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一提起“文革”，我就想到玻璃。“文革”给我的最初印象，就是随便砸玻璃。后来才演成这样那样的风云。
那时我小，刚上学，是小别人两岁提前上学的，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四处看砸玻璃。盟公署家属院的小孩儿常研究哪个机关或学校的玻璃还没有砸。他们研究毕，一声令下，浩浩荡荡去和玻璃激战。
公家的许多地方都没人了，院里奇怪地寂静。这帮家伙开始也犹豫，互相推辞，“你先砸”，“还是你先砸……”不知是谁，一砖头飞掷过去，“当啷”的粉碎声震响。他们像兔子一样掉头跑，跑到没气力，远远观望是否有人怒骂追赶。没人，慢慢回去，一通乱砸，把所有的玻璃砸得粉碎。
这情景与电影里纳粹的做法很相像。
砸过的窗户如同呲着一口口獠牙。更弱小的孩子用小石子飞击“獠牙”的碴儿，“叮叮”，并不碍什么。
看他们砸玻璃，我心里“咚咚”跳，即害怕又兴奋。每次想砸都不敢。我想到砖头从手里飞出去，落在玻璃上，“当啷”粉碎，心就缩紧。而且，当第一声爆响我们掉头跑的时候，我都认为有一只铁钳般的大手会从背后捏住我们的细脖梗，罪恶感遍布全身。但每次都没有这样的大手。而在“没有”的欣慰当中，似有更深的焦虑。
有一阵儿，看到一处单位的玻璃完好，竟有视觉上的不适应。定睛看，这是一家军人站岗的院子，才释然。
碎玻璃的事件，随我上小学开始就开始了，到中学毕业还没有结束。我现在回想毕业时的赤峰二中的校园，虽然并非所有玻璃都是碎的，也并非所有的玻璃都没碎。那是在1975年。
还有一件事跟玻璃有关。1969年冬季，风传苏联人就要打过来了，经赤峰进攻北京。那时，赤峰街家家户户的玻璃都用纸条糊成“米”字型，放眼看去，另有一番景象。有人说盟医院的玻璃不糊纸条，代以胶带。我们结队参观，是胶带，看人家多文明。家属院有一户姓蔡的人家不糊“米”字，是“十字”。我们看了不顺眼。后来听说他家地主成分，是天主教徒。民兵来了，训斥：“你想用十字作暗号吗？苏修来了不炸你家。”老蔡家吓得赶紧糊成“米”字。为什么糊“米”字？街道说苏联人的炸弹遇着“米”字就不响了。我们听了兴奋。
过了几年我才明白，“米”字并不避炸弹，而是在爆炸气浪的冲击下，玻璃碴儿不至横飞。关于赤峰的备战，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赤峰若被攻占，北京就要失守。我们深为赤峰的战略地位而光荣，如果有北京人见了我们客气，也不为过谦，我们会大度地拍他们肩膀：放心吧，一定死守我们赤峰，没看家家的玻璃？米米米，多么肃正。而又说，赤峰之咽喉在以北40里处的木头沟。此处不保，赤峰则不保。此话让人生气，木头沟算什么玩意儿？籍籍无名却把握赤峰甚至祖国心脏之安危，我儿时为此深感不安。所幸苏联人未敢擅入，否则木头沟一带必有激战，此地也如珍宝岛一样荣入史册。现今则可开发“木头沟一日游”与“木头沟啤酒”，不至凡庸。
许多年过去了，生活处于玻璃完好与不必糊“米”字的日寸代。然而无论何时何地，我一听到玻璃的爆碎声，心里都会缩成一团，半天才呼出一口气。我不明白为什么恐惧这种声音。
虽然我早已是一个成年人，虽然现时是一个和平年代，虽然我不断提醒自己“文革”已经过去了30年，但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仍在惧怕“文革”，非常地惧怕。当年，在砸玻璃之后不久，我家就陷入了灭顶之灾。
