与吕后勾结，等刘邦一死，就要把戚夫人一家杀绝。刘邦很生气，就派陈平骑马去传达命令，让周勃代樊哙指挥军队，并立即在军中把樊哙斩首。
陈平接受任务后，私下里同周勃商量说：“樊哙是功臣，又是吕后的妹夫。皇上只是一时恼怒，想杀掉他。但是皇上已经病重，未来是什么情况，并不明白。所以还是不把樊哙马上斩首，只是把他押回来让皇上自己下命令杀掉为好。”周勃也同意这样做。
后来，在押送樊哙回京的路上，陈平听见刘邦去世的消息。他急忙赶回向吕后报告逮捕樊哙的经过，吕后叫他把樊哙放了。因为他没有照刘邦的旨意杀死樊哙，所以吕后还是相信他，又让他做太子的老师。以后吕后的妹妹要为樊哙报复陈平时，在吕后那里也通不过了。
时间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只看到眼见而不能预见未来，我们就会犯短视的错误，不能消除即将到来的祸患。
鸡蛋碰石头
生活中免不了与上级打交道。领导往往有着很强的尊严感，行使权力、发布命令，使事情向着自己所预想的目标发展，会给他带来这种感觉。而尊严是一个人最敏锐、最脆弱的感觉，因为它总是同一个人最本质的某些东西相联系的，侵犯尊严便等于是对人的污辱和蔑视，这在自认为理所应当享受别人尊重的领导眼里，是绝对不能被容忍，更不能被谅解的。
许多时候，下级的冲撞会使领导下不了台，面子难堪。如果领导的命令确有不足，采用对抗的方式去对待领导，这无疑会使他感到尊严受损，以敌意来对抗敌意。特别是在一些公开场合，领导是十分重视自己的权威的，或许他会表示，可以考虑你的某些提议，但他绝不会允许你对他的权威提出挑战。
下级冲撞领导，一般都会使用比较过激的言辞，特别是一些很伤感情的过头的话，这些话会像一把把尖刀直冲向领导的内心，这势必会惹得他怒火中烧，大发雷霆，视你为敌。在这种情形下，你可能是出于某种忠心才说的，但如言辞不当，反而会使领导认为你是一直心怀不满。他会想：“这家伙隐藏得好深，竟骗过了我！原来他一直对我有意见、一直是三心二意，今天终于暴露出来了！”一种算总账的仇恨就会像火焰一样地烧起来，以至于失去冷静的分析。
对抗会使领导失去理智。一旦尊严受损，领导便觉得权威受到挑战，在面子感到相当狼狈难堪时，会使他把事态看得十分严重，一时也不会考虑什么是非曲直，只有一味地宣泄。在此种情形下，领导一般都会十分激动，甚至是头脑发昏，恼羞成怒。失去冷静的判断，你就成了他的第一号敌人，过激行动常常会因此而发生。即使是当时比较克制，事后也会是越想越是气恼，找机会报复你。
抗上所引发的悲剧，下属不得不引以为鉴。
三国时，诸葛亮初展才华，火烧博望坡，杀得曹军大败。曹将夏侯惇对曹操说：“刘备如此猖狂，真是心腹之患，不可不先下手为强，除掉他。”而曹操也认为刘备、孙权乃自己统一天下之大障碍，所以决定发兵讨伐，扫平江南。
而有一大夫，叫孔融，却是迂腐得很。他以刘备是汉室宗亲，孙权虎踞龙盘为名，称曹操是“兴无义之师，恐失天下之望”，因此惹得曹操大怒。孔融退出，仰天长叹：“以最不仁义去讨伐最仁义者，怎么能不败呢！”结果被人听去，报告了曹操，曹操于是大怒，诛杀了他的全家。
据说，早就有人对孔融说过：“你这人刚直得有些过分了，这是你自取祸患的根本。”
孔融不谓才不高，但他未领会领导的意图和决心，出言不逊，特别是以“最不仁”来形容曹操，这怎么能不使曹操心怀懊恼，必欲杀之而后快呢！
所以，下属在与上级说话时切勿激动，而是要时刻提醒自己，即使自己是对的，也要注意态度、方式方法和时机问题，不要冲撞对方，引起上级的怒火，使他怨恨于你。鸡蛋碰石头的结果，下属一定要牢记于心。
功高不震主
对于许多聪明人来说，人生的最大害处不在外部而在自己。一旦做出一番事业，就难免要居功自傲，而这样做的下场往往比无所作为的人更惨。所以，一个有修养的人应该知道居功之害。
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不论任何好事，都要守住自己的本分，绝对不可以功高震主，否则轻的招致他人恼恨，重的甚至惹来杀身之祸。自古以来，如果能与别人共同拥有完善的名节，就可以避免意想不到的别人的加害。
事实证明，只有像张良那样功成身退，善于明哲保身的人才能防患于未然。同样对那些可能玷污行为和名誉的事，不应该全部推诿给别人，主动承担一些过错，引咎自责，具备这样涵养德行的人才算是完美而清高的人。
汉代时晁错自认为其才智超过文帝，更是远远在朝廷诸大臣之上，暗示自己是以前的佐命大臣，想让文帝把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全部委托给自己。这正是功高震主的表现。唐宣宗初即位，看到功高权重的李德裕，心里忌惮很不平衡，以致头发被汗水浸湿了，这与汉大将军霍光为汉宣帝护卫车乘，而宣帝忌惮心畏，像有芒刺在背有什么区别？
功劳高了，人主震慑，这样的功臣当然会有自我矜傲的表现。
而韩信可谓功高盖世，但因为其声名显赫功高震主，最终也下场可悲。秦末韩信从项梁、项羽起义，为郎中。其献策屡次不被采用，投奔刘邦，被萧何荐为大将。楚汉争雄时期他出奇兵占领关中。后来，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成皋间，他被委为左丞相，领兵破魏、代，平定赵、齐，被封为齐王。后与刘邦会师于垓下，击灭项羽。汉朝建立，改封楚王。因受人诬告谋反，降为淮阴侯。陈豨叛乱时，有人告韩信与其同谋，欲起兵长安，被吕后诱杀于未央宫。
从韩信之死来看，功臣极难自保。联想到像自己这种功劳很高，使人主震慑惧怕的功臣，如果再有什么居功自傲的表现，恐怕就得不到安宁了，弄不好就会招来灾祸。
如何使自己避免功高震主以求自保呢？有人总结出如下几条：
（1）要守法
从历史上看，循吏最易保全。《史记·循吏列传》中，司马迁所说的循吏，就是遵循法规，忠实执行命令，能知时务识大体的臣子。
后世人以为只有慈有仁惠、和善愉快，以仁义为准则的官吏，才称得上“循吏”，那就大错特错了。首先应该是遵守法令，严格地约束自己，这才是循吏的作为。在一个组织里，注意按照规则办事，就是守法的表现。
（2）不参与
即不把自己的私利参与在自己所执掌的权力中去。《论语》中有“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即舜和禹真是很崇高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一点也不为自己。
把自己的私利参与在政事之中是很不廉洁的举动，似乎可得一时之利，但最终为人们所厌恶，他的功劳再多、苦劳再大也终会抵消。
（3）不长久
古人说：“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身居高位时一天应比一天更谨慎，如同行走在危险的高崖之上，即使自己注意了，能得到善终的人也太少了。所以，位置越高权力越大，怀疑猜忌的人越多，不可不防，不可不早做撤退的打算。
（4）不胜任古人说：“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栗粟危惧，若将殒于深渊。”即身居高位所面临的危险惊心动魄得就像以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烈马，万分危险，所以千万不要居功自傲，要时时谦让，功成身退，可得善始善终。
（5）不重兵
在古代，功高的臣子如果能够主动交出兵权，那么对君主的威胁就减少了，所以“不重兵”，就是自我裁军，以求自保的意思。
（6）多请教
古人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作为你的上司，他必然有其独到之处，所以一旦在做事之前一定要主动向你的上司请教，探听他的意见，这样在办事时就有所凭借，既能保全自己，又显示了自己的谦虚。
把事放在明处
即使仅仅出于安全的考虑，以伪装的面目出现也不一定就是最佳方法，有时倒还是把自己和盘托出，让别人透彻地了解自己更加有效。
西汉的开国功臣陈平，有一次只身逃亡，船上的艄公看见他身带宝剑，知道是个军官，就觊觎他的钱财，陈平怕他由于误会而害自己性命，就故意脱了衣服光着膀子帮他摇橹，艄公见他除了一把剑之外，无有分文，也就不多费手脚了。
陈平曾为刘邦六出奇谋，功劳很大，这种让别人“洞烛”自己的小计只能算儿戏。唐朝中兴名臣郭子仪在功成名就之后，一直保持这样一种全无城府、一无遮拦的情况。
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首功之臣，被封为汾阳王，堂堂王府每天总门户大开，任人出入，不闻不问。一次，属下的一位将军离京赴职，前来告辞，适逢他的夫人和爱女正在梳妆，只见她们差使郭子仪拿毛巾、端洗脸水，同使唤仆人丫鬟没有什么两样。将军走后，郭子仪的几个儿子都深感羞愧，一齐来劝谏父亲以后分个内外，郭子仪就是不听，孩子们急了，哭着劝父亲自重。
郭子仪却笑着对他们讲其中的道理：“朝廷给我的爵禄已经很高了，再往前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但往后退，也没有什么可仗恃的。如果我一直修筑高墙，关闭门户，和朝廷不相往来，那么万一有人与我结下怨仇，诬陷我有二心，再加上那些妒贤嫉能之辈在中间加油添醋，造成确有其事的样子，那么我全家九族都会粉身碎骨，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现在我坦荡无邪，四门洞开，即使有人想以谗言诋毁我，也找不到任何借口来加罪于我。”
几个儿子听了，深深佩服，一齐拜倒在地。
中国历史上多的是功高震主的大臣，但能够善始善终的则寥寥无几，郭子仪却是其中之一。他历经唐代七朝，身居军政要职六十年，被唐朝史臣裴洎称为“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这不能不部分归之于他的这份厚黑功夫。然而，要是把它仅仅看做一种谨慎，那是对人性、对中国人的人生境界的低估。
人生活在世界上，大部分时间里和大多数场合中都在演戏，都在扮演种种角色。在古代中国这样礼法繁琐的国家里，每个人更会感觉到这套角色服装的沉重，它像盔甲，更像桎梏。所以，能够摆脱这种种束缚，达到心灵的四门洞开，无所隐匿，一切话都可以说于人前，一切事都可以做在当面，实在是一种人生大智慧。所以，不妨脱光自己的衣服，赤条条见人。
以不变应万变
在古代兵法之中，危战是在人们处于潜在危险环境中的作战方法。人善于在安全时觉察到危险，而采取预防措施，这就是危战之术。《孙子兵法》中说，想要获得胜利，也不要忘记败的可能。也就是说要居安思危，万一失败的话，要事先制定好应变措施。由此可见，未雨绸缪，绝非杞人忧天，而是为了确实获胜，所以必须小心谨慎，以防患于未然。
同样，智者永远都不会满足现状，因为他们的目光总是投在远处，总能居安思危。
（1）居安思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